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著微綿強自勝，荒台古檻一憑陵。
波飛太液心無住，雲起蒼崖夢欲騰。
幾向遠林聞怨笛，獨臨虛室轉明鐙。
絕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
——袁克文︽寒雲諷父詩︾
【壹】
步上太和殿高高的石階，在丹陛上遠眺，巍巍紫禁，恢弘宮闕，優美廖遠，令人浮想聯翩。“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這裏不單是兩千年帝製文明積聚的巔峰光華，在唐朝大明宮早已蕩然無存的狀況下，這裏或許是五千年華夏文明存留最鮮明的例證，亦是當下中國依然健在，不被激進的物欲損毀的古老文明。
縱然它此時，更像一具殘骸。昔日榮華繁盛，一去不返。
想起明清兩朝的兩位皇帝，明朝的萬曆和清朝的康熙。這兩個男人，各自創下了中國曆史上帝王這個職業的單項紀錄，明萬曆帝是長達28年不朝，超越了嘉靖帝，創下曆史上皇帝怠政的最長紀錄。同時，萬曆這個年號，用了48年，是明朝使用時間最長的年號。他亦是明朝在位最久的皇帝。清康熙帝長達61年在位，除卻乾隆，他可算是中國曆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
比較這二位的職業生涯，是很有意思的。明實亡於萬曆，清漸盛於康熙。他們同是絕頂聰明的人，行事風格卻又是如此不同。
還有一層格外深長的聯係，暗與兩朝興衰接替相連。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康熙的先祖努爾哈赤統一北方女真部落，稱汗，建立後金，奠定大清基業，秣馬厲兵，圖謀中原。
時光遞進至1644年，清軍入關，順治皇帝在太和門舉行登極大典。這次典禮，由於睿親王率先頭部隊到京隻有五個月，先前被戰火焚毀的皇極殿（清改稱太和殿）未遑修整，因此這次的登極大典是在皇極門（清改稱太和門）舉行，儀式比較簡略。
彼時，順治登上臨時設置的寶座，諸王、貝勒、貝子、公等立於金水橋北，文武百官立於金水橋南，王公文武官員跪進慶賀的表文，大學士宣讀表文之後，群臣行三跪九叩禮，即告結束。順治之後的清朝皇帝，均於修繕一新的太和殿舉行登極大典，典禮隆重莊嚴，禮儀繁瑣。
典禮當日拂曉時分，擔任禁衛的步軍已經屯守於紫禁城各門。內閣會同禮部、鴻臚寺官員設置放寶璽的寶案於太和殿禦座之南正中，設放置群臣進獻表文的表案於殿內東間之南，設放置詔書的詔案於東間之北，又設放置筆硯的筆硯案於殿內西間，另設一黃案於殿外丹陛正中，由鑾儀衛的官校陳設法駕鹵薄於太和殿前廣場和太和門直至午門外的禦道兩旁。典禮中演奏的樂隊隨之。
一切準備就緒，嗣皇帝先到內廷太後宮中行三跪九叩禮，然後乘金輿，從乾清門左門出，前引後扈大臣、豹尾班、侍衛隨行。到保和殿降輿，先到中和殿升座，在典禮中執事的各級官員先在此行三跪九叩大禮。
禮畢，官員各就其位。禮部尚書再奏請即皇帝位，翊衛人等隨皇帝前往太和殿，皇帝升禦座。太和殿東西簷下，設中和韶樂樂隊，當皇帝禦寶座，樂隊即奏樂，若處在先皇喪期，樂則設而不作，隻在午門鳴鍾鼓。
皇帝即位之後，太和殿階下三鳴鞭，在鳴讚官的口令下，群臣行三跪九叩禮。此時應奏丹陛大樂，若處喪期，亦設而不作，群臣慶賀的表文亦進而不宣。
典禮最後要頒詔。其時，大學士由太和殿左門進殿，從詔案上捧過詔書放在寶案上，由內閣學士用寶（蓋“皇帝之寶”印），大學士再將詔書捧出，交禮部尚書捧至階下，交禮部司官放在雲盤內（裝飾有雲紋的木托盤），由鑾儀衛的人摯執黃蓋護送由中道出太和門。
