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觸的人真的很蕪雜。三十六行七十二業，都不拒之門外。我的家永遠不可能是“沙龍”。我討厭的地方，一是不幹淨的廁所，二是太精英薈萃的“沙龍”。倘我在悠閑著，我不願與小說家交流創作心得，更不願聽小說評論家一覽文壇小的“縱橫談”。我願意的事是與不至於反感我的人聊家常。樓下賣包子的，街口修自行車的，本單位的門衛，在對麵公園裏放風箏的老人。他們都不反感我，都愛跟我聊，甚至我兒子的同學到家裏來，我也搭訕著跟他們聊。我並非賊似的，專門從別人嘴裏不花錢就“竊取”了小說的素材。我不那麼下作，也不那麼精明。我隻是覺得，還能有時間和一些頭腦裏完全沒有小說這一根筋，根本不知道還有“文壇”這碼子事兒的人聊聊家常，真不失一種幸福啊！多美妙的時光呢！連在早市上給我理過幾次頭的老理發師傅，也數次到我家串門，向我講他女兒下崗的煩愁，希望我幫著拿個主意。但凡有精力，我真誠地分擔某些信賴我的人們的煩愁。真誠地參與到他們所麵臨的困境中去，起碼幫他們拿拿主意。其實，我是一個頂沒能力幫助別人的人。經常的做法是，為這些人的煩愁之事，轉而去求助另外的一些人。而求人對我又是極令自己狀窘之事，十之七八是白費了口舌，白搭了麵子；偶能間接地幫助了別人，如同自己的困難獲得了解決一樣高興。這種生活形態，牽扯了我不少時間和精力。但也使我了解到中下層人們的非常具體、非常實際的煩愁。他們的煩愁、他們的命運的無奈，都曾作為情節和細節被我寫入到我的小說裏。比如《表弟》、比如《學者之死》。二十年前哈市老鄰的兒子二小在現今走投無路——為了給已37歲的二小安排一條人生出路，我求過那麼多人！還親自到京郊的幾處農村去“考察”，希望能為二小在那些地方找到安身立命之所。為使在我家做了兩年保姆的四川女孩兒小芳的命運能有改變，我不惜以我的著作權為砝碼——誰能幫助她在四川老家附近的縣城解決職業，我願降低條件同意出版我的文集。我為我的一名中學同學的工作問題向趙忠祥求過字；為我的另一名同學的兒子的上學問題向韓美林求過畫；為我的一位觸犯了刑法的知青戰友做過保釋人；我每年要想著給北大荒的一位“嫂子”寄幾次錢——我當年在北大荒當小學教師，她的丈夫是校長。他們關心和嗬護我，如同對待一個弟弟。她丈夫因患癌症去世了，她的兒子也死於不幸事件……
有朋友曾善意地嘲笑我，說——曉聲，你呀你呀，我將你好有一比。
我問他比作什麼。
他說——舊中國的某些私塾先生，較為善良的那一類。明明沒什麼能力，又，偏偏的缺少自知之明，一廂情願地想象自己是觀世音，仿佛能普度眾生似的……
我隻有窘笑的份兒，承認他的比喻恰當。
我的生活形態，使我心中“囤積”了許許多多中國中下層人們的“故事”。一個個將他們寫來，都是充滿了惆悵、無奈和憂傷的小說。我隻覺時間不夠，精力不夠，從沒產生過沒什麼可寫的那一種困乏。這在我的創作中帶來的一個弊端乃是——惜時如金而又筆耕太匆的情況下，某些小說寫得毛糙、遣詞不斟、行文粗陋。
我意識到的，我就能改正。
以“冷眼向洋看世界”的目光觀望別人的煩愁、別人的困境、別人的無奈以及命運，無疑是一種獨特的寫作視角，無疑能寫出獨特的好小說，無疑能自成風格，自標一派。
如我似的，常常身不由己地，直接地摻和到別人的煩愁、別人的困境、別人的無奈及命運中去了，便寫出了我的某些苦澀的、憂鬱的，有時甚至流露出悲哀的小說。這也就是為什麼，我近期的小說，以第一人稱“我”的敘述方式鋪展開來的多了的原因。寫那樣的小說，在我簡直隻能以第一人稱敘述，而不願以第三人稱敘述。因為我希望讀者從中看到較為真切的人和事。一九九七年第一期《十月》發表的中篇《義兄》，也是這一創作心態下的產物。
