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0015�_\u00059�複旦與我
我曾寫過一篇散文，題目是《感激》。
在這一篇散文中，我以感激之心講到了當年複旦中文係的老師們對我的關愛。在當年特殊的時代背景下，對我，他們的關愛還體現為一種不言而喻的、真情係之的保護。非是時下之人言，老師們對學生們的關愛所能包含的。在當年，那一份具有保護性質的關愛，銘記在一名學生內心裏，任什麼時候回憶起來都是凝重的。
我還講到了另一位並非中文係的老師。
那麼他是複旦哪一個係的老師呢？
事隔三十餘年，我卻怎麼也不能確切地回憶起來了。
我所記住的隻是一九七四年，他受複旦大學之命在黑龍江招生。中文係創作專業的兩個名額也在他的工作範圍以內。據說那一年複旦大學總共從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招收了二十幾名知識青年，他肩負著對複旦大學五六個專業的責任感。而創作專業的兩個名額中的一個，萬分幸運地落在了我的頭上。
事情大致是這樣的——為了替中文係創作專業招到一名將來或能從事文學創作的學生，他在兵團總部翻閱了所有知青文學創作作品集。當年，兵團總部每隔兩年舉辦一次文學創作學習班，創作成果編為詩歌、散文、小說、報告文學、通訊報道與時政評論六類集子。一九七四年，兵團已經培養起了一支不止百人的知青文學創作隊伍，分散在各師、各團，直至各基層連隊。我是他們中的一個，在基層連隊抬木頭。兵團總部編輯的六類集子中，僅小說集中收錄過我的一篇短篇《向導》。那是我唯一被編入集子中的一篇，它曾發表在《團戰士報》上。
《向導》的內容是這樣的：一個班的知青在一名老職工的率領下進山伐木。那老職工在知青們看來，性格孤倔而專斷——這一片林子不許伐，那一片林子也堅決不許伐，總之已經成材而又很容易伐到的樹，一棵也不許伐。於是在這一名老“向導”的率領之下，知青離連隊越來越遠，直至天黑，才勉強湊夠了一爬犁伐木，都是歪歪扭扭、拉回連隊也難以劈為燒材的那一類。而且，他為了保護一名知青的生命，自己還被倒樹砸傷了。即使他在危險關頭那麼舍己為人，知青們的內心裏卻沒對他起什麼敬意，反而認為那是他自食惡果。伐木拉到了連隊，指責紛起。許多人都質問：“這是拉回了一爬犁什麼木頭？劈起來多不容易？你怎麼當的向導？”而他卻用手一指讓眾人看：遠處的山林，已被伐得東禿一片，西禿一片。他說：“這才幾年工夫？別隻圖今天我們省事兒，給後人留下的卻是一座座禿山！那要被後代子孫罵的……”
這樣的一篇短篇小說在當年是比較特別的。主題的“環保”思想鮮明。而當年中國人的詞典裏根本沒有“環保”一詞。我自己的頭腦裏也沒有。隻不過所見之濫伐現象，使我這一名知青不由得心疼罷了。
而這一篇僅三千字的短篇小說，卻引起了複旦大學招生老師的共鳴，於是他要見一見名叫梁曉聲的知識青年。於是他乘了十二個小時的列車從佳木斯到哈爾濱，再轉乘八九個小時的列車從哈爾濱到北安，那是那一條鐵路的終端，往前已無鐵路了，改乘十來個小時的長途汽車到黑河，第二天上午從黑河到了我所在的團。如此這般的路途最快也需要三天。
而第四天的上午，知識青年梁曉聲正在連隊抬大木，團部通知他，招待所裏有位客人想見他。
當我聽說對方是複旦大學的老師，內心一點兒也沒有驚喜的非分之想。認為那隻不過是招生工作中的一個過場，按今天的說法是作秀。而且，說來慚愧，當年的我這一名哈爾濱知青，竟沒聽說過複旦這一所著名的大學。一名北方青年，當年對南方有一所什麼樣的大學，一向不會發生興趣的。但有人和我談文學，我很高興。
我們竟談了近一個半小時。
我對於“文革”中的“文藝”現象“大放厥詞”，倍覺宣泄。
他從自己的包裏取出一本當年的“革命文學”的“樣板書”《牛田洋》，問我看過沒有，有什麼讀後感。我竟說：“那樣的書翻一分鍾就應該放下，不是任何意義上的文學作品！”
而那一本書中，整頁整頁地用黑體字印了幾十段“最高指示”。
如果他頭腦中有著當年流行的“左”，則我後來根本不可能成為複旦的一名學子。倘他行前再向團裏留下對我的壞印象，比如“梁曉聲這一名知青的思想大有問題”，那麼我其後的日子更加不好過了。
