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品 奈何(2 / 3)

位於紫禁城外東路、九龍壁正南的南三所是清朝皇子所居之處,殿頂皆覆綠琉璃瓦。乾隆年間,皇十五子顒琰(後來的嘉慶帝)居於南三所的中所長達二十年,顒琰的次子旻寧(後來的道光帝)亦生於此,長於此。嘉慶即位後,升中所為潛龍邸,改名擷芳殿。往後有道光帝皇長子奕緯,皇四子奕詝居於此。鹹豐以後諸帝,因無子嗣,擷芳殿遂不再有皇子居住。

文華殿位於紫禁城外東南部,與武英殿對稱,是明代皇太子出閣讀書、皇帝出巡時,太子監國、皇帝病重時,太子視朝的場所。按“五行說”,東方屬木,色為綠,表示生長,故殿頂覆綠色琉璃瓦。嘉靖帝入主紫禁城之初,因乾清宮在正德年間曾受火災,尚未修整完畢,故先居於文華殿。嘉靖十五年(1536年)改做皇帝便殿,是皇帝召見翰林、舉行經筵講學的處所,殿頂又改覆黃色琉璃瓦。

明清兩代,每歲仲春、仲秋,皇帝要擇日禦殿,經筵官在此講書經之義,皇帝本人則撰寫禦論,闡發書義、經義,禮畢,賜茶賜座。明清兩朝殿試閱卷也在文華殿進行。

此外,文淵閣是皇家藏書樓,根據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牆用青綠冷色,瓦用綠色剪邊的黑色琉璃瓦。神武門內東西兩側原是章京護軍值班所在,因位屬北方,五行屬水,所以也用黑瓦。

今日步入紫禁城,那映入眼簾、連綿不絕的紅黃二色,在日暮的掩映下顯得輝煌而蒼涼,無不讓人感慨萬千。

過往數百年,無數人身陷其中,爭名奪利,紫禁城就像一個注定的命局,看著無數人跋涉其中,勞碌奔忙。頃刻間翻雲覆雨,風雲變色。誰是主,誰為客?輸贏得失,誰又說得分明?

陳寅恪有言:“讀史早知今日事,對花還憶去年人。”可是,麵對著廣袤、寂靜的紫禁城,它仿佛浩瀚的無邊無際的宇宙,從建成以來便遺世獨立。蒼穹之下,眾生沉浮;悲喜交集,滄桑變幻;人世得失,如何數算?對於命運的安排,我無法給出深刻的評價。

我清淺的筆觸始終無法觸及它的底蘊。這座孤城,對我而言,始終是個難以參透,卻難以忘懷的舊夢。

【叁】

記憶從何處開始?

生命有著不同的形態。新的枝丫長出,老的枝丫死去,遵循著所有生命亙古不變的規律,辭舊迎新。曆史似乎可以從任何地方開始。

在紫禁城裏,有這樣的一處地方,它是一個男人留給自己的私屬。

寧壽宮花園。每當走到這裏,我都會想起這位曆史上為數不多的福壽雙全的皇帝——愛新覺羅·弘曆。

從秦始皇算起,中國曆史上前後一共有八百多位皇帝,其中能夠榮升太上皇並安然終老的並不多。曆史上第一位享有“太上皇”尊號的是秦始皇的父親秦莊襄王,但秦莊襄王是死後才追封。因此,從漢高祖劉邦奉自己的父親劉太公為太上皇算起,到清高宗弘曆止,活著成為太上皇的,滿打滿算不過區區15位。

作為太平天子,乾隆當政60年後將皇位傳給第十五子顒琰,是為嘉慶帝。乾隆是既要安享富貴,又要大權在握的典型。他為自己歸政養老後所規劃修建的寧壽宮區,從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修建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耗時六年時間才完工,寧壽宮區亦分前朝、後寢兩部分。前朝以皇極殿為重心,前有皇極門和寧壽門,仿乾清宮的規製;後有寧壽宮,仿坤寧宮的規製。後寢區分為東、中、西三路,儼然一個微縮版的紫禁城。

其中最為人稱道的是位於寧壽宮區的西北角的寧壽宮花園。乾隆因喜歡建福宮花園,希望歸政之後依然生活在那樣的環境中,特命仿造建福宮花園修建了寧壽宮花園。

寧壽宮花園的造園水平超過了之前所建的建福宮花園,是公認內廷園林的精品。寧壽宮花園共有四個院落,布局精巧華美,衣食住行,怡情養性,無不考慮周詳。園中建築的題名,如“倦勤齋”、“符望閣”、“遂初堂”、“頤和軒”等,無不體現了他頤養天年、心滿意足的姿態。

事實上,乾隆歸政之後,並沒有在寧壽宮居住。隻是偶爾來此遊憩賦詩,反而是慈禧太後在光緒親政後曾居此多時,六十壽辰亦是在此度過。

乾隆25歲即位,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時,他已經85歲,依然精力旺盛。他宣稱自己退位之後就到寧壽宮區養老。事實上,他退位之後,在“歸政訓政”的名義下,依然把持朝政不放,一直居住在養心殿,嘉慶帝隻能住於毓慶宮,掌管一些祭祀、典禮等名義上的事,做了三年“兒皇帝”。直到乾隆死去,絞殺了和珅,他才真正掌握實權。

