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當年那一條補著二十幾塊補丁的紅腰帶，是否由一位姐，又送給了某一個男人？是否又多了二十幾塊補丁？也許，它早就破舊得沒法兒再補了，被扔掉了吧？
但我卻寧肯相信，它仍係在某一個男人腰間。
想想吧，一條紅布，一條補了許多許多補丁的紅布，一條已很難再看到最初的紅顏色的紅布，由一些又一些在年齡上是“姐”的女人，虔誠地送給一些又一些男人，祈祝他們在自己的本命年裏“姐”開一些煩惱憂愁，這份兒願望有多麼的美好啊！它某幾年在親人和親愛者間轉送著。某幾年又超出了親情和友情的範圍，被轉送到了一些素無交往的男人手裏。如當年那位也當過小學教師的上海女知青在水房將它送給我一樣。而再過幾年，它可能又在親人和親愛者間轉送著了。它的輪回，毫無功利色彩。僅隻為了將“姐”開這一好意，一年年地延續下去。除了這一目的，再無任何別的目的了……
讓“姐”開煩惱憂愁和“弟”給好運的善良祈祝，在更多男人和女人的本命年裏帶來溫馨吧！
阿門……
從前，少年們的收藏
收藏一事，大抵自少男少女時起。兒童而好收藏，此種現象不多。
在我記憶中，從小學三年級起，某些同學便喜歡收藏了。
起初收藏糖紙。
當年哈爾濱的果糖分兩類——無包裝的“雜拌糖”和有糖紙的；後一類民間的說法是“禮糖”，即，不是買了給自家孩子吃的，而是當作禮品與罐頭、點心搭配著送給別人家孩子吃的——當然，必是遇到難事了要求別人家，或求過了人情後補。
“雜拌糖”八角幾分錢一斤，一角錢也能買十幾塊。有時，小孩子買五分錢的，服務員也會賣，無須過秤了，數幾塊即可；包“雜拌糖”的是粗糙的包裝紙，粗糙到可見粉碎不徹底的麥秸。
“禮糖”則每一塊都有包裝紙，而且包裝紙細軟，其上印文字和圖案。在一般百姓家的大人孩子看來，是“高級塊糖”。
我下鄉前僅吃過一次“高級塊糖”——我父親所在的“大三線”建築單位派人慰問職工們的在哈家屬，每戶送上門一斤，於是我們幾個子女托父親的福，吃到了傳說中的“高級塊糖”，確實比“雜拌糖”多樣，也確實比“雜拌糖”好吃。那時“三年困難時期”已經過去了，中國經濟開始複蘇。
“高級塊糖”也分幾種——一般高級的是果味硬糖：更高級的是“大蝦”“小人兒”“雙喜”三種夾心酥糖；再高級的是“大白兔”奶糖，半硬不硬的那種；最高級的是“貴妃”軟奶糖。如今想來好生奇怪，不知為什麼糖紙上非印“貴妃”二字。
我下鄉後，自己終於能掙錢了，有幾次探家的日子裏買過“高級塊糖”——為了代母親答謝母親麻煩過的人家。
糖紙因其花花綠綠而受到愛好收藏的小學生的喜歡。有的自己曾吃過“高級塊糖”，有的則是留意撿到的。想想吧，別人將高級的塊糖吃掉了，隨手將糖紙一扔，而自己則如獲至寶地撿起，珍惜地予以收藏，證明收藏這件事是多麼美妙多麼令人上癮呀！
當年愛好收藏糖紙的既有小學女生也有小學男生，女生多於男生。那是一件挺費心思的事——首先得具有一定的擁有數量；其次糖紙兩邊是擰過的，需在溫水中浸泡多時，濕透後小心地用手指撫平；晾幹後夾入一本什麼書中才算大功告成。也不可暴曬，會曬脆。得使之陰幹——深諳此點的小女生，往往將糖紙貼在下午朝陽的窗玻璃上。那時玻璃還有一定溫度，晾幹之效果極佳。
糖紙受青睞的程度，不但視其包過何種糖，還與其上印著的廠家有關。若一張糖紙上印的是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某某糖廠的廠址及廠標，便屬珍品。即使在當年，即使對於小學生，“京上津廣”之大城市地位在心目中也已確立。而哈爾濱的小學生普遍認為，哈爾濱屬於中國第五大城市，這一點毫無疑問。
若一名愛好收藏糖紙的女生，將一張自己珍視的糖紙贈予有共同愛好的女生，則證明二人之間友誼篤焉。
我小學五年級時，班上一名女生因向另一名女生贈了一張稀有的糖紙，居然引起公安人員的調查——因那糖紙上印的是香港的一家糖廠，而受贈方之父親階級鬥爭的警惕性極高；經調查，贈予方的伯父是外貿幹部，從香港帶回了一斤香港糖而已。
