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妹妹的信
妹妹：
見字如麵。知大偉學習成績一向優異，我很高興。在孫女外孫女中，母親最喜歡大偉。每每說起大偉如何如何疼姥姥，善解人意。我也認為她是個非常懂事的孩子。她學習努力，並且愛學習，不以為苦，善於從學習中體會到興趣，這一點實在是難能可貴的。因而要由做父母的克服一切生活困難，成全孩子的學誌。否則，便是家長的失責。前幾次電話中，我也忘了問你自己的身體情況了。兩年前動那次手術，愈後如何？該經常到醫院去進行複查才是。
我知道，你一向希望我調動調動在哈市的戰友關係、同學關係，替你們幾個弟弟妹妹，轉一個經濟效益較好的單位，謀一份較穩定的工薪，以免你們的後顧之憂，也免我自己的後顧之憂。不錯，我當年的某些知青戰友、中學同學，如今已很有幾位當了處長、局長，甚而職位更高的官員，掌握了更大的權力。但我不經常回哈市，與他們的關係都有點兒疏淡了。倘為了一種目的，一次次地回哈重新聯絡感情，鋪墊友誼，實在是太違我的性情。他們當然對我都是很好的。我一向將我和他們之間的感情、友情，視為“不動產”，唯恐一運用，就貶值了。所以，你們幾個弟弟妹妹的某些困難，還是由我個人來和你們分擔吧！何況，如今之事，縣官不如現管。便是我吞吞吐吐地開口了，他們也往往會為難。有一點是必須明白的——我這樣的一個寫小說的人，與某些政府官員之間，倘論友誼，那友誼也更是從前的某種特殊感情的延續。能延續到如今，已太具有例外性。這一種友誼在現實之中的基礎，其實是較為薄脆的，因而尤需珍視。好比捏的江米人兒，存在著便是美好的。但若以為在腹空時可以充饑，則大錯特錯了。既不能抵一塊巧克力什麼的，也同時毀了那美好。更何況，如說友誼也應具有相互幫助的意義，那麼也隻有我求人家幫我之時，而幾乎沒有我能助人家之日。我一個寫小說的，能指望自己在哪一方麵幫助別人呢？幫助既已注定了不能互相，我也就很有自知之明，封唇鎖舌，不吐求字了。
除了以上原因，大約還有天性上的原因吧？那一種覺得“上山擒虎易，開口告人難”的天性，我想一定是咱們的父親傳給我的。我從北影調至童影，搬家我也沒求過任何一個人。是靠了自行車、平板車，老鼠搬家似的搬了一個多星期。有天我一個人往三樓用背馱一隻沙發，被清潔工趙大爺撞見了，甚為愕異。後來別人告訴我，他以為我人際關係太惡，連個肯幫我搬家的人都找不到。當然，像我這麼個性極端了，也不好。我講起這件事，是想指出——哈爾濱人有一種太不可取的“長”處，那就是幾乎將開口求人根本不當成一回事兒。本能自己想辦法解決之事，也不論值不值得求人，哪怕剛剛認識，第二天就好意思相求，使對方犯難自己也不在乎，遭到當麵回絕還不在乎。總之仿佛是習慣，是傳統。好比一邊走路一邊踢石頭，碰巧踢著的不是石頭，是一把打開什麼鎖的鑰匙，則興高采烈。一路踢不著一把鑰匙，卻也不懊惱，繼續地一路走一路踢將下去，石頭碰疼了腳，皺皺眉而已。今天你求我，明天我求你，非但不能活得輕鬆，我以為反而會活得很累。
我主張首先設想我們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難，是沒有任何人可求，任何人也幫不上忙的，主張首先自己將自己置在孤立無援的境地。而這麼一來，結果卻很可能是——我們發現，某些困難，並非我們估計的那麼不可克服。某些辦成什麼事的目的，即使沒有達到，也並非我們估計的那麼損失嚴重。我們會發現，有些目的，放棄了也就放棄了。企望怎樣而最終沒有怎樣，人不是照活嗎？我常想，我們的父親，一個闖關東闖到東北的父親，一個身無分文隻有力氣可出賣的山東漢子，當年遇到了困難又去求誰啊！我以為，有些時候，有些情況下，對於小百姓而言，求人簡直意味著是高息貸款。我此話非是指求人要給人好處，而是指付出的利息往往是人的誌氣。沒了這誌氣，人活著的狀態，往往便自行地癱軟了。
