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是錯過的緣
小學六年級以前，隻知道中國有南方，不知道中國有上海。後來知道中國有上海了，是從大人們口中才知道的。因為當年最好的手表是“上海”牌，最好的自行車是上海出產的“鳳凰”牌，最好的縫紉機是上海出產的“蜜蜂”牌，好像一個時期內曾改為“蝴蝶”牌，而最好的收音機也是上海出產的。大人們談起最好的什麼什麼的時候，話裏話外總是離不開上海。按今天的說法，這該被認為是上海的“廣告效應”了，盡管當年中國最好的東西並不大做廣告，但上海畢竟是一個與我無關的地方，正如當年最好的東西並非許多城市貧民家庭敢奢望、敢向往的……
後來知道上海是一座很大的城市了，從電影知道的。首先自然是《霓虹燈下的哨兵》，還有《戰上海》，還有《不夜城》。覺得上海真是中國資本家最多的城市。當然也覺得上海人嘛，多多少少的，肯定都是受到過南京路上資產階級香風的熏染，肯定都是不同程度地有點兒“資產階級做派”的。記得我們那條街上有一家的新媳婦是上海人，也可能並不是上海人，隻不過是上海附近某小縣城的人。但她自己卻希望被看成上海人，結果使我們一些剛上中學的孩子，覺得她正像《霓虹燈下的哨兵》中企圖腐蝕趙大大和排長陳喜的“資產階級女人”。常惡作劇地衝她背後喊“拜拜”，氣得她哭過好幾次。她的公公婆婆還為此找過我們的家長，鄭重嚴肅地告過我們的狀……
“文革”中，北方的“紅衛兵”，選擇“大串聯”的第一目標城市是北京，第二便是上海。不管實際上去沒去成上海，沒有內心裏不曾希望去成的……
我例外。極少有像我一樣的“紅衛兵”，已到了北京卻不去上海，因為我的父親當年在成都。和我最好的同學也不願因陪伴我而放棄去上海的衝動，所以我是很孤獨地登上開往成都的列車的。
像眾所周知的那樣，兩年後我下鄉了。一天，連隊裏來了一批二十幾個上海男女知青。過了一年，又來了第二批。我生平第一次與一些和我同齡的上海人成了“知青戰友”。我曾是男一班班長，我的班裏就分到了幾名上海知青。
上海知青改變了我對上海人的間接的成見。我對上海女知青比對上海男知青的印象好。上海男知青們勞動中普遍有點兒拈輕怕重似的。但後來我對他們這一點成見也改變了，不再認為他們普遍地如此了。因為連隊裏有幾名上海男知青為人挺誠懇，也較有正義感，勞動中不怕苦不怕累的。最主要的，那仿佛是出於自覺，而不是出於什麼強烈的自我表現意識。與他們相比，當年倒是我自己往往有太強的自我表現意識。
在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去的全國各地的知識青年中，我始終認為，就整體評價而言，上海女知青們是尤其令我欽敬的。都認為上海人說的永遠比幹的漂亮，這話其實欠公道。我當年見識過不少善於誇誇其談的女知青。有哈爾濱的，有北京的，有天津的，可在我的記憶中，卻沒有一個上海女知青是那樣的。她們似乎永遠是最服從分配聽從指揮的。她們任勞任怨；她們也極少搬弄口舌，傳播什麼流短蜚長；受了委屈往往並不反應激烈，並不表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抗議。而且，在最初的幾年裏，她們似乎總怕受到不公平的傷害。除了她們中容貌美好的格外引人注意，大多數的她們，其實乃是知青中最自甘寂寞的。這可能由於她們普遍比別的城市的知青小兩三歲的原因吧？普遍的她們最少知青特有的種種政治野心。普遍的她們很善良，溫柔又善良。包括她們中的標兵，比如我當年的副指導員許鳳英，我們師的知青模範戴紅珠，都是些好姑娘。她們當年的榮譽——如果那仍不失為榮譽的話，是她們當年通過苦幹獲得的，絕非是靠大“侃”革命理論“侃”到的。如今想來，我對她們的欽敬，在較大程度上是同情啊……
我做夢也不曾想到過我居然會跨入複旦大學的校門。成為複旦的學生，對我是太意外的機遇，太大的幸運。