但——我絕不將我的生活形態作為“經驗”向別人兜售。事實上這一種生活形態利弊各一半，甚至可以說弊大於利。好在我已習慣了、接受了這一無奈的現實。誰若也不慎墮入了此種生活形態，並且沒有習慣過，他的情緒恐怕會極其躁亂，一個時期內什麼也寫不下去。
真的，千萬別變成我，變成我那是很糟的。感受生活的方式很多，直接地摻和到別人們的煩愁、困境、無奈與命運中去，並非什麼好方式。在我，是一種搞糟了的活法罷了。所謂還有“利”可言，實乃是“搞糟了的活法”中的“因勢利導”。我還有許多學者朋友——經濟學家、倫理學家、心理學家、法學博士……
我還認得一些企業界人士……
一旦有機會和他們在一起，我便接二連三地向他們討教問題。有時也爭論，甚至爭論得麵紅耳赤。討教和爭論的問題，都是所謂“國家大事”——腐敗問題、官僚體製問題、貧富懸殊問題、失業問題、法製問題、安定問題等等。
在向他們討教、和他們爭論的過程中，我對國情的了解更多了一些、更宏觀了一些、更全麵了一些。他們一次次打消掉我的思想方法的種種片麵和偏激，我一次次向他們提供具體的生活事例，豐富他們理性思維的根據。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能和經濟學家辯論經濟問題。我和他們辯論時，也能如他們一樣，扳著手指頭例舉出這方麵那方麵接近準確的數字。
這常令他們“友邦驚詫”，愕問我——曉聲你是寫小說的，怎麼了解這麼多？
我便頗得意地回答——我關注我所處的時代。
是的，我不諱言，我極其關注我所處的時代。關注它現存的種種矛盾的性質，關注它的危機的深化和轉機的步驟，關注它的走向和自我調解的措施……
我認為——既為作家，既為中國的當代作家，對自己所處的當代，漸漸形成較全麵的、較多方麵的、較有根據的了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重要的。因為，對時代大背景的認識較為清楚，才有一種寫作的自信。起碼自己能讚同自己——我為什麼寫這個而不寫那個，為什麼這樣寫而不那樣寫？
經常的情況之下，我憑作家的“良知”寫作。
有人會反問——“良知”是什麼？
我也不能給它下一個定義。
但我堅信它的的確確是有的。對於作家，有一點兒，比一點兒都沒有好……
我不走“為文學而文學”的路。
這一條路，據言是最本分的，也是最有出息的，最能造就偉大小說家的文學之路。
在當今之中國，我始終搞不大明白——“為文學而文學”，究竟是一條怎樣的文學的路。
何況，我也從不想偉大起來。
我願我的筆，在堅與柔之間不停轉變著。也就是說——我願以我的小說，慰藉中國中下層人們的心。此時它應多些柔情，多些同情，多些心心相印的感情。另一方麵，我願我的小說，或其他文學形式，真的能如矛，能如箭，刺穿射破腐敗與邪惡的畫皮，使之醜陋原形畢露。
我不知這一條路，該算一條怎樣的文學的路？
而有一點我是知道的——我的絕大多數的同行，其實在走著和我一致的路。隻不過他們不像我似的，常常自我標榜。我也並非喜歡自我標榜。沒人非逼著我寫什麼說什麼，我是從不願對自己的創作喋喋不休的。被逼著說被逼著寫，也就隻有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重複的次數一多，當然也就成了自我標榜。好在和我走著一致的路的作家為數不少，那麼我也就不僅僅是在為自己標榜了，也根本不會因偉大不起來而沮喪，反正又不止我自己偉大不起來。何況“為文學而文學”者，也未必就能真的偉大起來。或曰他們的偉大不起來，意味著“為文學而文學”的悲壯的自殉。那麼我也想說，我輩的不為“文學”而文學，未嚐不是為文學的極平易近人的生命力之體現而自耗。下場並不相差太大，就都由著性子寫下去的好。