階下再鳴鞭，皇帝還宮，文武百官分別由太和門旁的昭德門、貞度門隨詔書出午門。將詔書放置在龍亭內，抬至天安門城樓上頒布。時皇帝返宮，大學士將印璽交回，貯於大內。
一般人會以為，皇帝上朝處理政務會在前朝的太和殿中，亦即民間傳說中的“金鑾殿”。實質上，太和殿的政治的象征意義大於實際功用。
太和殿是用來舉行各種重大典禮的場所，例如皇帝登基，大婚，恭上皇太後徽號，冊立皇後，命將出師，新授官員謝恩，傳臚，宴飧等……此外每年元旦、冬至和萬壽節，一年中三個最重大的節日，皇帝在此舉行“大朝儀”，接受文武官員的朝賀，並向王公大臣賜宴。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之前，科舉考試的最高一級“殿試”，亦在此舉行，後雖改在保和殿舉行，殿試後，欽點狀元，宣布進士名次的“傳臚”儀式，仍在太和殿舉行。
大的典禮一般在拂曉舉行，殿內外燃燭照明，殿內和丹陛下的鼎爐裏點燃檀香和鬆柏等香料，香煙氤氳。時，簷下奏樂，午門鳴鍾鼓。氣氛肅穆莊嚴。
原諒我有一種錯覺。我總是會情不自禁，把此時經過的人想成當年在此勞役的人，轉念就覺得自己荒謬，那時在此的人，哪會如現在這般自由、散漫，不拘禮法。來來去去，言行舉止自有法度。
舉行大朝儀時，亦不是所有人聚集在太和殿裏，文武百官在太和殿廣場上按品級跪拜，朝賀，絲毫不準錯亂、僭越。尋常時日，太和殿廣場都嚴禁人進入。
從太和門走到乾清門，由前朝緩緩步入內廷，跨入那道宮門，亦像是走入兩個朝代。站在這兩道宮門前，凝望著朱紅色大門上斑駁而凝重的門釘，每走一步，離前塵舊夢就更近一些。
乾清門廣場，有種歲月滌蕩的空闊清寂感。這條狹長的廣場，又稱“橫街”，是紫禁城內的一條分界線。橫街以南是外朝，橫街以北是內廷。廣場兩側各有一道禁門，東為景運門，通往外東路宮區；西為隆宗門，通往外西路宮區。
站在紫禁城的乾清門前，日色朗朗，我始終覺得那是一條通往別處的時空隧道。與外朝的太和門不同，內廷的乾清門，似乎是通往某些人內心深處的一條孤長暗道。它始終給予我這樣的暗示和指引。
乾清門建於明永樂年間，其兩側分別是通往東西六宮的內左門和內右門。內左門外東側有廬房十二間，由東向西依次是當年的散佚大臣（負責侍衛事宜）值班處、文武大臣奏事待漏處（大臣們上朝奏事的等候處）。乾清門廣場橫街南側，與排房相對有五間板房，為宗室王公奏事待漏處。
值得一提的是，奏事處是宮內傳遞公文的機構，分為外奏事處和內奏事處。清代奏事處接到奏折題本，傳遞諭旨的過程大體是：每日零點，各部院派一筆帖式捧奏匣至東華門，待門開後，筆帖式隨奏事官將奏匣交至景運外的外奏事處。
待乾清宮門開之後，外奏事處將奏匣送至內奏事處，由內奏事處的奏事太監送呈禦覽。淩晨兩點左右，乾清門前有一白紗燈放到階上不久，奏事官即捧前次經禦批的奏折出門，發還各部院衙門，並分別說明“依議”、“知道了”、“另有旨”等。
乾清門內正對乾清宮，左右是侍衛值房， 內奏事處位於乾清宮西廡月華門南，與外奏事處不同，此間的辦事人員全為太監。雍正七年（1729年），因清廷連年用兵西北，戰事緊急，軍報頻繁，雍正帝特命在靠近養心殿的在隆宗門內臨時設置軍需房（又稱軍機房），不久，改為軍機處。
初時，雍正帝派怡親王允祥、大學士張廷玉、蔣廷錫等入值，專為辦理一切軍需事宜。雍正十年（1732年）內改為常設機構，正式命名為“辦理軍機事務處”。 雍正駕崩之後，乾隆曾一度廢除軍機處，改設總理事務處，不久又重新恢複。
