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父親不久患了癌症，當年去世了。
父親逝後，我回老家的想法迫切了，強烈了，摻雜著代父親實現生前願望的內疚。
第二年春季，我正在班上呢，北影傳達室將電話打到了童影廠，說我的一位嬸找我找到了北影。
我想了想，回答說自己在哈爾濱也沒嬸呀。
北影傳達室的同誌說，不是你哈爾濱的嬸，是你山東老家的嬸。
我肯定地說，自己山東老家更沒什麼嬸了，估計是精神有毛病的滋擾者吧？
傳達室的同誌也肯定地說，絕對不是你以為的那樣，自稱是你嬸的女人又餓又渴，像是有十萬火急的事才來北京找你的，你快見上人家吧！
我匆匆趕到北影傳達室，一位身體健壯、臉色曬得很黑的農婦，聽傳達室的同誌指著我說“他就是梁曉聲”，立即雙膝齊跪於我麵前，抱住我腿說：“曉聲侄子，可不得了啦！老家出了人命大事啦！嬸來找你，是要求你救救我兒子呀！……”
言罷，號啕大哭。
我驚愕萬分，一頭霧水。
傳達室非是細聽端詳的地方，我隻得將她帶回家。那一路，嬸哭泣不止，我心中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到了我家，嬸喝過幾口水後，這才稍稍平定了情緒，對我講述分明——原來，是我代表父親給予她家那一堆石料惹的禍。按道理，那堆石料本不該她一家所得。即使我家無償給予，也應首先給予隊裏，充公後由隊裏分配。偏偏她家人搶先一步，手中握有我的信了，於是獨得。又於是，引起了矛盾。春節期間，她家獨生子與別人家獨生子因積下的矛盾發生言語衝突。都是未婚青年，又都喝得半醉，結果她家兒子一刀將別人家兒子捅死了，她家兒子也被省法院判了死刑，等待執行……
可以這樣說，當時直聽得我心驚肉跳，六神無主。此等惡性事件，發生在不相幹的人身上，自己聽來是一回事。由自己親筆寫下的一封信所導致，聽來不由我脊背發冷。
嬸希望我陪她去最高法院，申訴她兒子完全是過失殺人，懇請法院判個死緩，留她兒子一命。
一堆石頭，幾根六七十年前的木料，竟使兩戶農民都失去了年輕的生命，我也感到過於可悲。何況，兩個小夥子是兩家的獨生子！
事不宜遲。我匆匆做了頓飯，在嬸吃著的時候，自己伏案疾書，寫起陳情表式的上訴狀來。待我寫完，嬸還沒吃幾口飯呢。
我理解，她哪裏又吃得下去！
當年，最高法院在豐台設有上訪接待處。當年的北京，交通不像如今這般便利，難得一見出租車。我和嬸趕到時，已三點多了。好在那時人已不多。接待的同誌頗有耐心。而嬸那時身心疲憊，顯然喪失了正常的陳述能力，我便代為陳述。對方聽罷，表情亦凝重，看似與我有同感。待我替嬸登記完畢，呈遞了申訴狀，嬸說她走不動了。我挽她在外邊休息了良久，並勸道，結果或許能有轉機。豈料不勸則已，一勸之下，她又哭開了。
如今，可悲之事已經過去二十五六年了，我仍沒回過那個是我祖籍之地的小村。每一想到它，心裏陰影揮之難去。
一堆石頭，幾根大梁，當年二三百元的東西，使兩戶農民都失去了還沒成過親的是棒小夥的獨生子——這件與我親筆寫的兩封信有關係的事，使我對“貧窮”二字懷有深仇大恨般的咒心。
《周易》中不僅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這等亙古名句，還有所謂“五福”“六極”。“五福”姑且不論，單說“六極”，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貧在惡前，證明連古人也曉得——貧必生惡事，故貧乃惡之根源之一。不治民間貧境，則國運之弱不能變。
蕭伯納也曾闡述過貧窮。他的話一言以蔽之——富有本身不是罪惡。但如果不能以有效的方式扶貧，不論個人或國家的富有，實際上便都成了與“六極”共存的圖景。
故我對“精準扶貧”的國策，發自內心地力挺。