我不認為商業時代文學就徹底完蛋了。
商業時代使一切都打上了商業的烙印。文學沒有任何理由要求幸免。應該看到，商業時代使出版業空前繁榮了。這繁榮的前提之下，文學有相當一部分變質了。但總量上比較，變質的僅僅是一小部分。歸根結底，商業時代不太可能毀滅一位有實力的作家，作家的創作往往終結於自身生活源泉的枯竭，創作激情的下降，才能的力有不逮，以及身體、精力、心理等等各方麵的“資本”的空虛。
我不懼怕商業時代。但我也盡量要求自己，別過分地去迎合它一個時期的好惡。
小說家沒法兒和一個已然商業化了的時代“老死不相往來”。歸根結底，時代是強大的，小說家本人的意誌是脆弱的。比如我不喜歡諸如簽名售書、包裝、自我推銷、“炒作”等等創作以外之事，但我時常妥協，違心地去順從。以前很為此惱火，現在依然不習慣。一旦被要求這樣那樣配合自己某一本書的發行，內心裏的別扭簡直沒法兒說。但我已開始盡量滿足出版社的要求。不過分，我就照辦。這沒什麼可感到羞恥的。
最後，我想說——我認為，歸根結底，小說是為世俗大眾的心靈需求而存在的。它的生命力延續至今，正是由於這一點。絕大多數名著的生命力延續至今，也正是由於這一點。這是我對小說的最基本的看法。如果有什麼所謂“文學殿堂”的話，或者竟有兩個——一個是為所謂“精神貴族”而建，一個是為精神上幾乎永遠也“貴族”不起來的世俗大眾而建，那麼我將毫不猶豫地走入後者。對前者斷然扭轉頭無視而過。
我常尋思，配在前者中倍受尊崇的小說家，理應都是精神上相當高貴的人吧？
我掃視文壇，我的任何一位同行，骨子裏其實都不那麼高貴，有些模樣分明是矯揉造作的。
我更願自己這一個小說家，在不那麼美妙的人間煙火中從心態上精神上感情上，最大程度地貼近世俗大眾，並為他們寫他們愛看的小說……
××同誌，囉裏囉唆，就寫到這兒。你要求我可以寫15000字，我隻能寫夠你要求的字數之一半。對我自己的創作，我實在沒那麼多可說的。以上文字，算是些大白話、大實話吧！
再三請諒！
百年文化的表情
千年之交，回眸凝睇，看中國百餘年文化雲湧星馳，時有新思想的閃電，撕裂舊意識的陰霾；亦有文人之呐喊，儒士之捐軀；有詩作檄文，有歌成戰鼓；有魯迅勇猛所擲的投槍，有聞一多喋血點燃的《紅燭》；有《新青年》上下求索強國之道，有“新文化運動”勢不兩立的摧枯拉朽……
俱往矣！
曆史的塵埃落定，前人的身影已遠，在時代遞進的褶皺裏，百餘年文化積澱下了怎樣的質量？又向我們呈現著怎樣的“表情”？
弱國文化的“表情”，怎能不是愁鬱的？怎能不是悲愴的？怎能不是淒楚的？
弱國文人的文化姿態，怎能不迷惘？怎能不《彷徨》？怎能不以其卓越的清醒，而求難得之“糊塗”？怎能不以習慣了的溫聲細語，而拚作鬥士般的仰天長嘯？
當憂國之心屢遭挫創，當同類的頭被砍太多，文人的遁隱，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倘我們的目光透過百年，向曆史的更深遠處回望過去，那麼遁隱的選擇，幾乎也是中國古代文人的“時尚”了。
那麼我們就不能不談《聊齋誌異》了。蒲鬆齡作古已近三百年，《聊齋誌異》成書麵世二百四十餘年。所以要越過百年先論此書，實在因為它是我最喜歡的文言名著之一。也因近百年中國文化的扉頁上，分明染著蒲鬆齡那個朝代的種種混雜氣息。
蒲公筆下的花精狐魅，鬼女仙姬，幾乎皆我少年時夢中所戀。
《聊齋誌異》是出世的。
蒲鬆齡的出世是由於文人對自己身處當世的嫌惡。他對當世的嫌惡又由於他仕途的失意。倘他仕途順遂，富貴命達，我們今人也許——就無《聊齋》可讀了。
《聊齋》又是入世的，而且入得很深。
