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是新中國第一代建築工人,走南闖北與工友們建過許多樓,退休後又住回到我家在哈爾濱的老房子裏了,那房子已下沉了將近半米,窗台快與地麵齊平了。
父親第一次到我北影的家時,感慨良多地說:“兒子你有福氣呀,剛參加工作就分到了福利房,這是多大幸運啊!”
我也承認自己很幸運,但卻是多麼髒亂差的筒子樓呀!公共用水池那兒,髒得簡直令人望而卻步。以至於訪問我的日本老翻譯家要解手,我帶他去到公共廁所後,他在門口往裏看了一眼,不肯進入。沒轍,我隻得再帶他走十來分鍾去往辦公樓——辦公樓的廁所相對幹淨些。
1988年,北影又蓋起了兩幢沒電梯的六層樓,專為中年藝術骨幹蓋的。這一次,周轉的範圍大了,競爭也激烈了。握著菜刀、拎著斧頭闖領導辦公室的事確實發生了——某些勢在必得的工人為了多爭到一間周轉平房失去了理性。而好友都鬱恰在那一年病故,沒能在新樓裏住上一天。
就在那一年,我調入了中國兒童電影製片廠。童影當時是新單位,1982年蓋起了一幢六層宿舍樓。我去時,七八對年輕夫妻兩家合住一個單元,54平方米;住小間的人家優先使用小小的飯廳,共用廚房廁所。為了對我表示歡迎,童影將留作招待所的一個單元分給了我。而我從北影調往童影,是為了住房相對大點兒。當時我父親患了癌症,我要將他接到北京治病,並要實現他希望生前與我共同生活一段日子的想法。
我的父親於1989年秋病故。
童影於1994年又蓋起了一幢高層宿舍樓,但隻有幾層屬於童影,是童影出地皮,別的單位投資的互利互惠性質的“合蓋”。雖然又有了幾層宿舍,仍不夠分。當時我還是分房委員會委員,為了化解分房僵局,我竟親自將童影交給電影局的一把宿舍鑰匙要了回來——當年廣電總局有規定,各電影廠蓋了新宿舍,理應支援電影局幾套,幫助局裏改善同誌們的住房困難問題。當年局裏的同誌都說——那種事隻有梁曉聲敢做。
2002年,我調入了北京語言大學。
人事處負責為我辦手續的同誌問:“有住房要求嗎?”
我說:“沒有。”
他說:“其實你可以提出要求,趁現在學校還有房源。上次分房保留下來幾小套,專為後調入的教師保留的,估計保留不了多久了。”
我仍說:“沒住房要求。”
20世紀80年代中期,曾有一部獲獎電影《鄰居》內容是反映高校教師住房窘況的。十四五年過去了,雖然中央加大了解決高校教師住房困難問題的力度,各高校一蓋再蓋宿舍樓,但高校教師隊伍也擴大了幾倍,總體情況仍是粥少僧多。
情況是我所了解的。
當時我想,童影廠分給自己的住房已屬於厚愛式的待遇了,豈可臉皮太厚,在北語再插一腳?
果不其然,不久便有教師們紛紛找到我,向我申述困難,以種種理由要求增加住房。因我當時已是全國政協委員,他們希望我能替他們主持公平與正義。他們的眼,全都盯著那幾套保留房呢。幸而我沒要,否則肯定剛一入校就成為眾矢之的無疑。
其實,我將他們的申述聽下來,所得卻是這麼一種印象——什麼公平啊,什麼正義啊,還不是因為粥少僧多嗎?在此前提之下,神仙也無法分配得絕對公平合理啊!做不到絕對的公平合理,當然也就遑論絕對正義了!
現而今,所謂“福利分房”早已成為曆史,房改也已實行多年。更確切的說法應是——房改終結了“福利分房”這回事。屈指算來,此事曾在中國的城市裏斷斷續續地實行了四十餘年,是留在幾代中國人頭腦中的關於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最深印象之一。
對房改的是非功過,至今眾說紛紜,但一個事實恐怕是——今日之中國,城鎮人口已超過農村人口,有七億幾千萬之多了。對數量如此龐大的人口依然實行福利分房,中國還做得到嗎?
