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從網上搜出阿爾塔米拉的山洞中的岩畫《受傷的野牛》與亞述時期的浮雕《瀕死的雄獅》——凝視地看，問自己除了已有評論，還看出了什麼？
3．對比法國名畫《自由引導人民》，看珂勒惠支的《農民戰爭》，問自己發現了什麼？
欣賞西方油畫《拾穗》《石工》《收割者的報酬》《垛草》《不相稱的婚姻》《死刑囚徒》《伏爾加纖夫》，聯想點與文藝有關的現象……
至於國產影視作品，你們看得肯定比我多，不薦了。
最後，我希望此屆文學專業新生中，有人在考慮論文時，確定有幾篇與歌曲有關的選題——1980年至1990年的，1990年至2000年的，2000年至2010年的……
先有三篇即可——文學專業不必非局限於文學，當然可以向文藝現象拓展視野。那三個時期的歌曲現象，時代認知元素極其豐富。我早與學校打過招呼，本科論文完全可以寫的。
若果有同學寫了，我那時雖已退休，仍會參加答辯評審。
要對你們說的很多，且收筆吧！
希望大家愛北語。
祝大家在北語的學子人生愉快，收獲大些……
親愛的同學們：
之前已有另一種形式的寄語了，校領導們希望再以此種方式，代表老師們對大家表示歡迎。由我來代表，並不意味著別的，主要因為我是在職老師中年齡最長者。學校前幾天開過一次對老師們的表彰大會，有一份受表彰者的名單；那份名單證明，北語有一批中青年教師，在專業方麵卓有成就，獲得過各類學術榮譽。所以我首先要對大家說的是——今後要認真聽各科老師的課，虛心向他們求知問學。
學習之事，固然有方法可言，但前提是自覺二字。對於大學生，自覺之有無尤為重要。大學老師不可能像小學、初中、高中老師那樣對學生督促再三，那是對孩子的教誨之道。即使一名高中生，也每被家長和老師叫作“這孩子”。而高中生一經成為大學生，身份頓然轉變，從此不再是孩子，而老師也終究不是家長。所以，請大家忘記自己是孩子，那已是曾經之事，或曰人生曆史了。故，學習之自覺，應是大學生之本能意識。有此意識，諸位就不但會學到專業知識，還會學到專業以外的方方麵麵的知識，包括學習做一個好人。
天生的好人是有的，不多。更多的好人是學著做的必然結果。已成為大學生還要學做好人，有點晚，卻並不為時甚晚。
1949年10月1日的天安門城樓上，有一位著長衫，白髯及胸的老人，是當年中國民主同盟的主席張瀾先生。
他不但是一位偉大的民主人士，還是一位教育家。他曾對他的學生們提出過“四勉一誡”：
人不可以不自尊，人不可以不自愛，人不可以不自強，人斷不可以自欺。
德高望重的人也是會受到攻訐的。某鄉紳不失一切時機地造謠，誣蔑他。學生們憤慨至極，寫打油詩反擊，並且貼在對方門外，以示正義。張瀾先生肅然地命學生們親往揭去，並向對方當麵賠禮道歉。
他說：“否則，我們與對方沒有什麼不同了。”
我希望大家記住——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應與無此幸運的人有所不同。這不同不但要體現在知識方麵，還應體現在做人方麵。並且，成為父母後，尤應將這不同，言傳身教給下一代。那麼，很多年以後，在歡迎新生的儀式上，大學老師就不必講這些了。
大學生要養成愛討論的習慣。
一所大學怎樣，也要看其是否具有討論的氛圍。此氛圍不能由老師們單方麵形成，主要靠學生。有些話題不值得介入，是垃圾話題。你們要善於將垃圾話題阻於宿舍以外，自己更不要做帶入校園的人。
給大家留兩個思考題：
自尊與自愛有什麼區別？
自信與自欺又不同在何處？
我已為你們開過一份人文知識常識性書單，再加一本書——《我還是想你，媽媽》。
看此書需特堅強的心理。老實說我沒看完，並且不打算看完了，因為我的心理不那麼堅強。大家也不必非看完，看三五篇即可——“二戰”中法西斯軍隊的罪惡，遠比人們已知的要深重。