我是複旦中文係家境很窮的學生之一，三年內隻探過一次家。我的老師們對我很好，很愛護我。其中袁越老師和秦耕老師對我的關懷，實在不是“師生情誼”四個字可以包容的。翁世榮老師和輔導員徐天德對我也是極為友善的。因某幾個同學存心製造的一些小事端，因當年複旦特殊的政治背景和氛圍，我受過一些委屈，於今想來，不過是小委屈，實在不值得耿耿於懷。然而我畢業前後，尤其“四人幫”粉碎後，確曾耿耿於懷過。現在，四十四歲的我，憶起往事，心中隻存一片溫馨，不複再有任何積怨。我很想念我的袁越老師，也很想念我的秦耕老師和翁世榮老師。不知他們是否仍在教學。我想借此機會對他們說——老師們，我永遠感激你們！在非常的年代裏，在非常的大學生活中，沒有你們給予我種種關懷，種種勉勵，我是讀不完我的大學的。徐天德老師其實隻比我年長一二歲。他總親切地叫我“大梁”。除了在什麼鄭重的場合點名，他幾乎就沒叫過我的完整的姓名。多想再聽他叫我一聲“大梁”呢。我曾誤解過他。我想對他說——“大梁”當年太是個性情耿直的東北小子，你就多多原諒了你的學生“大梁”吧……我仿佛看到他笑了……
我本是可以留在複旦，也是可以留在上海的。老師們都曾勸我留在複旦，起碼留在上海。
這是我和上海確曾有過的一種緣。
我自己一心返回我的家鄉。沒回成家鄉，倒成了北京人。
我自己錯過了這種緣。這構不成我的悔，但從此我對上海有了種“纖纖情結”……
上海，你如果問我上海最好的是什麼——那麼讓我悄悄告訴你——對我來說，最好的是上海的女孩子和上海的女人們。
我還想悄悄告訴你——我曾很希望有一位上海妻子呢！真的。上海的好姑娘和上海的好女人，也許是中國最善於，最天生地善於慰藉男人心靈的了！我聽她們吳儂軟語便會平和得像一條浮定在水中的魚。盡管我應該很慚愧地承認——一句上海話也不會說……
妻自從窺到了我心中的這點兒小秘密，每每對我開玩笑——回你的上海去，回你的上海去！……
倒好像我是上海人似的呢……最後我問上海知青戰友劉鴻飛一家好。祝願他老母親健康長壽，我在複旦讀書時，老人家曾把我當一個兒子似的看待。從北到南，我堅信好人永遠比壞人多。而且多極了多極了……
分房那些事
1949年以前的中國，也是有“福利”分房一說的。當然，能享受到此待遇的人，皆各級政府官員——並非一律有資格，以職務高低和貢獻大小而論。
進言之，自從有國家以來，分“福利房”的現象，在許多國家便都存在著或變相存在著。不分房，也分地。而分地，意味著一片土地上所存在的森林、河段、地下的礦、地上的大宅，皆為受封之人所有，並且可以世襲。
許多人都知道的，英國相府唐寧街10號，便是某世英王賜給有功之臣的。隻不過對方高風亮節，沒要，建議當成議會的永久辦公之地，後來成了首相府。
1949年以後的中國，從城市到農村，在接管各級政府，組建政權機構的同時，興高采烈地所做的事之一也是“分”。
“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這是農村之“分”的景象。民以食為天，分田分地乃革命向農民的首諾，便也是革命勝利後全麵開展農村工作的首務。解決了農民擁有土地的問題，同時要解決農民的居住問題。連年不斷的戰爭，產生了大批大批的失地農民。農民而無土地，自然亦無居所。如魯迅筆下的阿Q，生前每在破廟中過夜。分田分地雖是首務，解決起來反倒相對容易。沒有居所的農民眾多，單靠將地主富農家的住宅分給他們是解決不過來的，於是寺廟、宗堂、經過改造的戲台，便也成為分給農民的居所。
如果說當年在農村進行的分房也算是一種“福利”分配，那麼毋庸諱言，1949年迄今，中國農民僅經曆了一次分房。當年的土改工作隊，往往也沒地方可住，隻能在破廟裏工作。