某些對中國持今不如昔之看法的人,每將從前的時代描繪成理想時代,似乎中國人曾經曆過比今天幸福指數高的歲月——他們每以福利分房為依據。
然而他們成心避開了這樣一點——在20世紀80年代前,究竟有百分之幾的人享受過福利分房的福利?又有百分之多少的人至死也沒享受過那種福利?兩者之間哪種人多,哪種人少?當年的福利房,對於普通勞動者而言,又隻不過是什麼樣的房?更多的中國人,是否是在20世紀90年代後,才逐漸分到了較像樣子的福利房?而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是從前的中國呢,還是後來的中國呢?
估計全國平均一下的話,當年可能百分之一都不到的中國人才有幸分到的福利房,是不是後來都成了垃圾房、危房,被一大片一大片地鏟除了?再後來,更多的中國人家,是不是在棚戶區拆遷中才住進了有上下水和供暖供氣設施的樓房?
至於商品房價根本超出了普通百姓人家的購買能力,那是另一個問題。另一個問題要由另外的措施來解決,不能成為今不如昔的論據……
城市化進程化什麼?
中國之發展,看目前,憂慮在城市,機遇在城市,挑戰亦在城市。看未來,憂慮在農村,機遇在農村,挑戰亦在農村——我想,這便是促進農村城市化進程這一國家發展思路形成的初衷吧?
中國不但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世界上農業人口最多的國家,而且是世界上農業人口比例最大的國家之一。五億多城市人口和七億多農村人口結構為人口中國的概念。這意味著,幾乎可以說中國是由兩個“國家”合並而成的一個人口超級大國——一個正在現代化軌道上高速發展的城市中國;一個還不能完全達到機械化生產水平,小農生產方式比比皆是的農村中國。
這使中國的發展變化呈現撕裂狀態。
城市化進程正是要彌合撕裂狀態;否則,相比於農村人口僅占百分之幾的歐美發達國家,中國不可能真正成為世界強國。
世界的發展也是一個農業的世界向城市的世界發展的過程。這一點究竟對於人類福兮禍兮,至今莫衷一是。有一點卻已被事實證明了——哪一個國家的人口最大程度地城市化了,哪一個國家的綜合強國指標更高一些。隻能這麼認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而要使七億多農村人口變為城市人口,“五年計劃”這種計劃是不適應的,“五十年計劃”還較為現實。即使化七億多農村人口的一半,那也需要在中國又湧現出六百幾十個五十萬人口的城市。而五十萬人口的城市,在歐美發達國家是中等城市——那將靠多少個“五十年計劃”才能實現呢?
故依我看來,“促進農村城市化進程”,首先是促進中國之鄉鎮的縣城化,以及促進中國之縣城的規模化。中國之鄉鎮的數量可用多如牛毛來形容;中國之縣城也是世界上最多的。事實上鄉鎮和縣城都在本能地擴大範圍,迅增人口。它們是二三億進入到大城市打工的當代農村青壯人口改變命運,成為城市人口的更實際的選擇。
“農村城市化”隻不過是一種姑妄言之的說法。農村沒有必要城市化,但卻一定要使一部分又一部分的農村人口“化”為城市人口。這是一個要由幾代人來“化”的過程,大多數當今一代農村人口,隻能先“化”為鎮縣人口。“化”得成功,亦屬幸運。
這種“化”,首先要體現在兩種人的思想方麵——政府官員與向往成為城市人的青壯農民。
第一種人們,不要認為自己的使命僅僅是建設好省城;要替本省長遠思考、規劃,意識到將來省與省之間比的,肯定不僅僅是省城如何,而是縣城麵貌怎樣?小鎮風格怎樣?對於本省甚至外省的農民,具有多大落戶吸引力?