蒲鬆齡背對他所嫌惡的當世，用四百九十餘篇小說，為自己營造了一個較適合他那一類文人之心靈得以歸宿的“擬幻現世”。美而善的妖女們所愛者，幾乎無一不是他那一類文人。自從他開始寫《聊齋》，他幾乎一生浸在他的精怪故事裏，幾乎一生都在與他筆下那些美而善的妖女眷愛著。
但畢竟的，他背後便是他們嫌惡的當世，所以那當世的汙濁，漫過他的肩頭，淹向著他的寫案——故《聊齋》中除了那些男人們夢魂縈繞的花精狐魅，還有《促織》《夢狼》《席方平》中的當世醜類。
《聊齋》乃中國古代文化“表情”中亦冷亦溫的“表情”。他以冷漠對待他所處的當世，他將溫愛給予他筆下那些花狐鬼魅……
《水滸》乃中國百年文化前頁中最為激烈的“表情”。由於它的激烈，自然被朝廷所不容，列為禁書。它雖產生於元末明初，所寫雖是宋代的反民英雄，但其影響似乎在清末更大，預示著“山雨欲來風滿樓”……
而《紅樓夢》，撇開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的主線，讀後確給人一種盛極至衰的挽亡感。
此外，還有《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遊記》《孽海花》——構成著百年文化前頁的譴責“表情”。
《金瓶梅》是中國百年文化前頁中最難一言評定的一種“表情”。如果說它畢竟還有著反映當世現實的重要意義，那麼其後所產生的無計其數的所謂“豔情小說”，散布於百年文化的前頁中，給人，具體說給我一種文化在淪落中麻木媚笑的“表情”印象……
百年文化扉頁的“表情”是極其嚴肅的。
那是一個中國近代史上出政治思想家的曆史時期。在這扉頁上最後一個偉大的名字是孫中山。這個名字雖然寫在那扉頁的最後一行，但比之前列的那些政治思想家們都值得紀念。因為他不僅思想，而且實踐，而且幾乎成功。
於是中國百年文化之“表情”，其後不但保持著嚴肅，並在相當一個時期內是凝重的。
於是才會有“五四”，才會有“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百年文化“表情”中相當激動相當振奮相當自信的一種“表情”。
魯迅的作家“表情”在那一種文化“表情”中是個性最為突出的。《狂人日記》振聾發聵；“彷徨”的精神苦悶躍然紙上；《阿Q正傳》和《墳》，乃是長嘯般的“呐喊”之後，冷眼所見的深刻……
“白話文”的主張，當然該算是“新文化運動”中的一個事件。倘我生逢那一時代，我也會為“白話文”推波助瀾的。但我不太會是特別激烈的一分子，因為我也那麼地欣賞文言文的魅力。
“國防文學”和“大眾文學”之爭論，無疑是近代文學史上沒有結論的話題。倘我生逢斯年，定大迷惘，不知該支持魯迅，還是該追隨“四條漢子”。
這大約是近代文學史上最沒什麼必要也沒什麼實際意義的爭論吧？
“內耗”每每也發生在優秀的知識分子們之間。
但是於革命的文學、救國的文學、大眾的文學而外，竟也確乎另有一批作家，孜孜於另一種文學，對大文化進行著另一種軟性的影響——比如林語堂（他是我近年來開始喜歡的）、徐誌摩、周作人、張愛玲……
他們的文學，仿佛中國現代文學“表情”中最超然的一種“表情”。
甚至，還可以算上朱自清。
從前我這一代人，具體說我，每以困惑不解的眼光看他們的文學。怎麼在國家糟到那種地步的情況之下還會有心情寫他們那一種閑情逸致的文學？
現在我終於有些明白——文學和文化，乃是有它們自己的“性情”的，當然也就會有它們自己自然而然的“表情”流露。表麵看起來，作家和文化人，似乎是文學和文化的“主人”，或曰“上帝”。其實，規律的真相也許恰恰相反。也許——作家們和文化人們，隻不過是文學和文化的“打工仔”。隻不過有的是“臨時工”，有的是“合同工”，有的是“終生聘用”者。文學和文化的“天性”中，原有愉悅人心，僅供賞析消遣的一麵。而且，是特別“本色”的一麵。倘有一方平安，文學和文化的“天性”便在那裏施展。