妹妹，為了過好一種小百姓的生活而永遠地打起精神來！小百姓的生活是近在眼前伸手就夠得到的生活。正是這一種生活才是屬於我們的。牢牢抓住這一種生活，便不必再去幻想別的某種生活。最近我常想，這地球上的絕大多數人，其實都在各個不同的國家，各種不同的生活水平線上，過著小百姓的生活。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我以為乃是溫馨二字。沒了溫馨的生活，那還叫是生活嗎？溫馨是某種舒適，但又不僅僅是舒適。許多種生活很舒適，但是並不溫馨。溫馨是一種遠離大與奢的生活情境。一幢豪宅往往隻能與富貴有關。富貴不是溫馨。溫馨是那豪宅中的小臥室，或者小客廳。溫馨往往是屬於一種小的生活情境。富人們其實並不能享受到多少溫馨。他們因其富，注定要追求大追求奢追求華糜。而溫馨甚至是可以在窮人的小破房裏呈現著的生活情境。溫馨乃是小百姓的體會和享受。我說這些，意思是想強調——房子小一點兒沒關係，隻要小百姓主人勤快，收拾得幹幹淨淨就好。工資收入低一點兒沒關係，隻要小百姓自己善於節儉持家就好。隻要小百姓善於為了貼補生活再靠誠實的勞動掙點兒錢就好，哪怕是雙休日在家裏攬點兒計件的活兒。在小的住房裏，靠低的工資，勤勤快快、節節儉儉、和和睦睦地生活，即為小百姓差不多都能把握得住的溫馨日子，小百姓的幸福生活。這樣的生活，絕對是我們想過上便能過上的。還記得我們小時候，我們將一個破家粉刷得多亮堂，收拾得多幹淨啊！每查衛生，幾乎總得紅旗。我們小時候，家裏的日子又是多麼的困難呀！但不也有許多溫馨的時候嗎？
在物質生活方麵，我是一個絕對的胸無大誌之人，但願你們也是。不要說小百姓隻配過小日子的沮喪話，而要換一種思想方法，多體會小百姓的小日子的某些溫馨。並且要像編織鳥一樣，織一個小小的溫馨的家，將小百姓的每一個日子，從容不迫地細細地品過。你千萬不要笑我阿Q精神大發揚。這不是在用阿Q精神麻痹你，而是在教你這樣一個道理——任何情況之下，隻要不是苦役式的命運，完全沒有自由的生活，那麼人至少可取兩種不同的生活態度，至少可實際地選擇兩種不同的生活——積極的態度和消極的態度，較樂觀的生活和非常沮喪的生活。而這也就意味著獲得同一情況之下兩種不同的生活質量……
哈市國有的企業現狀是嚴峻的，令人擔憂的。東三省大多數國有企業的現狀都是嚴峻的。這是一個艱難時代。對普遍的國有企業的工人尤其艱難。據我看來，絕非短時期內能全麵改觀的。國家有國家的難處，這難處不是一位英明人物的英明頭腦，或一項英明決策所能一朝解決的。這個體製的負載早已太沉重了。從前中國工人的活法是七分靠國家，三分靠自己，現在看必得反過來了，必得七分靠自己，三分靠國家了。那三分，便是國家對國有企業的工人階級的責任。它大約也隻能負起這麼多責任了。這責任具有曆史性。
既然必得七分靠自己了，你打算怎樣，該認真想想。你來信說打算提前退休或幹脆辭職。我支持，這就等於與自己所依賴慣了的體製徹底解除“婚約”了。這需要很大的勇氣，因為你畢竟有別於年輕人。而且得清楚，那體製不會像一個富有的丈夫似的，補償你什麼。屆時你的心態應該平衡，不能被某種“吃了大虧”的想法長久糾纏住。而最主要的，是你做出決定前必得有自知之明，反複問自己什麼是想幹的？什麼是能幹的？在想幹的和能幹的之間，一定要確定客觀實際的選擇。
總之，你一旦決定了，你的困難，二哥會盡全力周濟幫助的。過些日子，我會囑出版社寄一筆稿費去的。抽時間去醫院看望大哥。今天，我集中精力寫信。除了給你們三個弟弟妹妹寫信，還要抓緊時間再寫幾封。告訴大偉，說二舅問她好。也替我問春雨好。囑他幹活注意安全。餘言後敘。