20世紀70年代時，中國農村有一位可敬的“支書”，叫王國福，是當年的中央認可的模範“支書”。他的一句名言是“小車不倒隻管推”，體現在他要帶領農民過上幸福生活的恒心。當年沒有“脫貧致富”這種口號。“脫貧”的提法，可能會被認為是對社會主義之成果的否定；而“致富”思想，尤其會被當成資本主義思想予以批判。當年的官方文字表述是——“改造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農村的貧窮落後麵貌”，這一長句子，是斷不可以縮短為“脫貧致富”四個字的。
而王國福的感人事跡之一是——要使全村人都住上新蓋的房子（可以肯定，村民們的房子都不成樣子了），在實現這一願望前，自己家絕不搬出土改時分給他家的長工屋。
另一個毋庸諱言的事實是——在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隻有少數農村的麵貌發生了某些方麵的改變，大部分農村的農民，仍像王國福那樣，住在土改時所分到的居所裏。
一個相關聯的問題隨之而來——二十年過去了，為什麼不建磚場，鼓勵農民自行燒磚蓋住房呢？
不可以的。
農村而建磚場，燒磚還是隻為蓋住房，將被看成典型的帶領農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現象。
即使王國福，他帶領村人們所蓋的也不是磚房，而是土坯房。並且，是頂著壓力那麼做的。關於應不應樹他為模範，北京高層是有分歧，有鬥爭的。他的事跡終於得以被宣傳了，是高層理性思想戰勝極“左”思想的一次勝利。
某些過來人之所以對曾經主宰中國的極“左”思想深惡痛絕，原因也恰在於此——當年某些奉極“左”思想為《聖經》的人，他們對人民的愁苦生活是視而不見，極其漠然的。
也正是在20世紀70年代，周恩來視察延安地區的農村時，被眼見的貧窮景象所震撼，淚灑為他舉行的送別宴上，泣曰——延安人民曾養育過我們，他們如今的生活竟是這麼的貧窮，我們太對不起他們，拜托了！……
而鄧小平，則在全國學大寨工作會議上坦言——在有些農村，農民的生活與舊社會沒什麼兩樣，這種情況必須盡快改變，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到了2010年，又四十年過去了。中國的絕大部分農民，吃飽穿暖不是個事了。農民們的居住情況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這要感謝水泥和磚兩樣東西，除了少數特貧地區的農村，此時中國大地上的農村住宅，已基本實現了磚瓦化。南方經濟繁榮省份的農民，甚至住上了令城裏人羨慕的“大別墅”，有些蓋得還相當漂亮。城市周邊的農民自家根本住不過來，於是出租，月月坐收數目可觀的租金，那一般是城市上班族的工資的數倍，每令後者自歎弗如。然而，這絕非分配性質的福利房，而是農民們靠自家財力所建。若非言福利不可，也隻能說沾了改革開放的光。
盡管如此，特貧地區的農民們的生活，仍令有所了解的人們感慨唏噓。時任貴州省委書記的栗戰書在對貧困農村進行考察時，曾大動其容地說：“用家徒四壁來形容也不算誇張，對農村的扶貧力度必須加強！”
綜上所述，我們便明白了這樣一點，所謂“福利房”之福利，雖是一個中國概念，與中國農民們卻是從來不沾邊的——它僅是一個與城市人有關的概念。
當然，此點人皆明了，但有強調之必要。
那麼，“福利房”分配，在城市又是如何進行的呢？
新中國成立後，分配住房首先麵向的是各級幹部，這一點也無須諱言。他們要開始管理和建設國家了，那就得先在城裏有各自住的地方——現建是來不及的，房屋都是城市裏原有的，無非易主一下而已。
如當時被選為國家副主席的張瀾先生，在被敦促舉家從四川遷入北京之前，國務院有關部門便要為他一家選擇住宅。先生高風亮節，幾次推拒，不肯入住較大宅第。後經周恩來親自動員，以工作需要為勸詞，才住進了一處不算太大，自覺住起來會心安一些的宅院。