這麼一想，也就不難理解林語堂在他們處的那個時代與魯迅相反的超然了；也就不會非得將徐誌摩清脆流利的詩與柔石《為奴隸的母親》對立起來看而對徐氏不屑了；也就不必非在朱自清和聞一多之間確定哪一個更有資格入史了。當然，聞一多和他的《紅燭》更令我感動，更令我肅然。
曆史消弭著時代煙靄，剩下的僅是能夠剩下的小說、詩、散文、隨筆——都將聚攏在文學和文化的總“表情”中……
繁榮在延安的文學和文化，是中國自有史以來，氣息最特別的文學和文化，也是百年文化“表情”中最純真爛漫的“表情”——因為它當時和一個最新大理想連在一起。它的天真爛漫是百年內前所未有的。說它天真，是由於它目的單一；說它爛漫，是由於它充滿樂觀……
新中國成立後，前十七年的文學和文化“表情”是“好孩子”式的。偶有“調皮相”，但一遭眼色，頓時中規中矩。
“文革”中的文學和文化“表情”是麵具式的。是百年文化中最做作最無真誠可言的最討厭的一種“表情”。
“新時期文學”的“表情”是格外深沉的。那是一種真深沉。它在深沉中思考國家，還沒開始自覺地思考關於自己的種種問題……
八十年代後期的文學和文化“表情”是躁動的，因為中國處在躁動的階段……
九十年代前五年的文化“表情”是“問題少年”式的。它的“表情”意味著——“你”有千條妙計，“我”有一定之規……
九十年代後五年的文化“表情”是一種“自我放縱”樂在其中的“表情”。“問題少年”已成獨立性很強的“青年”。它不再信崇什麼。它越來越不甘再被拘束，它渴望在“自我放縱”中走自己的路。這一種“自我放縱”有急功近利的“表情”特點，也每有急赤白臉的“表情”特點，還似乎越來越玩世不恭……
據我想來，在以後的三五年中，中國當代文學和文化，將會在“自我放縱”的過程中漸漸“性情”穩定。歸根結底，當代人不願長期地接受喧囂浮躁的文學和文化局麵。
歸根結底，文學和文化的主流品質，要由一定數量一定質量的創作來默默支撐，而非靠一陣陣的熱鬧及其他……
情形好比是這樣的——百年文化如一支巨大的“禮花”，它由於受潮氣所侵而不能至空一噴，射出滿天燦爛，花團似錦，但其斷斷續續噴出的光彩，畢竟輝輝爍爍照亮過曆史，炫耀過我們今人的眼目。而我們今人是這“禮花”的最後的“內容”……
我們的努力噴射恰處人類的千年之交。
當文學和文化已經接近著自由的境況，相對自由了的文學和文化還會奉獻什麼？又該是怎樣的一種“表情”？什麼是我們自己該對自己要求的質量？
新千年中的新百年，正期待著回答……
如此這般中國人
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種職業呢？它們又將世人劃分成多少種人生形態呢？
誰能說得清楚啊！
然而很久以前的中國人，特別喜歡將世界數字化。開句玩笑，比今天由電腦科技所體現的世界數字化情況早很久的時代，中國人已經大致地將世界數字化了，比如用代表“十幹”和“十二支”的文字配成六十組專門詞，來規定年、月、日的次序；比如七十二顆天神星，三十六顆地煞星（《水滸傳》中的一百零八將，即是那些天上的神煞之星在凡間的化身）；比如二十四節氣，這是世界上隻有中國人才家喻戶曉的節氣的細分法。而有些節氣極富詩意，清明、穀雨、白露、驚蟄、大滿、小滿等等。
數字的意象，也每體現在漢語言的形容方麵和詩詞佳句之中——如“九曲黃河”“萬裏長江”“一馬平川”“百年好合”等等。如“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裏路雲和月”；如“微覺三四五點雨，閑看八九十枝花”……