自然，兩名小學女生之間的友誼徹底完結。
我小學六年級時，哈爾濱出產了一種“酒心巧克力”：在巧克力糖的內部，包上了一小汪酒液。一斤糖中，有“茅台”“瀘州老窖”“五糧液”“汾酒”等幾種“酒心”。這種糖，屬極品糖，即使在“京上津廣”四大城市中也是最高級的禮糖。當年我隻見過那種糖的糖紙，沒吃過。
包“酒心巧克力”的是一種叫“玻璃紙”的糖紙。極薄、透明。這種糖紙兩邊擰出的褶皺很不易壓平，隻能經水浸泡後用熨鬥熨。一名與我關係好的男生擁有數張，偷偷用熨鬥熨；不料熨鬥落地，使自己的一隻腳即被砸傷了，還挨了家長一頓罵。
我的一名“兵團戰友”十幾年前還保留著一部厚厚的“毛選合訂本”，內夾二百餘張各式各樣的糖紙——是一名與他發生初戀的女知青送給他的定情物，而她不幸在一次撲山火行動中犧牲了，定情物於是成為情殤紀念物。以糖紙為書簽，即使在當年的中學生中也較流行。但一名女中學生居然將小學時收藏的糖紙帶到了北大荒，並且夾在“毛選”中，作為定情物一道贈給意中人，真是隻有特殊年代才會發生的特殊之事啊。
煙紙是隻有小學男生才會收藏的愛好。當年中國尚無硬盒煙，卷煙一概都是用印有標誌性圖畫的煙紙所包的。某些煙紙的設計煞費匠心，具有獨特的審美性。那麼，收藏煙紙與收藏糖紙一樣，初心分明源於對美的印在方寸之上的圖畫的喜愛；否則一名小學生為什麼會收藏糖紙煙紙呢？確乎的，當年某些顯示出繪畫天分的少年、青年，小時候先是從臨摹糖紙上煙紙上的圖畫開始，後來才轉而臨摹小人書的。
當年哈爾濱能見到的卷煙是——“經濟”“葡萄”“迎春”“哈爾濱”“群英”“前門”“牡丹”“鳳凰”“中華”等幾種。“經濟”牌最便宜，8分一包，不知哪裏生產的，吸此煙的皆是從事苦力勞動而又家境十分困難的煙民。“葡萄”“迎春”屬於同一價格的煙，2角3分、2角4分；“哈爾濱”3角2分，與北京生產的“前門”價格接近。顯然，就是衝著“前門”定的價。在以計劃經濟為鐵律的當年，各省市之前也是實行地方市場保護主義的。可以這樣說，在各類民用商品方麵，其實從未做到嚴格意義上的計劃經濟。“牡丹”“鳳凰”“中華”三種煙，屬於最高級煙，每盒都在5角以上，隻能在“特供商店”買到。“特供”不是麵向一切高消費人士的，而是專指麵向十三級以上幹部的商店，購買要憑幹部證的。不夠十三級不賣，僅屬於高消費人士更不賣。在這一點上，充分體現了“特供”之“特”和計劃經濟鐵律。
故當年一名收藏煙紙的小學男生，若竟有“牡丹”“鳳凰”“中華”等煙紙，自然會被有同好的同學刮目相看。尋常之人難以見到的香煙，一名小學男生居然擁有其煙紙，他本人也肯定有幾分不尋常了呀！
直至我上了大學的1975年、1976年，一般人仍很難在哈爾濱買到以上三種高級過濾嘴煙。每有哈爾濱人寄給我錢，求我在上海幫助買。我在上海也得求人，卻僅能買到“牡丹”“鳳凰”。1980年以前，我連“中華”煙的煙紙也沒見到過，更不要說“中華”煙了。
細思忖之，小學男生喜歡收藏煙紙，與小學女生喜歡收藏糖紙的心理頗為不同。若言她們之收藏糖紙，純粹是出於對花花綠綠的漂亮小紙片的喜歡；那麼，小學五六年級男生之收藏煙紙，則也許包含了初萌的性意識的表現，而這當然是連自己也不明了的——他們的父輩多是體力勞動者，一向吸便宜的劣質煙的男人，這會使他們以為，煙是成熟的男人的標誌，而吸好煙是有地位的男人的標誌。那麼，在尚未長成大人的時候，擁有較高級的、很高級的、特高級的煙紙，似乎會使自己比別的男生們顯得不同尋常。為了尋找到少見的“珍稀”的煙紙，他們往往去到列車站、幹部招待所或賓館等地翻垃圾箱，以期有驚喜的發現。而一個事實確乎是，當年剛剛參加工作的青年，正是為了證明自己有“男子氣”，不久便成了煙民。另一個事實是，恰恰是在物質匱乏、經濟低迷的三年“困難時期”，收藏糖紙和煙紙的男生女生反而多了，這挺符合以精神滿足而替代物質擁有的人性自慰本能。但一成為中學生了，不論她們還是他們，則都放棄曾經的收藏興趣了，因為那會被認為太小孩子氣。
