盧、駱與王、楊選擇形式不同，是由於他們兩派的使命不同。盧、駱的歌行，是用鋪張揚厲的賦法膨脹過了的樂府新曲，而樂府新曲又是宮體詩的一種新發展，所以盧、駱實際上是宮體詩的改造者。他們都曾經是兩京和成都市中的輕薄子，他們的使命是以市井的放縱改造宮廷的墮落，以大膽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縮，所以他們的歌聲需要大開大闔的節奏，他們必需以賦為詩。正如宮體詩在盧、駱手裏是由宮廷走到市井，五律到王、楊的時代是從台閣移至江山與塞漠。台閣上隻有儀式的應製，有“句繪章，揣合低卬”。到了江山與塞漠，才有低徊與悵惘，嚴肅與激昂，例如王的《別薛升華》《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和楊的《從軍行》《紫騮馬》一類的抒情詩。抒情的形式，本無須太長，五言八句似乎恰到好處。前乎王、楊，尤其應製的作品，五言長律用的還相當多。這是該注意的！五言八句的五律，到王、楊才正式成為定型，同時完整的真正唐音的抒情詩也是這時才出現的。
將盧、駱與王、楊對照著看，真是一個說不盡的話題。我在旁處曾說明過從盧、駱到劉（希夷）、張（若虛）是一貫的發展，現在還要點醒，王、楊與沈、宋也是一脈相承。李商隱早無意的道著了秘密：
沈宋裁辭矜變律，王楊落筆得良朋。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惟觀屬對能。（《漫成章》）
以沈、宋與王、楊並舉，實在是最自然，最合理的看法。“律”之“變”，本來在王、楊手裏已經完成了。而沈、宋也是“落筆得良朋”的妙手。並且我們已經提過，楊炯和宋之問是好朋友。如果我們再知道他們是好到如之問《祭楊盈川文》所說的那程度，我們便更能了然於王、楊與沈、宋所以是一脈相承之故。老實說，就奠定五律基礎的觀點看，王、楊與沈、宋未嚐不可視為一個集團，因此也有資格承受“四傑”的徽號，而盧、駱與劉、張也同樣有理由，在改良宮體詩的觀點下，被稱為另一組“四傑”。一定要墨守著先入為主的傳統觀點，隻看見“王、楊、盧、駱”之為四傑，而抹煞了一切其他的觀點，那隻是拘泥，頑冥，甘心上傳統名詞的當罷了。
將盧、駱與王、楊分別的劃歸了劉、張與沈、宋兩個集團後，再比較一下劉、張與沈、宋在唐詩中的地位，便也更能了解盧、駱與王、楊的地位了。五律無疑是唐詩最主要的形式，在那時人心目中，五律才是詩的正宗。沈、宋之被人推重，理由便在此。按時人安排的順序，王、楊的名字列在盧、駱之上，也正因他們的貢獻在五律，何況王、楊的五律是完全成熟了的五律，而盧、駱的歌行還不免於草率、粗俗的“輕薄為文”呢？論內在價值，當然王、楊比盧、駱高。然而，我們不要忘記盧、駱曾用以毒攻毒的手段，憑他們那新式宮體詩，一舉摧毀了舊式的“江左餘風”的宮體詩，因而給歌行芟除了蕪穢，開出一條坦途來。若沒有盧、駱，那會有劉、張，那會有《長恨歌》《琵琶行》《連昌宮詞》和《秦婦吟》，甚至於李、杜、高、岑呢？看來，在文學史上，盧、駱的功績並不亞於王、楊。後者是建設，前者是破壞，他們各有各的使命。負破壞使命的，本身就得犧牲，所以失敗就是他們的成功。人們都以成敗論事，我卻願向失敗的英雄們多寄予點同情。
原載《世界學生》第二卷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