我的嶽父是抗日時期參加工作的“紅小鬼”，隨部隊進入北京後，率人接管了前門箭樓，之後因一時沒分到住房，居然有幾年以箭樓為家，後來定了行政級別才分到了正式住房。
故可以這樣說，新中國的第一次分房，主要是分給各級幹部的，房源無一不是原有的。即使科長，也大抵會分到住房。隻不過屬權歸公，人們僅有居住權。
當時之中國的城市，特別是大城市，沒有穩定居所的流民甚多。為了便於城市管理，被一批批地勸回或遣送回原籍了。
當時的普通城市老居民，大抵住房狹窄。有的街區，環境髒亂差。新政府一時無力改善，僅能對惡劣的環境進行一定程度的治理——電影《龍須溝》反映了這一舉措。在話劇《南京路上好八連》中，也有反映當時上海底層人家居住條件令人同情的片段。故，可以如是想——話劇《駱駝祥子》中的祥子和小福子等底層民眾，新中國成立前所住的那處擁擠破敗的院子，新中國成立後他們必然還住在那裏，直住到1990年以後的房地產業興起，大拆遷時代來臨。而《七十二家房客》中的那些人家，也不可能在1990年之前搬離該幢危樓。
工廠裏的工人，雖然總體上被定義為“領導階級”了，但終究不是革命幹部。任何一名具體的工人，也就絕對不可能享受到隻有幹部才能享受到的任何待遇。在分房一點上，更無例外。
何況，當時之中國，工業落後，真正的工廠工人為數不多。在有的省，有的市，屬於“小眾”群體，還算不上是城市人民中的多數。政府關懷的溫暖，也不可能優先向他們傾斜。
有一點卻是可以肯定的——中國工人階級的工資，從此有了穩定保障。即使某一個月或幾個月欠發，補發不成問題。
1955年後，第二個五年計劃開始，大力發展工業尤其是重工業、機械製造業提上國家發展日程，工人群體迅速擴大，中大型工廠多了，中國工人的居住狀況相應地獲得了改善——但新建的中大型工廠一般不在市內，而在市郊。即使出現於市內，也是建在人口相對稀少的非重點區。
於是，中國此後出現了城市工廠區，市郊工業基地。以東三省為例，先後建起了沈陽重型機械廠、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富拉爾基工業基地。再以哈爾濱為例，列車製造廠掛牌了，軸承廠掛牌了，量具刃具廠掛牌了，拖拉機製造廠掛牌了，鍋爐廠、電機廠也掛牌了。在市郊，出現了香坊工業區、平房工業區、“哈一機”工業區——它實際上是造坦克的軍工廠。
又於是，一片片工人宿舍區產生了。
另一方麵，教育、科研、醫藥醫療、新聞出版、文化藝術等單位也長足發展，便不可能不解決骨幹隊伍的居住問題。
在各行各業全麵發展的大背景下，中國特色的也是社會主義國家特色的“福利房”分配拉開了帷幕。
工人宿舍，普遍是磚瓦平房。以今天的眼光看來，也普遍建得簡陋粗糙，絕大部分沒有上下水係統，更不可能有室內衛生間——幾十戶人家共用一處公廁，公廁尤其簡陋粗糙，與今日之城市公廁完全不可相提並論。北方的工人宿舍也無取暖設備，分到宿舍的人家皆砌火炕。麵積大抵30平方米左右：一間20平方米的裏屋和10平方米的外屋，外屋兼做廚房。以當時的國力和應急做法，隻能建成那樣。即使在北方，也非所有的工人宿舍都是磚瓦房，所謂“板夾泥”的更簡陋粗糙的宿舍不少。當年的分配原則是——四口之家且無大兒大女隻能分到一處宿舍；五口以上人家可多分半間小屋，當年的說法是“一間半”。小兒小女總是要長大的，長大了而又遲遲輪不到二次調房，居住情況就特別尷尬。通常是長大了的孩子住到外屋去，故“50後”普通工人的兒女，許多人是每晚睡在廚房度過青春多夢期的。而若一戶工人之家有一兒一女，兒女之間又隻不過相差一兩歲，那麼或兒子或女兒，每晚就隻能與父母同炕而眠了——尷尬就尷尬在此；對父母和兒女，都多有不便。
事業單位因為普遍在市區，所以事業單位的宿舍多是樓房。但也不是每戶人家都有室內衛生間，一個單元有一處公廁就不錯了，上下層人家共用。好在當年的宿舍樓都不高，一般三四層，最高五層，六層甚少。在那樣的樓裏，常見令人難以想象的現象——如廁往往也排隊。若家有臥床不起的老人、病人或孩子，便也須備有屎盆尿盆。還有的樓房，因為建時做不到配備暖氣設施，便也隻能靠燒煤做飯取暖——樓道堆滿家家戶戶的煤球，冬季裏，樓頂的煙囪終日冒著煤煙。