第二種人們,也就是當下候鳥般的青壯農民,他們也有必要明了——與其自甘作為大城市的弱等市民生存在它的褶皺裏,莫如帶著在大都市辛辛苦苦掙的錢,趕快相中一個發展前景良好的小鎮或縣城,趁早置下一處房產,以為打工人生未雨綢繆,妥備退路。別看某些小鎮現在小,三十年後也許就是一座美麗縣城了;別看某些縣城現在不起眼,三十年後也許就出落得令人刮目而視了。
當然,以上是往好了說。這種發展造成什麼樣的局麵狀況,例如耕地的濫占,環境的汙染,建設的任意性、粗劣性、急功近利性——凡此種,也是要在思想上“化”在前邊的。
關於讀書
散步有益於健康,讀書好比大腦的散步。誰都知道,不管工作多忙,也要抽出時間散步的好處。我們的大腦同樣需要放鬆一下。
對於我們的大腦,聽一曲音樂是放鬆,欣賞一幅畫作是放鬆,發一會兒呆什麼都不想也是放鬆。許多人以為,讀書反而占用了大腦的休息時間。這是認識的誤區。
我們的大腦與我們的身體不同。
身體最好的放鬆狀態是靜臥,大腦的放鬆狀態卻有兩種——一是什麼也不想,二是轉移一下工作指令,常言所說“換換腦子”。
“換換腦子”使大腦產生的愉快反應,超過於什麼都不想。什麼都不想隻不過使大腦接收了停止活動的指令,那並無愉快可言。何況,往往難以做到。“換換腦子”卻不同,這意味著用累了的腦區停止活動了,平時不太用到的腦區接收到了散步的指令。這時,隻有這時,用累了的腦區才會真的漸漸小憩,而開始散步的腦區產生愉快。
我們應對自己的大腦有這樣的認知——它分各個區間。腦的疲勞感,不是整體的疲勞感,是某個一直在用的腦區的疲勞感。而另外一些很少用到的腦區,像替補運動員,一直坐冷板凳,它們的生理反應是不愉快的。
我們在散步的時候,通常喜歡靜的地方,負氧離子多的地方,有看點可駐足獨自欣賞的地方——這恰恰如同讀書的情形。
被長期幽禁的腦區在書頁的字裏行間散步,負氧離子如同好書的元素,某些精彩的段落如同風景,使我們掩卷沉思,而這是腦的享受。不要以為這還是在費腦子——不,這是最好的換換腦子的方式。費腦子是指某一腦區損耗太大,而另外的腦區仿佛沒有。
人要經常換換腦子,以包括讀書在內的多種方式換換腦子。起碼,不應該隻換胃口不換腦子。
中國人常羨慕誰有口福,對得起一副胃腸——但世上有那麼多好書存在,一個人卻幾乎一生沒看過幾本,是否也太沒有閱讀之福了,太對不起眼睛、大腦、精神和心靈了呢?
所以,不想白活了一輩子的人,在換換腦子時,若能將讀書的方式包括在內,肯定會大獲益處的。
《人類簡史》並非一部21世紀的啟蒙之書。盡管此點已被證明是非常需要的,但實際上尚未出現。當然,我們指的是超越以往世紀思想成果的啟蒙之書。人類文明發展到今天的程度,問題依然多多,啟蒙變得相當不易——“世界平了”一句話,意味著大多數人類的思想幾乎處在同一層麵了。
在這種情況下,若一部書包含了一定量的知識;並且,作者對於自己所擁有的知識進行了獨立思考,提供了某些與眾不同的見解,那麼便是很值得一讀的書了——《人類簡史》符合我對書的基本看法,故推薦之。
作者將比較之法運用得特別充分,證明其知識積累範圍較廣——書中引用了中國古代《風俗通》中女媧造人的神話傳說;引用了狄更斯小說的內容;引用了古羅馬詩人的《農耕詩》——給我的印象是胸有文學而非僅僅史料的信手拈來性的引用,於是刮目相看。文史重疊乃人類社會發展常態,吾國當代史學家而能兼及文學素養者不多矣。