並且我確實看到，“精準扶貧”像“反腐倡廉”一樣，不再是口號，而是堅定不移的行動。
值得高興的是，那個是我祖籍的小村，以旅遊業為發展龍頭，多種經營，方方麵麵都發生了巨大變化。還成立了集團公司，絕大多數農民都成了公司股民，過上了較好的生活。
我也就打算克服心理陰影，替我的祖父和父親回去一次了……
關於“孝”——寫給九十年代的兒女們
有位大二的文科女生，曾在寫給我的信中問——“你們這一代以及上一代的許多人，為什麼一談起自己的父母就大為動容呢？為什麼對於父母的去世往往那麼悲痛欲絕呢？這是否和你們這一代人頭腦中的‘孝’字特別有關呢？難道人不應以平常心對待父母的病老天年嗎？過分糾纏於‘孝’的情結，是否也意味著與某種封建的倫理綱常撕扯不開呢？難道非要求我們中國人，一代又一代地背負上‘孝’的沉重，仿佛盡不周全就是一種罪過似的嗎？……”
信引出我連日來的思考。
依我想來，“孝”這個字，的的確確，可能是中國獨有的字。而且，可能也是最古老的字之一。也許，日本有相應的字，韓國有相應的字。倘果有，又依我想來，大約因中國文化與日本文化和韓國文化的滲透有關吧？西文中無“孝”字。“孝”首先是中國，其次是某些亞洲國家的一脈文化現象。但這並不等於強調隻有中國人敬愛父母，西方人就不敬愛父母。
毫無疑問，全人類的大多數都是敬愛父母的。
這首先是人性的現象。
其次才是文化的現象。
再其次才是倫理的現象。
再再其次納入人類的法律條文。
隻不過，當“孝”體現為人性，是人類普遍的親情現象；體現為文化，是相當“中國特色”的現象；體現為倫理，確乎摻雜了不少封建意識的糟粕；而體現為法律條文，則便是人類對自身人性原則的捍衛了。
在中國，在印度，在希臘，在埃及，人類最早的法案中，皆記載下了對於不贍養父母，甚至虐待父母者的懲處。
西方也不是完全沒有“孝”的文化傳統。隻不過這一文化傳統，被納入了各派宗教的大文化。成為宗教的教義要求著人們，影響著人們，導誨著人們。隻不過不用“孝”這個字。“孝”這個中國字，依我想來，大約是從“老”字演化的吧？“老”這個中國字，依我想來，大約是從“者”字演化的吧？“者”為名詞時，那就是一個具體的人了。一個具體的人，他或她一旦老了，便喪失了自食其力和生活自理的能力了。這時的他或她，就特別地需要照料、關懷和愛護了。當然，這種義務，這種從人性的最溫馨的本能出發的義務和責任，首先最應由他或她的兒女們來完成。正如父母照料、關懷和愛護兒女一樣，也是從人性的最溫馨的本能出發的義務和責任。源於人性的自覺，便溫馨；認為是拖累，那也就是一種無奈了。
人一旦處於需要照料、關懷和愛護的狀況，就剛強不起來了。再偉大，再傑出，再卓越的人，再一輩子剛強的人，也剛強不起來了。僅此一點而言，一切老人都是一樣的。一切人都將麵臨這一狀況。
故中國有“老小孩兒、小小孩兒”一句話。這不單指老人的心態開始像小孩兒，還道出了老人的日常生活形態。倘我們帶著想象看這個“老”字，多麼像一個跪姿的人呢？倘這個似乎在求助的人又進而使我們聯想到了自己的老父老母，我們又怎麼能不心生出大愛之情呢？那麼這一種超出於一般親情的大愛，依我想來，便是“孝”的人性的根了吧？
不是所有的人步入老年都會陷於人生的窘地。有些人越到老年，無論在社會上還是在家族中，越活得有權威，越活得尊嚴，越活得幸福活得剛強。
但普遍的人類的狀況乃是——大多數人到了老年，尤其到了不能自食其力，喪失生活自理能力的人生階段，其生活的精神和物質的起碼關懷，是要依賴於他人首先是依賴於兒女給予的。否則，將連老年的自尊都會一並喪失。
尋常百姓人家的老年人，依我想來，內心裏對這一點肯定是相當敏感的。兒女們的一句話，一種眼神，一個舉動，如果竟然包含有嫌棄的成分，那麼對他們和她們的傷害是非常巨大的。
老人對這一點真是又敏感又自卑又害怕啊。