我記得清清楚楚，我們分手時，他說的是“你跟我說過的那些話，不要再跟別人說了，那將會對你不利”。這是關愛。在當年，也是保護性的。後來我知道，他確實去見了團裏的領導，當麵表達了這麼一種態度——如果複旦大學決定招收該名知青，那麼名額不可以被替換。沒有這一位老師的認真，當年我根本不可能成為複旦學子。
我入學幾年後，就因為轉氨酶超標，被隔離在衛生所的二樓。他曾站在衛生所平台下仰視著我，安慰了我半個多小時。三個月後我轉到虹橋醫院，他又到衛生所去送我……
至今想來，點點滴滴，倍覺溫馨。進而想到——從前的大學生（他似乎是一九六二年留校的）與現在的大學生是那麼不同。雖然我已不認得他是哪一個係、哪一個專業的老師了，但卻肯定地知道他非是中文係的老師。而當年在我們一團的招待所裏，他這一位並非中文係的老師，和我談到了古今中外那麼多作家和作品。這是耐人尋味的。
大千世界，芸芸眾生。人皆一命，是謂生日。但有人是幸運的，能獲二次誕辰。大學者，脫胎換骨之界也。“母校”說法，其意深焉。複旦乃百年名校，高深學府；所育桃李，遍美人間。是複旦當年認認真真地給予了我一種人生的幸運。她所派出的那一位招生老師身上所體現出的認真，我認為，當是複旦之傳統精神的一方麵吧！我感激，亦心向複旦之精神也。故我這一篇粗陋的回憶文字的題目是《複旦與我》，而不是反過來，更非下筆輕妄。我很想在複旦百年校慶之典，見到一九七四年前往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招生的那一位老師。
本命年聯想紅腰帶
牛年是我本命年。
屈指一算，我已與牛年重逢四次了。於是聯想到了孔乙己數茴香豆的情形，就有一個惆悵迷惘的聲音在耳邊喃喃道：“多乎哉？不多也。”自然是孔乙己的傳世的名言，卻也像一位老朋友作難之狀大窘的暗示——其實是打算多分你幾顆的。可是你瞧，不多也。真的不多也！
於是自己也不免的大窘，窘而且恓惶。前邊曾有過的已經消化掉在碌碌無為的日子裏了。希望後邊兒再得到起碼“四顆”，而又明知著實的太貪心了。隻那意味著十二年的“一顆”，老朋友孔乙己似乎都不太舍得超前“預支”給我。
人在第四次本命年中，皆有嗒然若失之感。元旦前的某一天，妻下班回來，頗神秘地對我說：“猜猜我給你帶回了什麼？”猜了幾猜，沒猜到。妻從挎包掏出一條紅腰帶塞在我手心。我問：“買的？”妻說：“我單位一位女同事不是向你要過一本簽名的書嗎？人家特意為你做的。她大你兩歲。送你紅腰帶，是祈祝你牛年萬事遂心如意，一切煩惱憂愁統統‘姐’開的意思……”聽了妻的話，瞧著手裏做得針腳兒很細的紅腰帶，不禁地憶起二十四歲那一年：另一位女性送給我的另一條紅腰帶……
小時候，家裏孩子多，又窮，母親終日為生計操勞，沒心思想到哪一年是自己哪一個兒女的本命年，我頭腦中也就根本沒有什麼本命年的意識，更沒係過什麼紅腰帶。
二十四歲的我當然已經下鄉了，是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一師一團七連的小學教師。七連原屬二團，在我記憶中，那一年是合並到一團的第二年，原先的二團團部變成了營部。小學校放寒假了，全營的小學教師集中在營部舉辦教學提高班。
幾天後的一個傍晚，我去水房打水，有位女教師也跟在我身後進入了水房。
她在一旁望著我接水，忽然低聲問：“梁老師，你今年二十四歲對不對？”
我說：“對。”
她緊接著又問：“那麼你屬牛囉？”
我說：“不錯。”
她說：“那麼我送你一條紅腰帶吧！”——說著，已將一個手絹兒包塞入我兜裏。
我和她以前不認識，隻知她是一名上海知青。一時有點兒疑惑，水瓶滿了也未關龍頭，怔怔地望著她。
她一笑，替我關了龍頭，虔誠地解釋：“去年是我的本命年。這條紅腰帶是去年別人送給我的。送我的人囑咐我，來年要送給比我年齡小的人，使接受它的人能‘姐’開一切煩惱憂愁。這都一月份了，提高班就你一個人比我年齡小，所以我隻能送給你。再不從我手中送出，我就太辜負去年把它送給我那個人的一片真心了啊！……”