作者的另一種能力是——極善於將古今予以對比。他不是在進行單純的線性梳理的講述,而是不斷地將目光從古代、上古代收回,投向現在,於是對比出種種感想,既分析出規律,也顯示批判鋒芒。
我並不全盤接受書中的思想,對書中的某些思想甚至持反對觀點——如“曆史虛無主義”、農業社會還不及以“采集”為生存之道的部族時期好等思想;但全書大部分內容所力圖說明的思想我是認同的,即,人類的曆史不但是曲折地進化的,而且在進化的過程中,所謂新與舊一向是部分重疊的。即使如今已經很現代了,但很古代時期的人類社會的基因現象,仍分明地點點滴滴地存在於很現代的人類社會中,證明所謂“全新的社會”,目前世界上還不曾有。
我推薦此書的主要想法是——希望讀者從此書中學會比較的方法;希望讀者明白,一個人的知識如果十分有限,便隻能在十分有限的格局內對現象進行比較,而這妨礙我們對現象得出較清醒的判斷。歸根結底,在曆史的長河中,一切當下存在都隻不過是當下現象而已,一切當下人本身也隻不過是當下現象罷了;我們生活在現象中,知識和運用知識所進行的比較之法,有益於我們處理好自身與林林總總的現象的不和諧關係,使我們自身能活在有限度的清醒狀態下……
小說是平凡的
××同誌:
您促我寫創作體會,令我大犯其難。雖中斷筆耕,連日怔思,頭腦中仍一片空洞,無法謀文成篇。屈指算來,終日孜孜不倦地寫著,已二十餘個年頭了。初期體會多多,至今,幾種體會都自行地淡化了。唯剩一個體會,越來越明確。說出寫出,也不過就一句話——小說是平凡的。
誠然,小說曾很“高級”過。因而作家也極風光過。但都是過去時代乃至過去的事兒了。站在二十一世紀的門檻前瞻後望,小說的平凡本質顯而易見。小說是為讀小說的人們而寫的。讀小說的人,是為了從小說中了解自己不熟悉的人和事才讀小說的;也是為了從小說中發現,自己以及自己所屬的社會階層的生活形態,在不同的作家看來是怎樣的。這便是當代中國現實主義小說和讀者之間的主要聯係了吧?至於其他當代現實主義以外的小說,自然另當別論。但我堅持的是小說的現實主義和當代性,也就沒有關於其他小說的任何創作體會。據我想來,偉大的現實主義的小說,恰恰偉大在它和讀者之間的聯係的平凡品質這一點上。平凡的事乃是許多人都能做一做的,所以每一個時代都不乏一批又一批寫小說的人。但寫作又是寂寞的往往需要嘔心瀝血的事,所以又絕非是誰都寧願終生而為的事。所以今後一輩子孜孜不倦寫小說的人將會漸少。一輩子做一件需要嘔心瀝血,意義說透了又很平凡的事,不厭倦,不後悔,被時代和社會漠視的情況下不灰心,不沮喪,不憤懣,不怨天尤人;被時代和社會寵幸的情況下不得意,不狂妄,不想象自己是天才,不誇張小說存在的價值和意義,這就很不平凡了。小說家這一種職業的難度和可敬之處,也正在於此。偉大的小說是不多的。優秀的小說是不少的。偉大也罷,優秀也罷,皆是在小說與讀者之間平凡又平易近人的聯係中產生的……
作家各自經曆不同,所屬階層不同,睽注時代世事的方麵不同,接受和遵循的文學觀念不同,創作的宗旨和追求也便不同。以上皆不同,體會你縱我橫,你南我北,相背相左,既背既左,還非寫出來供人們看,徒惹歧議,倒莫如經常自我梳理,自我消化,自悟方圓的好……
然不交一稿,太負您之誠意,我心不安。權以此信,囉唕三四吧!