從曆史上看,明帝比清帝昏庸,清帝比明帝會享受。明朝皇帝耽於逸樂,怠慢朝政,除了明武宗喜歡出京遊逛之外,大多數龜縮於禁中不出,喜靜不喜動。

而清朝皇帝,因其出身是關外遊牧民族,性喜射獵,對於狩獵尤為重視,每年春天舉行春蒐,當萬物複蘇之際,率領八旗將士前往南苑狩獵,於晾鷹台舉行殺虎典禮。每年秋天會在塞外的木蘭圍場舉行長達二十天的秋獮,行圍習武論功行賞。屆時,皇族親貴、蒙古王公子弟、八旗將士無不奮勇爭奪。大狩之事,一可保不忘滿族尚武之風,二可對蒙古等族彰顯國之軍力,三可令久居京城的皇帝離開紫禁城,稍微放鬆自在一下。

狩獵之風,在康乾兩朝最盛,嘉慶之後,由於國力漸衰和皇帝自身體質喜好等問題,遂不常行。

巡幸之事,亦是如此。康熙為治理河務漕運,籠絡南邊的漢族士大夫,曾六巡江南,祭孔子,親謁明太祖陵。此舉被乾隆效仿,他在最後一次南巡中,下令在杭州、揚州、鎮江三地建文瀾、文彙、文宗三座藏書閣,存放《四庫全書》,準許文人借閱流傳。

乾隆的巡幸之舉,比起其祖,要鋪張奢靡的多,不僅大肆修建行宮,還處處尋訪名園勝景。圓明園中的安瀾園、獅子林、曲院風荷,清漪園(頤和園)中的惠山園、玉泉山靜明園中的竹壚山房等,都是乾隆巡幸之後,仿造江南名園所建。

清代的皇家園林之規模,數量要遠遠大過明朝,禁內有禦花園、慈寧宮花園、建福宮花園和寧壽宮花園,和紫禁城毗鄰的還有西苑,那裏有寬闊的太液池(今之北海、中海、南海),可供遊憩。

在京城的西郊,海澱西山一帶,在遼、金行宮別墅的基礎上,清帝興建以圓明園為中心的宮苑,包括圓明園、暢春園、萬壽山清漪園(今之頤和園,慈禧尤愛之,多次擴建,改稱頤和園)、玉泉山靜明園和香山靜宜園,合稱“三山五園”。當年那一帶舉目所見,盡為皇家所有。

從康熙朝到鹹豐朝,皇家園林已成為皇帝日常生活和實際處理政務的地方。每年的隆冬季節,帝後暖居宮中,等正月舉行過慶賀、祭祀等典禮後,即離宮赴京西諸園,除卻必要的典禮、祭祀需回宮之外,皆長居園中。康熙愛暢春園,雍正喜圓明園,鹹豐尤愛避暑山莊(駕崩於避暑山莊煙波致爽殿)。

到盛夏六月前後,清帝率宮眷前往避暑山莊,再往木蘭秋獮。九月中旬秋獮結束後,或回宮中,或回京西諸苑。十一月初,再正式返回宮中。清帝對京西諸園感情很深,直至晚清同治年間,同治皇帝還曾起意要重修被八國聯軍焚毀的圓明園,而甲午海戰的失敗,亦與慈禧挪用海軍軍費修建頤和園,導致軍費空虛有關。

與乾隆帝退位之後的養尊處優相比,因“土木之變”而失去帝位的明英宗朱祁鎮被尊為太上皇之後際遇淒慘,簡直連普通的囚徒都不如。而明英宗之所以落到如斯境地,追根溯源,還要從一場戰爭,從明朝與蒙古的積怨談起。

元末之時,朱元璋提出的口號就是“驅除胡虜,恢複中華”,明朝建立之後,一路向北遠征,硬是將元朝殘部打回草原,龜縮在大漠深處。自明朝開國以來,雙方經曆了無數次戰爭。

昔日強盛的蒙古帝國一分為三:蒙古本部韃靼,占據著蒙古高原,由成吉思汗的直係後裔(黃金家族)統治,屬於蒙古正統;瓦剌,占據著蒙古西部,又稱作西蒙古,明初首領猛可帖木兒死後,瓦剌由馬哈木統領。

明朝初年,納哈出投降,兀良哈三衛被收編為“朵顏三衛”,歸寧王朱權管轄。這支外聘的蒙古騎兵戰鬥力極強,成為明軍的精銳部隊,後來在“靖難之變”中立下大功。朱棣對其進行封賞,允許他們與明朝互通貿易。“朵顏三衛”長期占據著遼東一帶,向明朝朝貢,聽從明朝的指揮。