當年小學男生中還流行一種收藏愛好——玻璃球。我至今也未搞清楚為什麼會有玻璃球這種美妙的小東西。是的，當年在我看來，它們真是美妙極了，“內含”各種色彩鮮豔的“花瓣”，每一顆都如傳說中的明珠。一分錢不花單靠撿，是絕對實現不了那一種收藏的——街頭小店有賣的，單色的二分錢一個；若是三色的、五色的，往往貴到三四分錢甚至五分錢一個；五分錢可以買一支奶油冰棍啊！有的男生為了擁有較多的玻璃球，常到處撿廢品賣錢。玻璃球也可以進行“彈溜溜”這一種遊戲，規則類似打台球，有輸的，有贏的，於是會產生“高手”——能在三四米遠的範圍內，僅憑拇指和二指的彈力，用自己的球擊中對方的球，往往十中八九，所贏多多。在小學生中，彈玻璃球的高手，像乒乓球和籃球打得好的中學生高中生一樣，也是一種光環。當然，這主要是一種底層人家的男孩們的玩法，而且主要進行在底層人家居住的大雜院中。生活優越的人家的男孩，大抵是不屑於玩的，也對收藏之不感興趣。
收藏小人書，這是當年的小學生、中學生中最有文化的一種愛好。一本小人書，再便宜也要一角幾分錢，貴的兩角幾分錢，少有超過三角錢的。而一兩角錢，是父輩們買一包煙的錢。所以，收藏小人書這事，幾乎不可能成為多數底層人家的子女的愛好。我當年是有過三十幾本小人書的：我要為家裏買糧、買菜、買煤和燒柴，總之是家裏的“購買大員”，每次“貪汙”幾分打回的零錢，攢夠一角多了，就買小人書。擁有二十幾本後，也租過小人書，再用“租金”買小人書。我父親常年工作在外省，母親對我喜歡看小人書持特理解的態度，而這不啻是我成長時期的一種幸運。
收藏小人書，初心肯定是因為喜歡看小人書。至今令我困惑的是，在當年，在我這一代人中，喜歡看小人書的少男少女竟然很少。太奇怪了，大多數家庭並無收音機，也不訂報，家中除了自己的課本，根本再無另外的書，連小人書也不是多麼地想看，不寂寞嗎？如果喜歡看的多，小人書鋪便應該是個少男少女多多的地方呀！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許多小人書鋪其實很冷清，有五六個少男少女在看就算不錯的時候了。
那麼，當年的少男少女們的成長期都是怎麼過來的呢？——當年的父母子女多，一個孩子已經是少男少女了，所應分擔的家務也就多了。在底層人家，獨生子女的現象是極少見的。在北方，當年底層人家的生活內容特別蕪雜——挑水抬水、劈柴、做煤球、洗衣被，這些活都需要大孩子來分擔，照顧小弟弟妹妹，協助父母服侍上了年紀行動不便的爺爺奶奶，更是許多大孩子的分內事。當年，是哥倆的兩名小學男生吃力地走十幾米歇一歇地往家抬一桶水，已經上小學五六年級的女生而替母親喂小弟弟妹妹吃飯——這樣的生活場景是常見的。
所以也可以這麼說，除了學習和分擔家務，再聚一起玩會兒，我的大多數同代人當年其實沒多少時間光顧小人書鋪。當年，在家中，我看小人書讀成人書的更多的時候，是在煮飯的時候。煮軟一鍋玉米粥或高粱米粥，需小火煮上兩個多小時，並且容易糊鍋，所以得有人隔會兒看一下鍋。坐在矮凳上守著爐口看書，當年是我特愜意特享受的美好時光。
不論男生女生，成了中學生，至少三分之一還是喜歡看文學書籍的。喜歡看的，並且有幾本的，互相自會認識起來，都樂於交換看看。即使是借的，也很可能被央求不過，又借給了第三者，而第三者借給了第四個人，第四個人再借給了別人……
三分之二還多的中學生呢，有的因為連小人書也沒看過，便對成人書完全不存想看之念，此種情況會一直延續到成了知青以後——當年我所在的連隊，也有禁讀小說在知青中違紀流傳，喜歡看的，便互相約定：“你看完了我看啊，記住了！”有的則對書極為漠然，即使每晚的偷看者就是自己的鄰鋪亦無動於衷，並且絕不會問：“什麼內容呀，看得那麼入迷！”有的也曾想看，但“文革”忽然發生了，短短幾個月間，中國沒書可看了。這兩類人，後來成為一生也沒看過“閑書”的人。後來有了電視，有了手機，可看的內容多之又多，他們至死也不會覺得人生有什麼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