我以為一切作家的“創作體會”之類,其實都是極個人化的。共識和共性當然是存在的。但因為是“共”的“同”的,尤其沒有了非寫出來的必要和意義。恰恰是那極“個人化”的部分,極有歧異的體會,對於張作家或李作家自己,是很重要的,很難被同行理解的,同時也是區別於同行的根本。它甚至可能是偏頗執拗的……
我寫我認為的小說
文學是一個大概念,我似乎越來越談不大清。我以寫小說為主。我一向寫我認為的小說。從不睇視別人在寫怎樣的小說。文壇上任何一個時期流行甚至盛行的任何一陣小說“季風”,都永遠不至於眯了我的眼。我將之作為文壇的一番番景象欣賞,也從中竊獲適合於我的營養。但欣賞過後,埋下頭去,還是照寫自己認為的那一種小說。
我認為的那一種小說,是很普通的,很尋常的,很容易被大多數人讀明白的東西。很高深的,很艱澀的,很需要讀者耗費腦細胞去“解析”的小說,我想我這輩子是沒有水平去“創作”的。
我從小學五六年級起就開始讀小說。古今中外,凡借得到的,便手不釋卷地讀,甚至讀《聊齋》。讀《聊齋》不認識的字太多,就翻字典。憑了字典,也隻不過能懂個大概意思。到了中學,讀外國小說多了。所幸當年的中學生,不像現在的中學生學業這麼重,又所幸我的哥哥和他高中的同學們,都是小說迷,使我不乏小說可讀。說真話,中學三年包括“文革”中,我所讀的小說,絕不比我成為作家以後讀得少。這當然是非常羞愧的事。成了作家似乎理應讀更多的小說才對。但不知怎麼,竟沒了許多少年時讀小說那種享受般的感受。從去年起,我又重讀少年時期讀過的那些世界名著。當年讀,覺得沒什麼讀不懂。覺得內中所寫人和事,一般而言,是我這個少年的心靈也大體上可以隨之憂喜的。如今重讀,更加感到那些名著品質上的平易近人。我所以重讀,就是要驗證名著何以是名著。於是我想——大師們寫得多麼好啊!隻要誰認識了足夠讀小說的字,誰就能讀得懂。如此平易近人的小說,乃是由大師們來寫的,是否說明了小說的品質在本質上是尋常的呢?若將尋常的東西,當成不尋常的東西去“炮製”,是否有點兒可笑呢?
我曾給我的近八十歲的老母親讀屠格涅夫的《木木》、讀普希金的《驛站長》、讀梅裏美的《卡門》……
老母親聽《木木》時流淚了……
聽《驛站長》時也流淚了……
聽《卡門》沒流淚。雖沒流淚,卻說出了這樣的話——“這個女子太任性了。男人女人,活在世上,太任性了就不好!常言道,進一步山窮水盡,退一步海闊天空,幹嗎就不能稍退一步呢?……”
這當然與《卡門》的美學內涵相距較大,但起碼證明她明白了大概……
是的,我認為的好小說是平易近人的。能寫得平易近人並非低標準,而是較高的標準。大師們是不同的,喬伊斯也是大師,他的《尤裏西斯》絕非大多數人都能讀得懂的。喬伊斯可能是別人膜拜的大師,但他和他的《尤裏西斯》都不是我所喜歡的。他這一類的大師,永遠不會對我的創作發生影響。
我寫字桌的玻璃板下,壓著朋友用正楷為我抄寫的李白的《將進酒》。那是我十分喜歡的。句句平實得幾近於白話!最偉大最有才情的詩人,寫出了最平易近人最豪情恣肆的詩,個中三昧,夠我領悟一生。
我不能說明白小說是什麼。但我知道小說不該是什麼。小說不該是其實對哲學所知並不比別人多一點兒的人圖解自以為“深刻”的哲學“思想”的文體。人類已進入二十一世紀,連哲學都變得樸素了。連有的哲學家都提出了要使哲學盡量通俗易懂的學科要求,小說家的小說若反而變得一副“艱深”模樣的話,我是更不讀的。小說,尤其長篇小說,不該是其實成不了一位好詩人的人借以炫耀文采的文體。既曰小說,我首先還要看那小說寫了什麼內容,以及怎樣寫的。若內容蒼白,文字的雕琢無論多麼用心都是功虧一簣的。除了懸案小說這一特殊題材而外,我不喜歡那類將情節故布成“文字方程”似的玩意兒讓人一“解析”再“解析”的小說。今天,真的頭腦深刻的人,有誰還從小說中去捕捉“深刻”的溝通?