所以中國語言中有“反哺之情”一詞。
無此情之人，真的連禽也不如啊！
由“者”字而“老”字而“孝”字——我們似乎能看出中國人創造文字的一種人性的和倫理的思維邏輯——一個人老了，他或她就特別需要關懷和愛護了，沒有人給予關懷和愛護，就幾乎隻能以跪姿活著了。那麼誰該給予呢？當然首先是兒子。兒子將跪姿的“老”字撐立起來了，通過“孝”。
在中國的民間，有許許多多代代相傳的關於“孝”的故事。在中國的文化中，也有許許多多頌揚“孝”的詩詞、歌賦、戲劇、文學作品。
我認為——這是人類人性的記錄的一部分。何以這一部分記錄，在世界文化中顯得特別突出呢？
乃因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是一個農業大國，是一個文化曆史悠久的國家。
人口眾多，老年現象就普遍，就格外需要有倫理的或曰“綱常”的原則維護老年人的“權益”。農業大國兩代同堂三代同堂甚至四世同堂的現象就普遍，哪怕從農村遷移為城裏人了，大家族相聚而居的農業傳統往往保留、延續，所以“孝”與不“孝”，便曆來成為中國從農村到城市的相當主要的民間時事之內容。而文化——無論民間的文化還是文人的文化，便都會關注這一現象，反映這一現象。
“孝”一旦也是文化現象了，它就難免每每被“炒作”了，被誇張了，被異化了，便漸失原本源於人性的樸素了。甚至，難免被帝王們的統治文化所利用，因而，人性的溫馨就與文化“化”了的糟粕摻雜並存了。
比如“君臣”“父子”關係由“綱常”確立的尊卑從屬之倫理原則。比如《二十四孝》。它是全世界唯中國才有的關於“孝”的“典範”事例的大全。想必它其中也不全是糟粕吧？我沒見過，不敢妄言。
但小時候母親給我講過《二十四孝》中“王小臥魚”的故事——說有一個孩子叫王小，家貧，母親病了，想喝魚湯。時值寒冬，河冰堅厚。王小就脫得赤條條的一絲不掛，臥於河冰之上……
幹什麼呢？
企圖用自己的體溫將河冰融化，進而撈條魚為母親燉湯。我就不免地問：為什麼不用斧砍個冰洞呢？母親說他家太窮，沒斧子。我又問：那用石頭砸，也比靠體溫去融化更是辦法呀！母親答不上來，隻好說你明白這王小有多麼孝就是了！而我百思不得其解——倘河冰薄，怎麼樣都可以弄個洞；而堅厚，不待王小融化了河冰，自己豈不早就凍僵了，凍死了嗎？……“孝”的文化，擯除其糟粕，其實或可折射出一部中國勞苦大眾的“父母史”。
姑且撇開一切產生於民間的關於“孝”的故事不論，舉凡從古至今的卓越人物，文化人物，他們悼念和懷想自己父母的詩歌、散文，便已洋洋大觀，舉不勝舉了。
從一部書中讀到老舍先生《我的母親》，最後一段話，令我淚如泉湧——“生命是母親給我的。我之能長大成人，是母親血汗灌養的。我之所以能成為一個不十分壞的人，是母親感化的。我的性格，習慣，是母親傳給的。她一世未曾享過一天福，臨死還吃的是粗糧。唉，還說什麼呢？心痛！心痛！”
季羨林先生在《我的母親》一文中寫道——“我這永久的悔就是：不該離開故鄉，離開母親。”我相信季先生這一位文化老人此一行文字的虔誠。個中況味，除了季先生本人，誰又能深解呢？季先生的家鄉是“魯西北一個極端貧困的村莊”。他的家更是“貧中之貧，真可以說是貧無立錐之地”。離家八年，成為清華學子的他，突然接到母親去世的噩耗，趕回家鄉——“看到母親的棺材，伏在土炕上，一直哭到天明。”
季先生在文章的最後寫道——“古人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這話正應到我身上。我不忍想象母親臨終時思念愛子的情況：一想到，我就會心肝俱裂，眼淚盈眶……我真想一頭撞死在棺材上，隨母親於地下。我後悔，我真後悔，我千不該萬不該離開了母親……”
年近八十（季先生的文章寫於l994年）學貫中西的老學者，寫自己半個世紀前逝世的母親，竟如此的行行悲，字字淚，讓我們晚輩之人也隻有“心痛！心痛！”了……