兄曉聲1996年5月3日於京
當爸的感覺
盡管我的兒子早已不是兒童，而是初二的學生了。盡管我已經純粹為了自己得以從稿債中解脫，根本不睬他的抗議，拿他做過兩次文章了。我常想我若有五個六個兒子就好了，便可輪番地寫來。甚至可以在幾個兒子之間采取小小的“重點政策”，使兒子們相互嫉妒，認為當老子的寫了誰，乃是誰的殊榮。那我不是就變被動為主動了嗎？無奈我隻有這麼一個兒子。無奈他對我的容忍度，已然放寬到連自己都十分難為情的地步了……
兒子剛剛背著行李，參加軍訓去了，臨走前見我鋪開稿紙，煞有介事地思考，猶猶豫豫地寫下題目，湊過來瞟了一眼，嘲諷地說：“爸，你真天才。從我這麼一個平庸的兒子身上，你竟能發現那麼多可寫的素材！”
我說：“兒子，向你保證，這是最後一次！”
兒子說：“別保證。用不著保證。你發誓我都不會相信！說相聲的常拿自己的‘二大爺’逗哏兒，你跟相聲演員們犯的是同一種職業病。我充分理解！”
我說：“好兒子，謝謝。”
他說：“不用謝。因為我也開始寫你了，而且已經公開發表了一篇。”
我一驚，忙問：“發在哪兒了？”
兒子說發在班級的牆報上了。
我這才稍稍心定，又嚴肅地問：“都寫了我些什麼？為什麼不先讓我過過目？”
兒子說：“你寫我，也沒先征得我的同意啊！咱倆彼此彼此。”
我一時很窘，無話可說……
半夜解題
兒子中考前的一天，剛吃過晚飯就寫作業。寫到十點半，還有一道幾何題沒解出來。我幾次主動“請纓”，說兒子你要不要我和你一塊兒攻下這道難題啊？幾次都遭到兒子頗不耐煩的拒絕。最後我不顧他的拒絕，粗暴參與。結果正如他所料，既幹擾了他的思路，也浪費了他的時間，以己昏昏，使兒子昏昏。那時快十二點了。妻說你還讓不讓兒子睡覺了？他明天還得上一天課呀！不像你，可以在家裏睡懶覺！於是我強行收起他的作業卷，以不容爭辯的命令的口吻，催促他洗漱了躺到床上去。兒子也真是困到了極點，頭一挨枕便酣然入眠。而我卻不再睡得著。用冷水衝了頭，強打精神，繼續替兒子鑽研那道幾何難題。半個小時後，我對陪在一旁織毛衣的妻說——老爸出馬，一個頂倆，我解出來了！
博得了妻對我羨佩的一笑。
第二天兒子剛起床，我便從自己枕下摸出作業卷，大言不慚地對兒子說：“這麼簡單的題你都不開竅？這有何難的？站到床邊兒來，聽老爸給你講講——這兩個直角三角形，有兩個角相等，還都有一個角是直角。三角相等，故兩個三角形全等。而三角形A又等於三角形B，而三角形B又等於……”
兒子臉上便呈現出冷笑。
我生氣了，說：“兒子你冷笑什麼？你的態度怎麼這樣不謙虛？”
兒子說：“兩個銳角相等的直角三角形就全等啊！直角三角形哪兒有這麼一條定理？”——於是畫圖使我明白，它們也有可能僅僅是相似……
我愣了半天，訥訥地說：“難道……是我想象出了這麼一條定理？”
兒子說：“反正書上沒有，老師也沒教過這麼一條全等直角三角形的定理。”
我羞慚難當，無地自容，躺在床上揮揮手，大赦了兒子……
我明白——我再也輔導不了兒子數理化了。從那一天起，直至永遠。當年我初三下鄉，當年的初三數理化教材，比如今的初二教材隻低不高。我太不自量太無自知之明了……
自己承認了這一點，使我內心裏湧起一種難言的悲哀。以後，不管他寫作業到多麼晚，不管他看上去多麼需要一個頭腦聰明的人的指點和幫助，我是再也不往他跟前湊了……
給兒子寫信
按照學校的要求，我得給兒子寫一封信，而且此事不讓學生知道，更不能讓學生看到信。在某次活動中，信將由老師分發給每一名學生，希望以這種方式，在他們普遍十四周歲以後，帶給他們每個人一份兒意外的欣喜。
於是我生平第一次給我的兒子寫信。