我們正處在一個被影像文化所包圍的時代，也處在一個很容易被聲色效果所異化的時代。連我有時都不禁暗想——看來文字影響人心的時代，確實將要翻過去了。
以上一部書告訴我——我錯了。不是那樣的。對於人類之心靈，文字仍具有影像和聲色效果每每不及的影響力。沒有影像，沒有聲音，沒有色彩和氣味，沒有任何會使我們的視網膜產生強烈反應的元素——隻不過是印在白紙上的普通詞句，孩子般的回憶式話語，竟會使人心受到經久難平的震撼，多麼不尋常的事啊！
我要大家讀此書，也是希望在此影像與聲色幾成汙染的時代，喚起大家對文字的尊敬和熱愛。
我也要再向大家推薦兩部電影——《心靈捕手》和《跳出我天地》，網上就可以看到的。如果有同學已成了隻喜歡看炫特技的大片的人，因而看不下去，那麼要問一下自己，怎麼就變成了這麼一種人。
大學生不是喜歡看什麼才看什麼的人。
大學生是清楚自己也應看什麼的人。
建議同學們看過後討論一下，如果自己是評委，在《摔跤吧！爸爸》與《跳出我天地》之間，投票時是否會毫不猶豫。
我並不排斥特技，《星球大戰3：絕地歸來》我也是要看的，據說體現了新思維，眼見為實。
我建議大家看一下《瘋狂的麥克斯》。
有同學一定不解為什麼？
估計大家也不知有什麼可討論的。
現在我提示幾點：
片中之男人們的發式，都類似朋克們的發式。
朋克是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青年現象，之後影響波及方方麵麵的文藝，產生了朋克文化現象。
當年現實中的朋克青年，其實多是曾經的文藝青年，總體上待人彬彬有禮，有的還很靦腆，容易害羞——在影片中，世紀末的朋克，發式相似，但已總體上是暴力主義者。估計很文化的朋克或死於惡劣的生存環境，或被他們殺死了。
當代人類是現在這個樣子，乃文化所化千餘年的結果，主要變化發生在近代二百餘年內。但若退化回去，也許幾年的時間就夠了。
片中還有一個小孩子，他已極具攻擊性，變得和野人的孩子一樣野了。
將後朋克文藝與無厘頭文藝比較一下，是有討論意義的。
聯想一下《功夫》一片的結尾，看能比較出什麼思想火花。
最後我要說，喜歡或不喜歡什麼，這是感覺之事；而主張或反對什麼，是思想之事、文化之事——我們正處於文化文藝現象蕪雜多變的時代，倘不勤思，確實的，有文憑了，也許還會是思想盲從、無獨立見解之人。
願大家在北語培養起思考的習慣！
感激
有一種情愫叫作感激。
有一句話是“謝謝”。
在年頭臨近年尾將終的日子裏，最是人忙於做事的時候。仿佛有些事不加緊做完，便是一年的遺憾似的。
而在如此這般的日子裏，我卻往往心思難定，什麼事也做不下去。什麼事也做不下去我就索性什麼事也不做。唯有一件事是不由自主的，那就是回憶。朋友們都說這可不好，這就是懷舊呀，懷舊更是老年人的心態呀！
我卻總覺得自己的回憶與懷舊是不太一樣的。總覺得自己的回憶中有某種重要的東西。它們影響著我的人生，決定著我的人生的方方麵麵是現在的形狀，而不是另外的形狀。
有一天我忽然明白了，我之所以頻頻回憶實在是因為我內心裏漸漸充滿了感激。這感激是人間的溫情從前播在一個少年心田的種子。我由少年而青年而中年，那些種子就悄悄地如春草般在我心田上生長……
我感激父母給我以生命。在我將孝而未來得及更周到地盡孝的年齡，他們先後故去，在我內心裏造成很大的兩片空白。這是任什麼別的事物都無法填補的空白。這使我那麼憂傷。
我感激我少年記憶中的陳大娘。她常使我覺得少年的自己曾有兩位母親。在我們那個大院裏我們兩家住在最裏邊，是隔壁鄰居。她年輕時就守寡，靠賣冰棍拉扯兩個女兒一個兒子長大成人。童年的我甚至沒有陳大娘家和我家是兩戶人家的意識區別。經常的，我闖入她家進門便說：“大娘，我媽不在家，家裏也沒吃的，快，我還要去上學呢！”