蕭乾先生寫母親的文章的最後一段是這樣的——“就在我領到第一個月工資那一天，媽媽含著我用自己勞動掙來的錢買的一點兒果汁，就與世長辭了。我哭天喊地，她想睜開眼皮再看我一眼，但她連那點兒力氣也沒有了。”
我想，摘錄至此，實際上也就回答了那位九十年代的女大學生的困惑和詰問。我想，她大約是在較為幸福甚至相當幸福的生活環境中長大的。她所感受到的人生的最初的壓力，目前而言恐怕僅隻是高考前的學業壓力，她眼中的父母，大約也是人生較為順達甚至相當順達的父母吧？她的父母對她的最大的操心，恐怕就是她的健康與否和她能否考上大學，考上什麼樣的大學吧？當然，既為父母，這操心還會延續下去，比如操心她大學畢業後的擇業，是否出國？嫁什麼人？洋人還是國人？等等。
不論時代發展多麼快，變化多麼巨大，有一樣事是人類永遠不太會變的——那就是普天下古今中外為父母者對兒女的愛心。操心即愛心的體現。哪怕被兒女認為瑣細，討嫌，依然是愛心的體現——雖然我從來也不主張父母們如此。
但是從前的許多父母的人生是悲苦的。這悲苦清晰地印在從前的中國貧窮落後的底片上。
但是從前的兒女從這底片上眼睜睜地看到了父母人生的大悲大苦。從前的兒女誰個沒有靠了自己的人生努力而使父母過上幾天幸福日子的願望呢？
但是那壓在父母身上的貧窮與悲苦，非是從前的兒女們所能推得開的。
所以才有老舍先生因自己的母親“一世未曾享過一天福，臨死還吃的是粗糧”之永遠的內疚……
所以才有季羨林先生“不該離開故鄉，不該離開母親”之永遠的悔；以及“真想一頭撞死在母親的棺木上，隨母親於地下”之大哭大慟；以及後來“一想到，就會心肝俱裂，眼淚盈眶”的哀思……
所以才有蕭乾先生領到第一個月工資那一天，“媽媽含著用我自己勞動掙來的錢買的一點兒果汁，就與世長辭了”的辛酸一幕……
所以“子欲養而親不待”這一句中國話，往往令中國的許多兒女們“此恨綿綿無絕期”。
中國的“孝”的文化，何嚐不是中國的窮的曆史的一類注腳呢？
中國曆代許許多多，尤其近當代許許多多優秀的知識分子，文化人，是從貧窮中脫胎出來的。他們誰不曾站在“孝”與知識追求的十字路口踟躕不前過呢？
是他們的在貧窮中愁苦無助的父母從背後推他們踏上了知識追求的路。他們的父母其實並不用“父母在，不遠遊”的“綱常”羈絆他們，也不要他們那麼多的“孝”。唯願他們是於國於民有作為的人。否則，我們中國的近當代文化中，也就沒了季先生和老舍先生們了。中國的許多窮父母，為中國拉扯了幾代知識者文化者精英。這一點，乃是中國文化以及曆史的一大特色。豈是一個“孝”字所能了結的？！老舍先生《我的母親》一文最後四個字——“心痛！心痛！”道出了他們千種的內疚，萬般的悲愴。使讀了的後人，除默默地愀然，真的“還能再說什麼呢？”放眼今天之中國——貧窮依然在鄉村在城市四處咄咄逼人地存在著。今天仍有許許多多在貧窮中堅忍地自撐自熬的父母，從背後無怨無悔地推他們一步三回頭的兒女踏上求學成材之路。據統計，全國約有百萬貧困大學生。他們中不少人，將成為我們民族未來的棟梁。
老舍先生的“心痛”，季羨林先生“永久的悔”，蕭乾先生欲說還休的傷感記憶，我想，恐怕今天和以後，也還是有許多兒女們要體驗的。
《生活時報》曾發表過一篇女博士悼念父親的文章。那是經我推薦的——她的父親病危了而囑千萬不要告訴她，因為她正在千裏外的北京準備博士答辯——待她趕回家，老父已逝……
朱德《母親的回憶》的最後一段話是——“使和母親同樣生活著（當然是貧苦的生活）的人能夠過一個快樂的生活，這就是我所能做的和我一定做的。”
隻有使中國富強起來，才能達此大目標。隻有使中國富強起來，中國曆代兒女們的孝心，才不至於泡在那麼長久的悲愴和那麼哀痛的眼淚裏。