初時，軍機處不參與其他政務決策，後來權力漸大，逐漸取代內閣實際秉政處理政務的機構，淩駕於內閣之上。
一旦入住軍機，可謂是深入參與到帝國政務的核心層，軍機大臣權責如此之大，位高權重令人豔羨。可是實際上，當你站在隆宗門內，麵對著那一排軍機值房，你會由衷地感覺到為臣子的艱辛和不易。軍機值房內的陳設是如此簡單，除卻必備的辦公用品和必要的休息設備之外，幾乎沒有其他陳設。
為防止君權旁落，清朝皇帝對軍機處的限製極嚴。中央和地方的官員不得將奏報的內容事先透露給軍機大臣；軍機大臣不得在軍機處辦理本部院的事，各部院大小官員不得到軍機處找本部堂官請示事務。
軍機大臣每日分兩班輪值，辦理皇帝當日交辦的事情，隨時聽候宣召。軍機處的印信由內廷收藏，需用時，由值班章京親自通過內奏事處“請印”，用畢即還，不得延誤。連軍機章京（軍機處辦事人員）的值房，亦不許閑人窺視，違者重處不赦。為了執行這些規定，每天都有一名禦史，從旁監視。
晚清時，張之洞入內覲見，到軍機處找恭親王奕議事，想起先朝遺訓，這位老於宦海的權臣，依舊不敢僭越，止步階下不前。
【貳】
千秋史冊自有其公允之處，對一位皇帝的功業的評價，從不是以他在太和殿舉行過幾次大典、威儀如何來評斷，而是以他日常施政的得失來評斷。
一個龐大的帝國運轉起來，一日事有萬千，僅僅是一年三次的“大朝儀”遠遠滿足不了處理政務的需要。
清朝皇帝普遍較明朝勤政。日常所做之事有禦殿視朝（後改為禦門聽政）、禦殿傳臚（殿試發榜召見新科進士）、懋勤殿勾到（每年秋後，皇帝親自審批判決死刑的案件）、宮中日常視事（批閱奏折、召對臣工、引見庶僚）、接見外國使節等。
皇帝的主要工作是處理政務，上朝聽政，謂之“常朝”。永樂年間，因三大殿建成之後毀於火災，當時又戰事連連，常朝遂改在三大殿的正門——奉天門舉行，並逐漸演變成“常朝禦門儀”，俗稱“禦門聽政”。
明朝舊例，文武官員每日拂曉時分到奉天門參加朝會，皇帝接受朝拜、處理政事。屆時午門擊鼓，文武大臣列隊從午門左右掖門魚貫而入，按品級，文東武西，分列於太和門兩側廣場上。（悲劇的是無論皇帝本人是否有興致出現，文武百官都得每日到此聚集。而明朝後期的皇帝多以怠政出名，大臣們深受其苦。）
如果皇帝大人如約出現，辰時（7～9點）升座，階下鳴鞭，大臣行一跪三叩禮，九卿六部大臣依次奏事，當班的內閣學士負責記錄皇帝意見，退朝之後擬旨，頒行天下。奏事畢。鳴鞭，皇帝乘輿還宮，百官依次退出。
朝儀製度極嚴，其時有監察禦史糾舉禮儀，眾臣不得喧嘩、耳語、吐痰或牙笏墜地，步履不穩重，否則將以失儀罪論處。
電視劇裏王公大臣議事，在朝堂上熙熙攘攘、吵翻天的景象，在真實的儀軌中，是絕不允許出現的。皇權至威，豈容縱容挑釁。有一步行差踏錯，足以獲萬死之罪。
清朝自順治起，就有“禦門聽政”之舉，到康熙時，“禦門聽政”更加頻繁。許多軍政大事，都是在聽政時決策的。雍正帝以後一直沒有間斷，直到鹹豐初年以後，由於朝政日趨腐敗，皇帝體弱多病，“禦門聽政”漸漸不行。到同治、光緒年間，由於慈禧太後垂簾聽政，“禦門聽政”遂告廢止。
如遇大風、雨、雪天氣，“禦門聽政”也可停止或改期。乾隆二年（1737年），“禦門聽政”正趕上大雨，奏事官員都淋濕了。事後，乾隆分賞官員兩匹紗，侍衛和執事官各一匹。
有賞也有罰，“禦門聽政”時，奏事官員是不許遲到或不到的。道光十六年（1846年）二月，一次因奏事官未到齊，道光帝對遲到的官員分別處以罰俸二到四年的處分。
清朝的皇帝按時舉行“禦門聽政”。每次“禦門聽政”之前，都由皇帝事先傳旨內閣，由內閣傳知在京各部院衙門，各部院官員將要進奏事情寫成奏本裝入奏匣內，準備好當麵呈奏。