我喜歡尋常的,品質樸素的,平易近人的小說。我喜歡寫這樣的小說給人看。
或許有人也能夠靠了寫小說登入什麼所謂“象牙之塔”。但我是斷不會去登的,甚至並不望一眼。哪怕它果然堂皇地存在著,並且許多人都先後登入了進去。
我寫我認為的小說,寫我喜歡寫的小說,寫較廣泛的人愛讀而不是某些專門研究小說的人愛讀的小說,這便是我的尋常的追求。即使為這麼尋常的追求,我也衣帶漸寬終不覺,並且終不悔……
睽注平民生活形態
我既為較廣泛的人們寫小說,既希望寫出他們愛讀的小說,就不能不睽注平民生活形態。因為平民構成我們這個社會的大多數,還因為我出身於這一個階層。我和這一個階層有親情之緣。
我認為,事實上每一個人都有他或她的“階層”親情。這一點體現在作家們身上更是明顯得不能再明顯。商品時代,使階層迅速分化出來,使人迅速地被某一階層吸納,或被某一階層排斥。
作家是很容易在心態上和精神上被新生的中產階級階層所吸納的。一旦被吸納了,作品便往往會很中產階級氣味兒起來。這是一種必然而又自然的文學現象。這一現象沒什麼不好。一個新的階層一旦形成了,一旦在經濟基礎上成熟了,接下來便有了它的文化要求,包括文學要求。於是便有服務於它的文化和文學的實踐者。文化和文學理應滿足各個階層的需要。
從“經濟基礎”方麵而言,我承認我其實已屬於中國新生的中產階級階層。我是這個階層的“中下層”。作家在“經濟基礎”方麵,怕是較難成為這個新生階層的“中上層”的。但是作家在精神方麵,極易尋找到在這個新生階層中的“中上層”的良好感覺。
我時刻提醒和告誡我自己萬勿在內心裏滋生出這一種良好感覺。我不喜歡這個新生的階層。這個新生的階層,氤氳成一片甜的、軟的、喜滋滋的、樂融融的,介於滿足與不滿足,自信與不自信,有抱負與沒有抱負之間的氛圍。這個氛圍不是我喜歡的氛圍。我從這個階層中發現不到什麼太令我怦然心動的人和事。
所以我身在這個階層,卻一向是轉身背對這個階層的。睽注的始終是我出生的平民階層。一切與我有親密關係乃至親愛關係的人們,幾乎無一例外地仍生活在平民階層。同學、知青夥伴、有恩於我的、有義於我的。比起新生的中產階級階層,他們的人生更沉重些,他們的命運更無奈些,他們中的人和事,更易深深地感動我這個寫小說的人。
但是我十分清醒,他們中的大多數,其實是無心思讀小說的。我寫他們,他們中的大多數也不知道。我將發生在他們中的人和事,寫出來給看小說的人們看。
我又十分清醒,我其實是很尷尬——我一腳邁入在新生的中產階級裏,另一隻腳的鞋底兒上仿佛抹了萬能膠,牢牢地粘在平民階層裏,想拔都拔不動。我的一些小說裏,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我的尷尬。
這一份兒尷尬,有時成為我寫作的獨特視角。
於是我近期的小說中多了無奈。我對我出身的階層中許多人的同情和體恤再真誠也不免有“拋過去”的意味兒。我對我目前被時代劃歸入的階層再厭煩也不免有“造作”之嫌。
但是我不很在乎,常想,也罷。在一個時期內,就這麼尷尬地寫著,也許正應了那句話——前不著村,後不著店,所以才繼續地腳不停步地在稿紙上“趕路”。完完全全徹徹底底變成了中國新生的中產階級的一員,即使僅僅是“中下層”中的一員,我也許就什麼都寫不出來了……
我是個“社會關係”蕪雜的人
中國的作家,目前仍分為兩大類——有單位的,或沒有單位的。有單位的比如我,從前是北影廠的編輯,如今是童影廠的員工。沒單位的,稱“專職”作家,統統歸在各級作家協會。作家協會當然也是單位,但人員構成未免太單一。想想吧,左鄰是作家,右舍也是作家。每個星期到單位去,打招呼的是張作家,不打招呼的是李作家。電話響了,抓起來一聽,不是編輯約稿、記者采訪,往往可能便是作家同行了。所談,又往往離不開文壇那點子事兒。
寫小說的人常年生活在寫小說的人之中,在我想來,真是很可悲呢。
我慶幸我是有單位的。單位使我接觸到實實在在的,根本不寫小說,不與我談文學的人。一個寫小說的人,聽一個寫小說的人談他的喜怒哀樂,與聽一個不寫小說的談他的喜怒哀樂,聽的情緒是很不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