隻有使中國富強起來，親情才有大的前提是溫馨的天倫之樂；兒女們才能更理念地麵對父母的生老病死；“孝”字才不那般沉重，才會是拿得起也放得下之事啊！
而我這個所謂文人，是為那大目標做不了一絲一毫的貢獻的。能做的國人，為了我們中國人以後的父母，努力呀！……
論溫馨
溫馨是純粹的漢語詞。
近年常讀到它，常聽到它；自己也常寫到它，常說到它。於是靜默獨處之時每想——溫馨，它究竟意味著什麼呢？
是某種情調嗎？是某種氛圍嗎？是客觀之境？抑或僅僅是主觀的印象？它往往在我們內心裏喚起怎樣的感覺？我們為什麼特別不能長期地缺少了它？
那夜失眠，依床而坐，將台燈罩壓得更低，吸一支煙，於萬籟俱寂中細細篩我的人生，看有無溫馨之蕊風幹在我的記憶中。
從小學二三年級起，母親便為全家的生活去離家很遠的工地上班。每天早上天未亮便悄悄地起床走了，往往在將近晚上八點時才回到家裏。若冬季，那時天已完全黑了。比我年齡更小的弟弟妹妹都因天黑而害怕，我便冒著寒冷到小胡同口去迎母親。從那兒可以望到馬路。一眼望過去很遠很遠，不見車輛，不見行人。終於有一個人影出現，矮小，然而“肥胖”。那是身穿了工地上發的過膝的很厚的棉坎肩所致。像矮小卻穿了笨重鎧甲的古代兵卒。斷定那便是母親。在幽藍清冽的路燈光輝下，母親那麼快地走著。她知道小兒女們還餓著，等著她回家胡亂做口吃的呢！
於是我跑著迎上去，邊叫：“媽！媽……”
如今回想起來，那遠遠望見的母親的古怪身影，當時對我即是溫馨。回想之際，覺得更是了。
小學四年級暑假中的一天，跟同學們到近郊去玩，采回了一大捆狗尾草。采那麼多狗尾草幹什麼呢？采時是並不想的。反正同學們采，自己也跟著采，還暗暗競賽似的一定要比別的同學采得多，認為總歸是收獲。母親正巧閑著，於是用那一大捆狗尾草為弟弟妹妹們編小動物。轉眼編成一隻狗，轉眼編成一隻虎，轉眼編成一頭牛……她的兒女們屬什麼，她就先編什麼。之後編成了十二生肖。再之後還編了大象、獅子和仙鶴、鳳凰……母親每編成一種，我們便讚歎一陣。於是母親一向憂愁的臉上，難得地浮現出了微笑……
如今回想起來，母親當時的微笑，對我即是溫馨。對年齡更小的弟弟妹妹們也是。那些狗尾草編的小動物，插滿了我們破家的各處。到了來年，草籽幹硬脫落，才不得不——丟棄。
我小學五年級時，母親仍上著班。但那時我已學會了做飯。從前的年代，百姓家的一頓飯極為簡單，無非貼餅子和煮粥。晚飯通常隻是粥。用高粱米或苞穀子煮粥，很費心費時的。怎麼也得兩個小時後才能煮軟。我每坐在爐前，借爐口映出的一小片火光，一邊提防著粥別煮糊了一邊看小人書。即使廚房很黑了也不開燈，為了省幾度電錢……
如今回想起來，當時爐口映出的一小片火光，對我即是溫馨。回想之際，覺得更是了。
由小人書聯想到了小人兒書鋪。我是那兒的熟客，尤其冬日去。倘積攢了五六分錢，坐在靠近小鐵爐的條凳上，從容翻閱；且可聞爐上水壺嗞嗞作響，臉被水汽潤得舒服極了，鞋子被爐壁烘得暖和極了：忘了時間，忘了地點；偶一抬頭，見破椅上的老大爺低頭打盹兒，而外邊，雪花在土窗台上積了半尺高……
如今想來，那樣的夜晚，那樣的時候，那樣的地方，相對是少年的我便是一個溫馨的所在。回想之際，覺得更是了。
上了中學的我，於一個窮困的家庭而言，幾乎已是全才了。抹牆、修火炕、砌爐子，樣樣活兒都拿得起，幹得很是在行。幾乎每一年春節前，都要將個破家裏裏外外粉刷一遍。今年牆上滾這一種圖案，明年一定換一種圖案，年年不重樣。冬天粉刷屋子別提有多麻煩，再怎麼注意，也還是會滴得哪哪都是粉漿點子。母親和弟弟妹妹們撐不住就打盹兒，東倒西歪全睡了。隻有我一個人還在細細地擦、擦、擦……連地板都擦出清晰的木紋了。第二天一早，母親和弟弟妹妹們醒來，看看這兒，瞅瞅那兒，一切幹幹淨淨有條不紊；看得目瞪口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