無論是戰是降,蒙古人好戰善掠的天性不變,對明朝的威脅始終存在。韃靼衰落之後,瓦剌趁勢崛起。強悍無比的朱棣親率大軍,遠征瓦剌,一戰打出數十年的和平。

朱棣不辭辛勞,南征北戰,為即將到來的“仁宣之治”奠定了堅實的外部基礎。此外,他深具識人之明,為子孫留下難能可貴的人才,明朝曆史上最著名的“三楊”內閣,正是在永樂年間接受磨礪、曆練,從而登上曆史舞台。

紫禁城是永不會太平的。永樂年間嫡位之爭的驚心動魄,完全可以當成教科書來看,精彩不遜於康熙末年的“九王奪嫡”。太子朱高熾體形肥胖,身有殘疾,卻生性仁厚。朱高煦相貌英俊,能力出眾,精於權謀,一心想取而代之。

當時朝野之中,文臣支持朱高熾,武將偏向朱高煦,兩派鬥得難分難解。朱高煦使盡心機,太子黨一度大受打擊。最終,得意忘形、過於跋扈的朱高煦失寵失勢,朱棣經過長期的思想鬥爭,最終依然選擇了立長子朱高熾為皇太子,是為明仁宗。

每次走到文華殿前,我都會不由自主地升起一股濃重的憐憫。自來太子不易做,做好了容易招忌,做不好容易招罵。古來太子,若攤上個強勢老爹和虎狼兄弟,想善終都難。說是國之儲君,實則有名無實的活靶子。老爹不放心你,兄弟惦記著你,大臣們審時度勢應酬著你。朱高熾做了二十多年的太子,地位幾度岌岌可危。他謹言慎行,忍辱負重,好容易熬到老爹駕鶴西遊,他當了不到一年的皇帝也蒙主恩召。

朱高熾是中國曆史上少有的仁厚之君。他不負黎民,不負那些支持他的賢臣們的厚望,不負“仁宗”廟號,史載“在位一載,用人行政,善不勝書”。可惜的是,他在位僅十個月。

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二十九日,朱高熾猝死於宮內欽安殿。留下遺詔:“朕既臨禦日淺,恩澤未浹於民,不忍重勞。山陵製度務從儉約。”他的兒子朱瞻基尊重了他的意願,仁宗的獻陵,確實是明十三陵中最簡樸的。

明宣宗朱瞻基自幼被祖父寄予厚望,很大程度上因朱棣對他的器重和喜愛,穩固了他父親朱高熾的太子地位。而朱瞻基即位之後承其父誌,種種作為,的確是一位值得稱道的好皇帝。

由太祖開國,到成祖守業,再到“仁宣之治”,曆時60年,明朝終於達到其統治前期的鼎盛時期。時“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閭閻樂業,歲不能災”。史家將其比之周朝的成康之治和西漢的文景之治。朱高熾、朱瞻基父子治國安民,勵精圖治,實在功不可沒。

轉眼到了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那一年,戰端再起。

明英宗朱祁鎮在太監王振的慫恿下,親征瓦剌。一頭精明善戰的猛虎,力圖光複元帝國的梟雄,遇見一個突發奇想自不量力的奴才,這一戰的悲劇從開始早已注定。隻是,可惜了那些無辜陪葬的亡魂。

可憐永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由於王振令人發指的愚蠢和無知,加上堅持不懈的犯錯,20萬(號稱50萬)明軍全軍覆沒,隨同出征的50餘位大臣戰死,英宗也被瓦剌俘虜,史稱“土木之變”。大明朝文臣武將精銳損失殆盡,明朝開國以來的數朝積累,毀於一旦。這一場慘敗影響深遠,很多曆史學家甚至將其看作明朝由盛轉衰的分水嶺。

雖然朱元璋曾頒下嚴旨,立下太監不得幹政的規矩,但實際操作起來卻事與願違。為了平衡皇權與相權,皇帝不得不借重身邊最親近的群體——宦官。

從洪武年間開始,就已經有一些宦官在宮外執行任務。到了永樂年間,因為“靖難之變”的緣故,皇帝與宦官之間的聯係加深。宦官的任用較前朝更加普遍,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七下西洋的鄭和。

到了宣德元年(1426年),明宣宗在內府設置內書堂,教授太監讀書識字,此舉的初衷是因為政務實在過於繁重,皇帝畢竟精力能力有限,不能個個是勞模,需要宦官來當幫手——“批紅”。不過在王振出現以前,在位的皇帝精明能幹,政治經驗豐富,宦官“犯法輒置極典”,故而並未形成宦官專權的局麵。由此可見,宦官勢力能否壯大,跟皇帝自身有莫大關係。

到了英宗朝,出了個王振。初期由於太皇太後張氏的威嚇挾製,曆仕四朝的“三楊”在朝輔政,王振尚且不敢輕舉妄動。隨著太皇太後逝去,“三楊”年老體衰,相繼離職去任,王振“狡黠得帝歡”,深得英宗寵幸,漸漸大權獨攬,在朝中網羅黨羽,安插親信,“遂跋扈不可製”,終因其貪瀆,引起貿易爭端。瓦剌興兵來犯,王振貪功好勝,釀成“土木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