很久以前的中國，一向是一個農業大國。其職業的種類是非常有限的，故用“五行八作”來形容。“五”“八”是單數，概括不了的，於是又有“七十二行”“三十六業”的說法。太囉唆，於是也有人幹脆一言以蔽之曰“百工”。“百”在中國人的數字意識中是雖有限但意象很大的數，於是，似乎包羅了世間一切職業；自然，也便似乎包羅了許多種人生的狀態。
有些民間職業，在中國曾普遍存在。比如“鋦缸鋦碗”的、修理雨傘的（他們的吆喝聲是“紮鼓雨傘”）、吹糖人的、捏麵人的、彈棉花的、磨刀剪的、走街串巷完全手工製作家具的木匠，等等。比如蒸汽火車時代的驗輪工……
現在，中國的最後一輛蒸汽火車早已壽歸正寢，開蒸汽火車的司機和司爐以及站台上的驗輪工早已改行；現在，家具都是由流水線上生產的材料組裝的了，於是遊走木匠銷聲匿跡了。而我，最後一次見吹糖人的藝人，已是二十餘年前的事了……
現在，中國早已不是從前的中國。它正由一個農業國變化為現代工業國和現代科技國。但是和全世界一樣，由職業而形成的人生狀態，依然是社會常規。也和全世界一樣，最平凡的人們，往往從事最平凡的職業；而從事特殊職業的人們，也往往有較為特殊的人生經曆。無論是這樣的中國人，那樣的中國人，無論男女老少，精神麵貌已和從前大不一樣了。
用中國老百姓愛說的一句話說，那就是——“普遍的中國人，今天都活得比較有心氣了。”
由焦波主編的這一本攝影集，便自然呈現了一些活得分外有“心氣”的中國人的人生形態。嚴格地說，這又不僅僅是一本攝影集。攝影集呈現的往往是景物；而這一本，以呈現人生為宗旨。攝影集呈現的往往是美，是攝影的藝術水平；而這一本，追求的卻是真，以展露人的心靈層次和精神狀態為目的。唯恐難傳其真，又以簡明文字補白。
這一本攝影集中，有沒有美呢？
我以為有的。
比如焦波吧，作為一名攝影家，凡三十年間，為生活在農村的父母拍攝了不計其數的照片，並且舉辦了攝影展，感動了許許多多中國人的心，使許許多多的中國人都不由得想——作為一個人，我回報了含辛茹苦的父親母親怎樣的一份孝敬呢？……
這難道不是對人性的美育嗎？
比如本集中那個被確診為癌症患者的女列車廣播員，在世最後三個月裏，一再思想的卻是——我能為他人做點兒什麼有益之事，於是寫下遺囑，決定捐獻自己的角膜……
這難道不是一種人文美德嗎？
比如那個“山頂小學”的校長，他身上難道體現的不是一種教育的詩性嗎？
還有那些“兒童村”的母親們，她們難道不是將母愛的定義升華了嗎？
而這本攝影集中的文字，卻並沒有如我一樣用很感動的筆去寫他們和她們。這一本攝影集的文字，隻不過記錄了他們是一些什麼樣的中國人，做了一些什麼樣的事，為什麼做。我的感動，是我讀了以後看了以後的情不自禁。
我也很敬佩這一本攝影集中自強自立的女人，比如拉薩八角街上的開店女人，比如在城市失業後轉向農村去創業的女人……
當然，那將木版年畫賣到世界各地的老手工藝人一家；那擔任國際攝影比賽少年評委的少年；那些當高樓清潔工的小夥子；那在“SARS”疫情嚴重的日子裏犧牲在崗位上的女護士，都是我可愛的同胞，都在我心中引起了不同的敬意。
這一本攝影集中，也呈現了幾位中國的著名人物的人生狀態——如舞蹈家陳愛蓮；“雙星”鞋業集團的老總汪海；成功的房地產商王石，他們都是我們認識的。在今天，在中國，汪海、王石那樣的實業家，是越來越多了。他們的事業對於中國之改革開放，具有無可質疑的推動意義。
最後，我想作一個比喻，將這一本攝影集比作一本——關於許多中國人之人生的“攝影檔案”。
而焦波們，又好比許多中國人之人生的“檔案資料員”。
對於加強中國與世界，世界與中國的互動式了解，他們的工作是一種奉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