事業單位知識分子們的分房標準，與工廠的分房標準相一致。
粥少僧多，事業單位和工廠的分房原則，都不可能不論資排輩。而如果事業單位是處以上單位，工廠領導是處以上幹部，頭頭腦腦大抵不參與本單位本工廠的分房，另有條件好的住房分給他們，曰“組織部門分房”。
當年，關於分房的故事或事故，每在民間口口相傳，是人們喜談愛聽的話題之一。事故自然是不好的故事，不好的故事往往傳播廣泛，如跳樓的，好同事好工友之間反目成仇的，持刀威脅領導幹部的，精神受刺激瘋掉的……從社會心理學上分析，人們喜歡傳播那樣的事，其實意味著對“公平”二字的重視。
而普遍的情況是，當年的分房基本上是公平的。不論在工廠還是在事業單位，隻要分房，必成立各級分房小組，也必走群眾評議的民主程序，眾目睽睽，而且有論資排輩的種種詳細規則在那兒擺著，想搞分房唯親並不容易。
但同等條件之下，幾個人十幾個人甚至幾十人中，房源有限，分給誰了沒分給誰，一碗水端平亦非易事。這時候，分房小組領導對誰的印象如何起決定性作用。而某領導最後一拍板，自己也就陷於引火燒身之境了。
也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某人該分到住房實際上又沒分到，領導保證下次一定優先考慮某人；某人也頗顧大局，沒鬧，覺悟很高地期待下次分房。終於盼到了下次，領導換了，比某人更具備分房資格的競爭者產生了，新領導不理前任領導遺留下來的“曆史問題”了，某人豈能不大光其火？於是矛盾激化了。
在漲工資的事上，不乏師傅為徒弟爭，徒弟為師傅爭，不少人為一個人爭的例子。那時，“公平”還體現為正義。但，在分房問題上，人人都為自己爭，爭不到，替自己倍覺委屈成為常態；為他人爭，替他人鳴不平的事不能說完全沒有，有也不多。畢竟，漲工資所爭，無非每月多七八元錢少七八元錢的事。而住房，關乎一家人更基本的生活質量，不由人不爭。此次爭不到，下次再分是猴年馬月？沒準的。也可能一輩子都沒機會了——這是很多中國人當年在分房時所產生的心理恐慌。情形好比如今上班打卡的人們擁擠向地鐵或公交車——想想看，若眼前是最後一班地鐵或公交，自己擠不上去，須有多麼強的心理素質才會處之泰然？
當年，在分房問題上，勞模、先進生產者，這種那種標兵，有突出貢獻者，一向是被優先考慮的。即使不優先，也必加分。而當年的中國人，對勞模特別尊敬，幾無攀比之人。
故像王進喜、孟泰、馬永順這樣的全國勞模，都是較早住進“福利房”的人。當年的勞模，自我要求甚嚴，絕無在個人福利方麵提任何優待要求的現象。關於他們的一切資料顯示，他們的住房標準，與本單位本企業普通工人的住房標準毫無區別。此三位全國著名的勞模中，唯馬永順活到了房改之後。因為他家當年的住房情況就極一般，房改後便無個人益處可言。何況他家所住一直是林區工人的宿舍，如今也根本不值錢的。
因為我父親是三線工人，母親和我們幾個子女不是隨遷家屬，我家便從未經曆過“福利”分房，所住一向是房產屬於私人房東的破敗老屋。1960年經曆了一次動遷，麵積大了幾平方米，仍是貧民區簡陋粗糙的住房。
1968年我下鄉後，連隊的老戰士多為1966年集體轉業的軍人，他們所住應算是“福利房”——連隊統一建的土坯房，每戶一間住屋一間廚房，總麵積三十幾平方米。指導員參加過抗美援朝，唯他家住屋大幾平方米。指導員的兒子和副指導員的弟弟都已是成年人，住在我們男知青宿舍。連長與家屬兩地分居，所以沒住房，與知青通訊員同住連部裏間的小屋。
我曾問過指導員——咱們兵團不像農村，可供農民蓋住房的土地十分有限。咱們的連隊四周是廣袤曠野，人們為什麼不勤勞一點，將住房蓋得大一些呢？你看家家戶戶的老戰士，如果有了兒子，也將父母接來了，都住得多不方便啊！為了改善居住條件，號召大家義務勞動大家也願意嘛。
