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這一個字，在中國很帶著濃厚的宗教意味。皇帝是“天子”，皇帝的命運叫“天命”，皇帝的殺人叫“天罰天討”，有了這樣的一個“天”字的假設，皇帝就被裝扮得像人以上的東西了。皇帝祭天，叫人民敬天，自己卻在那裏“靠天吃飯”。
此外，如所謂“禮”“命”“風水”“星相”等種種的東西，也逃不了同樣的嫌疑。叔孫通幫漢高帝作朝儀，漢高帝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這是他從“禮”得到好處的自己招供。惟其窮人受苦的時候，能自認八字不好，命運不好，祖墳風水不好，貴族和資本家才有安穩飯吃。否則他們的養尊處優就要失了根據及理由，而世界也就或者早已不能如此“太平”了！
同樣的例證，在外國也可隨時可見，隨舉數則於下！
中世紀的哲學完全替基督教建築基礎，這是誰都知道的哲學史上明顯的事實。黑格爾哲學在德國皇家保護之下發達，他的“一切實在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實在的”一句原則，被德皇解作“現存的是正當的”了。亞丹·斯密（今譯作亞當·斯密）的經濟說，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是資本階級所擁護的。因為亞丹斯密主張利用個人的利己心，放任自由，不加幹涉，這在資本家看來真是最好沒有的學說。馬爾薩斯說人口是依幾何級數倍加，食物隻依算術級數增加，人口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食物斷不能增加一倍，人不能沒有食物，結果必至自相殘殺，無論如何救濟，斯世終是個可悲觀的局麵。這思想在主張用社會主義以改造現世的人實是很大的打擊。如果事實真是如此，社會主義就要失去基礎，而在資本家方麵，卻因此得了暫時的緩衝地了。
最有趣的是犯罪學上的例。意大利犯罪學者中，差不多同時有兩個人，一個叫龍勃羅梭，一個叫佛爾利，都於犯罪學上有所發見。龍氏的犯罪學是以骨相術為基礎的。他以為凡是犯罪的人，都是骨相異常的人，凡骨相異常的人，先天的就非作惡犯罪不可的。佛爾利呢，把犯罪的原因分有三類：一、人類學的原因，二、風土的原因，三、社會的原因。其中所謂人類學的原因，和龍氏所說大致相類，至於風土的原因和社會的原因，實是龍氏所未發的創見。在學說的精粗上，佛氏當然勝於龍氏。可是龍氏的犯罪學為一般人所推崇，而佛氏卻受人冷遇。因為龍氏把犯罪的原因全歸諸犯罪者先天的骨相，社會上的特權階級對於犯罪者可以不負責任，龍氏的所說不啻替特權階級辯護罪惡。佛氏於犯罪的原因中列著社會的原因，他說：“在人的身心上，沒有再勝於饑餓的害惡的。饑餓是一切非人情的反社會的感情之源，饑餓存在之時，什麼愛，什麼人情，都不可能。”這正觸著特權階級的痛處了。在特權階級握著勢力的期內，他的被世人冷遇寧是當然的事。
此外可舉的例證很多，僅上麵的若幹事例，已足窺見大概了吧。如果用了這眼光去觀察一切，我們實不能不把一切懷疑。法律，男女道德等的所以如此，覺得都另有原因，並不是非如此不可的。
階級的權力總有時可以移轉。馬克斯（今譯作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漸有取亞丹斯密而代之的狀況了，女子的勢力如果再發展一點，男女間的關係或許更改。東洋留學生勢盛的時候，學校一切製度都流行日本式，現在是美國留學生得意的時代，學校一切製度當然要變成美國風。不信，但看現在大吹大擂的新學製！
我們對於世間一切須有炯眼，須看出一切的狐狸尾巴，不要被瞞過了。
刊《春暉》第二十八期
（1924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