我竟不知在這一封信裏該寫些什麼。我不願在信中流露出我對他的體恤。因為幾乎每一個城市裏的初二的兒女都如他一樣的似箭在弦，他不應格外地得到體恤。我也不願用信的方式鞭策他。因為他自己早已深知每次在分數競爭中失利，對自己都意味著一種嚴峻。我不願在信中寫入對他所寄的希望。我不望子成龍。事實上隻祈祝他能有幸受到高等教育，而僅僅這一點已使他過早地成熟了。他的日漸成熟正是我倍感欣慰的，同時又是倍感悲哀的。剛剛十四歲就開始思考人生和憂患自己未來的命運，這太令我這個當父親的替他感到沮喪了。我自己的少年時代就是從憂患之中度過來的。我真不願他和當年的我一樣。當年的我是因為家境的貧寒，如今的他是因為變成了中國的高考製度的奴仆。我極端憎惡這一種現代八股式的高考製度，但我又十分冷靜地明白——此一點最是我絲毫也不能流露在字裏行間的……
“爸爸，你怎麼想了這麼久還不寫？”
兒子忽然在我背後發問。顯然，他站在我背後多時了。我趕緊用一隻手捂住稿紙上端——捂住“給兒子的信”一行字。
良久，我聽到坐在沙發上的他說：“爸，對不起，給你添麻煩了……”
頓時的，我眼眶有些潮了……
兒子“采訪”我
兒子上個星期的一項作業是——采訪父母。妻上個星期幾乎每天加班，不加班便上夜校，隻得由我來接受“采訪”，否則兒子就完不成作業。於是我和兒子之間，有了如下一次較為特別的談話：
“你是哪一年下鄉的？”
“這還用問？”
“不問我怎麼清楚？”
“一九六八年。”
“哪一年上大學的？”
“一九七四年。”
“哪一年畢業的？”
“一九七七年。”
“你經曆過坎坷嗎？”
“經曆過。”
“說說。”
“這還用說？”
“你不說我怎麼會知道。”
……
我凝視著兒子，覺得他是那樣的陌生。或者反過來說，他怎麼對我一無所知似的？他要了解他問的那一切，是多麼的簡單！書架上陳列的，幾乎每一部書脊上印著我名字的書，都有我的簡曆。從我的許多篇小說中，都能看到他的老爸的身世。而他從來沒有觸摸過我的任何一部書一下。那些書對他仿佛根本就不存在。他從來也不曾掃視過那一格書架一眼。他甚至遠不及別人家的，比如朋友或鄰人的初二的兒女們對我的大致經曆有所了解。
有一次我無意中偷聽到他和他的幾名男同學背地裏如此談論我的書：
“你爸爸可真寫了不少書。”
“你別翻他的書！”
“你自己喜歡看嗎？”
“我為什麼要喜歡看他寫的書？”
“借我一本看行嗎？”
“不行！”
聽來他似乎生起氣來了。
“你幹嗎這樣牛氣呀？他這些書遲早會過時的！”
“他這些書已經過時了！以後我也不看他的書。世界上那麼多經典還看不過來呢！”
沒想到，我以近二十年的精力和心血所獲得的創作成果，在他眼裏似乎皆是些沒有什麼意義的，仿佛一文不值的東西。
“你對你至今的人生滿意嗎？”——兒子繼續“采訪”我。
我回答：“談不上滿意不滿意。我的人生已經這樣了。我習慣了。”
“假如有一件最使你高興的事，目前而言那可能是一件什麼事？”
我幾乎是惡狠狠地回答：“你的學習成績又前進了五名！”
兒子目不轉睛地看了我一陣，淡淡地說：“我的采訪結束了，就到這兒吧！”
我意識到，我深深刺傷了兒子的自尊心。正如兒子也深深刺傷過我的自尊心一樣。於是我聯想到了王朔的小說《我是你爸爸》。進而又想，有一個多少具有點兒精神叛逆色彩的兒子，也好。這樣的一個兒子，時刻提醒我明白，我隻不過是一個初二男生的父親。除此之外，也許再什麼都不是，更沒有任何可得意的資本。兒子在家裏教我夾起尾巴做人。
讀者，如果你的兒子已經初二了，如果你是一位父親，我想你一定會同意我的看法——和你初二的兒子交朋友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有時他似乎將你當作朋友了，其實在他內心裏，你仍然隻不過是他的父親。