“禦門聽政”舉行前，乾清門首領太監將皇帝寶座、屏風陳設於乾清門正中，寶座前設一黃案，案前再放一氈墊，供官員跪拜進奏時用。乾清門侍衛在寶座前左右翼立，丹陛以下，有領侍衛內大臣、內大臣、豹尾班及侍衛持槍佩刀分左右相對而立。各部院前來奏事的官員先在朝房恭候。
皇帝禦駕到來之前，先傳旨。官員得旨之後，馬上到乾清門階下按次序分品級，東、西相對而立。記注官、科道官、翰林等也分別到規定的地方站好。
皇帝升座之後，各部院奏事官依次將奏匣放在黃案上，再跪向皇帝呈奏。當麵承接旨意。若奏有機要之事，科道官侍衛等退場，大學士、學士升階，由滿族內閣學士跪奏，皇帝降旨遵行。
【叁】
穿過橫街，進入乾清門，從高台甬道步上乾清宮月台，這座內廷正殿麵闊9間，進深5間，重簷廡殿頂，上覆黃琉璃瓦。規製與前朝太和殿同，為內廷後三宮之首。
甫入殿內，就有一股陰涼襲體，好像遁入古舊時空，與門外的光鮮亮烈無涉。乾清宮的高大廊柱，有種歲月浸潤的滄桑之美。明朝14位皇帝以及清朝的順治、康熙兩位皇帝，都以乾清宮為寢宮，處理日常政務。
仰望禦座，凝望“正大光明”四個字，念想最深是康熙。愛新覺羅·玄燁，八歲登極，在位61年，威加海內，勵精圖治，無數次力挽狂瀾，畢生勤政不怠，政事絕不假手於人。又能量才任用，不拘滿漢，終奠定大清盛業，成一代聖主明君。
“正大光明”這四個字，原來的匾額由順治禦筆親書。這仿佛是冥冥中一種托付。順治帝一直厭惡自己的帝王生涯，恨其不得自由。他的兒子康熙卻沒有他的掙紮和不甘願，坦然將帝王這個職位打理得極其稱職到位。
如果說，真有“天命所歸”，那麼“天命”的意思應該不是說誰生來應該做皇帝，而應該理解為誰當之無愧，天生適合做皇帝。比起他兒子雍正的兢兢業業，康熙這皇帝做的是遊刃有餘，樂在其中。
若非樂在其中，他不會有那麼持久的激情和毅力。數十年來，殫心竭力，猶如一日。
他生來並非太平皇帝。清室定鼎中原，玄燁衝齡踐祚，天下初定，百廢待興，世非承平。前有權臣製約，清朝貴胄伺謀皇權，後有三藩之亂，沙俄犯境，彼時台灣仍在明朝舊臣鄭氏父子手中，而蒙古諸部內亂頻生，噶爾丹叛亂未平……又兼黃河水患，年年災患不斷，時時流寇四起，民間有人以朱三太子之名，煽動民眾逆反。種種憂患，不可細述盡言……
治家尚不易，治國猶難千萬倍。天下事，按下葫蘆起了瓢，這情況古今皆同。身為外族，玄燁治國的難度，更倍於明朝所謂正統皇帝。換做是另一個人，一定焦頭爛額，身心倦怠，苦不堪言。幸而他個性剛毅果斷，又不失寬忍，英明，內任賢臣，外委良將，終將國家大事調理得清清明明。
自親政之日起，到去世之前，除因生病、三大節、重大變故外，隻要身在宮中，他幾乎日日勤政不輟。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大學士奏請皇帝，隔三四日聽政即可。康熙道：“朕聽政三十餘年，已成常規。不日日禦門理事，即覺不安……”其勤勉自製、堅持不懈的敬業精神，足以令明朝皇帝羞愧，集體掩麵而逃。
皇帝本人精力十足，百分百敬業，因此清代“禦門聽政”的時間也早的嚇人，春夏季是卯正（早6點），秋冬季在辰初（早7點），一些住所遠離皇宮的大臣，為了早朝不遲到，半夜就得動身。長此以往，絕對熬人。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有大臣向皇帝奏請，“分班啟奏”，“或令滿漢正佐輪流。”康熙聞奏後，將每日禦門聽政的時間修改為春夏季辰初初刻（7點15分），秋冬季則改在辰正初刻（8點15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