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衣服商作就一種新式花樣的衣服的時候，常雇人穿了去在街上及熱鬧的遊戲場行走，使所作出的花樣成為流行，引人購買，而自己從中取利。帽子的忽平頂忽圓頂，眼鏡的忽大忽小，婦女衣襟的忽直忽圓，以及衣料顏色花樣的忽這麼忽那麼，在遵從者自以為流行時髦，其實這所謂流行時髦，是由製物商操縱而成的。一般趨向流行時髦的人隻是上當罷了。
記得有一年，我在杭州，五月中的一天，天氣很熱，我穿了一件夏布長衫出去，一般講究衣服的朋友們及街路上的人見了都大以為怪。特別是走過綢莊門口的時候，店員都用手指我，好像在那裏批評嘲笑我什麼。其實，那時街上已很多赤膊的人了，綢莊店員自己也有許多赤膊的。夏天早到，穿夏布原是合理的事，有什麼可嗤笑的呢？可以赤膊而不可以穿夏布長衫，這是何等的矛盾？但在那講究衣服的及綢莊店員看來，的確是一件不大佳妙的事。如果一到立夏節以後，大家都穿起夏布來，那麼那漂亮朋友們的什麼紡綢衫，春紗衫，夾紗衫，熟羅衫等將出不來風頭，而綢莊也快要關門了！我常計算中國衣服的種類，自夏布長衫起到大毛袍子止，其間共有三十等光景，各有各的時命，不容差次。夏布是要到大伏天才穿的。這種麻煩的等差，在隻穿一件竹布長衫過四季的窮人原不算什麼，擁護這製度的全是那些漂亮朋友和衣服商人。這情形和夏天暴雨後天氣涼得要穿夾衣的時候，而賣涼粉或西瓜的總是赤著膊大聲叫賣一樣。
即小可以見大，由以上的例看來，可知社會上所流行的存在的一切東西——製度，風俗以及學說思想等等，都有它的根據。別的且不講，今夜隻講學說思想。
學說思想本身的成因有二：一是時代的要求，二是個人的傾向。所謂個人，又是時代的產物，無論如何的豪傑，都逃不掉“時代之兒”一句話。即在成因上說，所謂學說思想已不是純粹不雜的東西。至於一學說一思想成就以後，有的被尊崇，有的被排斥，尊崇與排斥似乎另有標準，與學說思想的本身好壞差不多是無關的。
這標準是什麼？老實點說，就是要看這學說思想對於某種階級有利與否，所謂“各人拜各人的菩薩”。譬如四季隻穿竹布長衫的窮人當然不主張衣服的時節的等差，綢莊主當然要反對五月穿夏布長衫。
不過，階級之中有有權力的階級，也有無權力的階級。被權力階級所擁護的思想學說，當然比無權階級所擁護的要來得優勝。並且事實上，權力階級能支配無權階級，要他怎樣就怎樣，所以結果隻有權力階級能擁護利用思想學說，思想學說也隻有被權力階級擁護利用了以後才能受人尊崇，存在流行。
我並不敢說學者的思想學說都是為替權力階級捧場而發生的。（不用說，為捧場而創學說的盡多。）他們創作一學說，構成一思想，也許心中很純潔，不趨附權勢，但是到了後來，自然會有人利用。這是他們所不料及的。
古往今來這種例證盡多，先講中國的吧。
凡是中國人，無論男的女的，讀過書的不讀過書的，都知道尊敬崇拜孔夫子，關夫子，嶽老爺，朱夫子。我們不敢說這幾個聖賢不必崇敬，但所以成一般崇敬的對象，不能不認為別有原因。孔夫子的主張君臣名分，關夫子與嶽老爺的為一姓盡力，朱夫子的在《通鑒綱目》中以蜀為正統，都是配皇帝的胃口的。袁世凱在要做皇帝的前一年，令學校讀經，令人民崇祀關嶽，不是為了這個緣故嗎？孟夫子因為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聞誅一獨夫紂，未聞弑君也”“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等類的話，曾被明太祖逐出聖廟。這是很明白的反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