見我仍怔愣著，她又囑咐我：“希望你來年把它轉送給一個女的。讓‘姐’開這一種善良的祈祝，也能帶給別人好運。這事兒可千萬別傳呀！傳開了，一旦有人彙報，領導當成回事兒，非進行批判不可……”
又有人打水。我隻得信賴地朝她點點頭，心懷著種溫馨離開了水房。
那條紅腰帶不一般。一手掌寬，四餘尺長，兩麵兒補了許多塊補丁，當然都是紅補丁。有的補丁新，有的補丁舊。有的大點兒，有的小點兒。最小的一塊補丁，才衣扣兒似的。但不論新舊大小，都補得那麼認真仔細，那麼的結實。我偷偷數了一次，竟二十幾塊之多。與所有的補丁相比，它顯露不多的本色是太舊了。那已經不能被算作紅色了。客觀地說，接近著茄色了。並且，有些油亮了。分明的，在我之前，不知多少人係過它了。但我心裏卻一點兒也未嫌棄它。從那一天起，我便將它當皮帶用著了……
它上邊的二十幾塊補丁，引起了我越來越大的好奇心。我一直想向那一名上海女知青問個明白，可是她卻不再主動和我接觸了。在提高班的後幾天我見不著她了。別人告訴我她請假回上海探家了。
一個月後我收到了她從上海川沙縣寄給我的一封信。信中說她不再回兵團了，已經轉到川沙縣農村插隊了，也不再當小學老師了。
“我想，”她在信中寫道，“你一定對那條紅腰帶產生了許多困惑。去年別人將它送給我時，我心中產生的困惑絕不比你少。於是我就問送給我的人。可是她什麼也不知道，說不清。於是我又問送給她的人。那人也不知道，也說不清。我一個人接一個人地追問下去，終於有一個人告訴了我一些關於它的情況。現在，我把我所知道的告訴你——一九四八年，在東北解放戰場上，有一名部隊的女衛生員，將它送給了一名傷員。那一年是他的本命年。後來女衛生員犧牲了。他在第二年將它送給了他的新婚妻子。一九四九年是她的本命年。以後她又將它送給了她的弟弟。他隔年將它送給了他大學裏的年輕的女教師。到了一九五九年，它便在一位中年母親手裏了。她的女兒赴新疆支邊。那一年是女兒的本命年。女兒臨行前，當母親的，親自將它係在女兒腰間了。一九六八年，它不知怎麼一來，就從新疆到了北大荒。據說是一位姐姐從新疆寄給親弟弟的。也有人說不是姐姐寄給親弟弟的，而是一位姑娘寄給自己第一個戀人的……關於它，我就追問到了這麼多。我給你寫此信，主要是怕你忘了我把它送給你時囑咐你的話——來年你一定要轉送給一位女性。還要告訴她，她結束了她的本命年後，一定要送給比她年齡小的男性。隻有這樣，才能使‘姐’開人煩惱憂愁的祈祝一直延續下去……”
她的信，使二十四歲的我，非常之珍視係在我腰間的紅腰帶了。
我回信向她保證，我一定遵照她的囑咐做。我甚至開始暗中調查，在我們連的女知青中，來年是誰的本命年……
但是不久我調到了團裏。
第二年元旦後，我將它送給了團組織股的一名女幹事。她是天津知青。
當天晚上她約我談心。
她非常嚴肅地問我：“你送我一條紅腰帶是什麼意思呢？你應該明白，你是初中知青，我是高中知青。咱倆談戀愛年齡不合適。而且，我已經有男朋友了！……”
我說：“你誤解了。這事兒沒那麼複雜。今年是你本命年，所以我才送給你。按年齡我該叫你姐，我送給你，是‘弟’給你好運的意思啊！”
她說：“那這也是一種迷信哪！”我說：“就算是迷信吧。可迷信和迷信有所不同，不能一概而論的。”“迷信和迷信會有什麼不同？”她又嚴肅地板起了臉。我思想上早有準備，便取出特意帶在身上的那封信給她看。待她看完，我問：“現在你如果還不願接受，就還給我吧！”她默默地還給了我——還的當然不是紅腰帶，而是那封信。我見她眼裏汪著淚了……在我二十四歲那一年，心中的煩惱和憂愁，並不比二十二歲時少，可以說還多起來了。我卻總是這麼安慰自己——也許我本該遭遇的煩惱和憂愁更多更多。幸運的紅腰帶肯定替我“姐”開了不少啊！……二十五歲那一年我離開兵團上大學去了。我曾在自己的一個本命年裏，係過一條獨一無二的紅腰帶。在我人生的這第四個本命年，妻的一位女同事，一位我沒見過麵的“姐”送給我的紅腰帶，使我憶起了幾乎被徹底忘卻的一樁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