指導員的回答是——不是勤勞不勤勞的問題。國家每月給我們發工資，如果我們為了都想住得寬敞點兒，把勁兒用在住房方麵，那肯定不對，會受批評受處分的。
確實如此。有的連隊，因為將住房蓋得大了幾平方米，指導員連長雙雙受處分。還通報批評，以儆效尤。
問題是——我們是在北大荒，不是在城市，不存在公地私占的性質。在極“左”思潮統治人們頭腦的時代，任何提高個人生活品質的做法，即使並不侵占國家或集體或他人利益，那也是不允許的。
我從連隊調到團部後，見團裏幹部們的住房條件也不比連裏強多少，所住是磚瓦化的平房罷了。我們宣傳股股長是現役軍人，他家小孩子多，分到的也是一間住屋的住房。他有時嫌家裏鬧，寧肯在我們知青宿舍借宿。副政委是原農場老幹部，三個女兒都已成年，也隻不過住在有兩間住屋的平房。
如今想來，即使在“廣闊天地”，當年那種嚴格限製住房標準的製度，也不是完全沒有其合理性——我們畢竟是生產建設兵團，存在的使命是多收獲糧食，倘都比著將個人家園建得好些，全兵團就可能會在一個時期內變成“住房建築兵團”了。何況，那時是備戰年代，兵團地處北疆，戰爭一旦爆發，再好的家園也會毀於炮火之中。這一點，也決定了人們對住房的要求——能湊合著住就行了。
我上大學後，我複旦老師們的家，也都是一室半的矮層樓房，麵積都不超過四十平方米。當年一半左右的老師分不到住房，隻能四處租房子住。
那時上海的大齡未婚青年多多，十之八九因為沒有婚房結不成婚。有不少對戀人相愛久矣，最終還是因住房問題解決不了，彼此依依不舍而又明智地分手，這一點與如今工作在“北上廣深”的外地青年們的處境十分相似。但如今的青年租房已非難事，當年則不同，年輕人的工資普遍才三十幾元，而在市區租一處小住屋也得三十元左右，若再有了孩子，日子沒法過了。租郊區農民的房子自會便宜些，但當年交通又不發達，班也就上不成了。
當年，隻要算是一座城市，都有類似現象——不分男女的某人正上著班，卻忽然吞吞吐吐地要請兩三個小時的事假——後來當頭的心領神會了，特別痛快地同意——夫妻雙方約好了，各自按時請假，好趕回家去彌補一次性生活的缺乏。夜夜與非是小孩子的兒女同室而眠，隻得白天請假回家滿足一次夫妻雙方的生理需要。
據說，在上海，在夏季，在某些公園，有夫妻雙方帶了小帳篷留宿於公園的事。但，須揣上結婚證。否則，被巡邏的公園管理員發現了，也許會被雙雙扭送到派出所去。
我從複旦畢業分配到北京電影製片廠後，因沒有宿舍床位安排我住，我隻能在招待所住了半年。半年後，破例分給了我一間11平方米的小屋，在筒子樓內。所以破例，乃因我占了招待的一張床，影響招待所收入。
多年內，那小屋成為我的家，兒子在那個小家一直成長到上小學。
我在北影經曆了第一次分房，我家由筒子樓的這一頭搬到了那一頭，麵積也由11平方米擴大到了14平方米。此次分房，得益於老藝術家們。此前，謝添、陳強、於洋等老藝術家，也都住在小西天太平胡同的大雜院的老平房裏，那些平房潮濕陰暗，終年缺少陽光，而且，他們的住房麵積也都不大。北影遵照文化部指示，首先為他們蓋了一幢“老藝術家樓”。而於洋由於當年還不老，竟無那幸運，僅搬入了一套70餘平方米的小三居舊樓中。老藝術家們的住房條件一經改善，他們騰出的住房便可分給別人。於是，小範圍內的北影人進行了一次住房周轉，我成了那次周轉的既得利益者。
當年，有兩位中年導演是我的朋友——許雷和都鬱。他們的愛人，都是芭團主力演員。北影沒分給他們房子，他們沾妻子的光，住的是芭團分給她們的結婚房。兩位朋友的家我都去過，都14平方米左右。除了張窄雙人床，一張小桌兩把椅子，再就擺不下別的家具了。那種窄雙人床，也可以用如今寬單人床的概念來說。若夫妻雙方一方較胖，夜裏另一方會經常被擠掉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