於是大娘一聲不響放下手裏的活，掀開鍋蓋說：“喏，就有倆窩窩頭，你吃一個，給正子留一個。”——正子是他的兒子，比我大四五歲，飯量也比我大得多。那正是饑餓的年代，而我卻每每吃得心安理得。
後來我們那個大院被動遷，我們兩家分開了。那時我已是中學生，下午班。每提前上學，去大娘家。大娘一看我臉色，便主動說：“又跟你媽賭氣了是不是？準沒在家吃飯！稍等會兒，我給你弄口吃的。”
仍是饑餓的年代。
我照例吃得心安理得。
少不更事，從不曾對大娘說過一個謝字。甚至，心中也從未生出過感激。
有次，在路口看見賣冰棍的陳大娘受惡青年的欺負，我像一條凶猛的狼狗似的撲上去和他們打，咬他們的手。我心中當時憤怒到極點，仿佛看見自己的母親受到欺辱……
那便算是感激的另一種方式，也僅那麼一次。
我下鄉後再未見到過陳大娘。
我落戶北京後她已去世。
我寫過一篇小說是《長相憶》——可我多願我表達感激的方式不是小說，不是曾為她和力不能抵的惡青年們打架，而是執手當麵地告訴她——大娘……
由陳大娘於是自然而然地憶起淑琴姐。她是大娘的二女兒，是我們那條街上頂漂亮的大姑娘，起碼在我眼裏是這樣。我沒姐姐，視她為姐姐。她關愛我，也像關愛一個弟弟。甚至，她談戀愛，去公園幽會，最初幾次也帶上我，充當她的小伴郎。淑琴姐之於我的人生的意義，在於使我對於女性從小培養起了自認為良好的心理。我一向懷疑“男人越壞，女人越愛”這種男人的邏輯真的有什麼道理。淑琴姐每對少年的我說：“不許學那些專愛在大姑娘麵前說下流話的壞小子啊！你要變那樣，我就不喜歡你了！”——男人對女人的終生的態度，據我想來，取決於他有沒有幸運在少年時代就獲得到種種非血緣甚至也非親緣的女人那一種長姐般的有益於感情質地形成的嗬護和關愛，以及從她們那兒獲得怎樣的潛移默化的教育。我這個希望自己有姐姐而並沒有的少年，從陳大娘的漂亮的二女兒那兒幸運地都獲得到過。似姐非姐的淑琴姐當年使我明白——男人對於女人，有時僅僅心懷愛意是不夠的，而加入幾分敬意是必要的。淑琴姐令我對女性的情感和心理從小是比較自然的，也幾乎是完全自由的。這不僅是幸運，何嚐不是幸福？
細細想來，我怎能不感激淑琴姐？
她使當年是少年的我對於女性情感嗬護和關愛的需要，體會到溫馨、飽滿又健康的獲得。
一九六二年我的家加入了另一個區另一條街上的另一個大院。一個在一九五八年由女工們草草建成的大院，房屋的質量極其簡陋。九戶人家中七戶是新鄰居。
那是那一條街上鄰裏關係非常和睦的大院。
這一點不唯是少年的我的又一種幸運，也是我家的又一種幸運。鄰裏關係的和睦，即或在後來的“文革”時期，也絲毫不曾受外界騷亂的滋擾和破壞。我的家受眾鄰居們幫助多多。尤其在我的哥哥精神分裂以後，倘我的家不是處在那一種和睦的互幫互助的鄰裏關係中，日子就不堪設想了。
我永遠感激我家當年的眾鄰居們！
後來，我下鄉了。
我感激我的同班同學楊誌鬆，他現在是《大眾健康》的主編。在班裏他不是和我關係最好的同學，隻不過是關係比較好的同學。我們是全班下鄉的第一批。而且這第一批隻我二人。我沒帶褥子，與他合鋪一條褥子半年之久。親密的關係是在北大荒建立的。有他和我在一個連隊，使我有了最能過心最可信賴的知青夥伴。當人明白自己有一個在任何情況之下都絕不會出賣自己的朋友的時候，他便會覺得自己有了一份特殊的財富。實際上他年齡比我小幾個月。我那時是班長，我不習慣更不喜歡管理別人，小小的權力和職責反而使我變得似乎軟弱可欺。因為我必須學會容忍製怒。故每當我受到挑釁，他便往往會挺身上前，厲喝一句是——“幹什麼？想打架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