當爸的感覺在現代是越來越變得粗糙而曖昧了啊！
我的鄉愁
我出生在哈爾濱，父親出生在北京沿海地區的一個小村，離海三十幾裏，但不是漁村。早年間的村民也皆是農民，靠土地為生。不過土地稀少，且集中在地主戶下，所謂農民多是佃農。
父親是獨生子，自幼失母。祖父也是獨生子，同樣是自幼失母的苦命人。因為沒有土地，又沒有一個完整的家，祖父的生存之道隻能是做長工，就是終年吃住在地主家，為地主家幹一切活的農村人。年終時，可多少得到點兒工錢。而我的父親，七八歲起就做起了小長工，與他的父親我的祖父一道寄居在長工屋裏。
我的父親從不說地主是地主。偶爾對我們談起他小時候的事，習慣的說法是“東家”。
記得我的哥哥曾問過父親——東家對他父子倆怎麼樣？
父親的說法是——命不好，生來是長工嘛，非親非故的，憑什麼指望東家拿你當自家人對待呢？卻也不能說東家是壞人，隻要幹活肯出力，東家那還是會看在眼裏，記在心間，年底發工錢時大方一點兒的。
我父親14歲那年，當地鬧旱災。父親背著祖父，跟隨一隊逃荒的山東人“闖關東”——他20歲時，成了我們的父親。1949年後，他將我的爺爺接到了哈爾濱。
大約在我5歲時，爺爺去世了，葬於哈爾濱郊區的一片墳地。
我對爺爺有印象，卻沒有什麼深刻的記憶。依稀記得的他，隻不過是一個瘦高個兒的白胡子老頭，會修鞋。有幾次我曾到他修鞋的地方去找他，他給我買“列巴圈”[麵包圈。]吃。
哥哥上大學前，我曾陪他去往那片郊區的墳地，想為爺爺上一次墳，卻沒找到。當年底層人死了，墳前豎不起石碑，大抵是埋塊寫了墨字的木牌。而那樣的木牌常被偷走，特別是新墳的。誰家親人墳前的木牌一旦不見了，那墳在一大片墳地中就難以辨認了。
我下鄉前，兩個弟弟也陪我去找過一次，也沒找到。
畢竟，那個會修鞋的瘦高的白胡子老頭是我父親的父親。沒有他，便沒有我父親，便也沒有我們，這種本能的血親意識促使我和哥哥去尋找。
何況，母親也反複強調找的重要性。
她每說：“還是能找到好。找不到，以後就沒法給你們爺爺上墳了啊！”
我父親退休後，我也陪父親去找過——那片墳地踏平了幾處，仍未找到。
父親回家的路上，沉默無語，表情戚然。
父親退休前，曾帶著弟弟妹妹回過老家一次。退休後，再沒回去。據母親說，他因為連自己父親的墳都喪失了，內心十分慚愧，不願回老家了。怕鄉親們問起，無言以對。
我在中國兒童電影製片廠工作時，代表父親，做了一次鄭重的決定——先是，父親從哈爾濱轉來一封信，是老家一位鄉親寫給他的（我家在老家沒有親戚，隻有鄉親）。村中將進行道路修建，爺爺名下的老屋要拆除。那老屋有六七十年曆史了，石頭砌的，年久失修，早已破敗不堪。拆除所剩，無非一堆石塊和幾根大梁而已。而那位鄉親的兒子已訂了婚，正準備蓋新房，石塊和大梁用得上。他給父親寫信的意思是，希望父親同意將木料和大梁送給他家，以解他家為兒子蓋新房尚缺用料的燃眉之急。
父親將那封信轉給我，意思很明顯，是征求一下我的意見。
我除了同意，根本不會還有什麼另外的意見啊——於是我代父親寫了一封無償給予的聲明書性質的信寄回了老家。
半月後收到了那位鄉親的回信——信上沒有父親按的手印，也無我單位蓋的章，村委會對我的信不能采信。
我便又寫了一封信寄往哈爾濱，囑父親按上手印盡快寄回。我收到後，請廠裏蓋上了單位公章，掛號寄往老家。
至此，似乎萬事大吉了。
我因自己代父親所做的決定的正確性，倍覺欣然。我一向認為，老家即使沒有親戚而隻有鄉親了，那也到底還是老家啊！鄉情鄉情，包含著鄉親之情嘛！
那時，我一直有陪父親再回一次老家的打算。我知道，父親雖沒說過，內心其實是很思鄉的。我從沒回過老家，也想親自看看老家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