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文超走了，我已經去向他作了最後的告別，但我還是寧願相信：有一天他會回來。
每每想起他，便是一個鮮活的形象在眼前：微微地笑著，微微地喘著，瘦卻硬朗，站在我七樓的家門口，對著我沮喪的臉，還有哭紅了的眼睛……
那時我剛剛遇到了雙重的挫折，事業和感情一齊撞疼了我的腰。黃昏打電話給文超的時候我的喉嚨有些發哽，他那麼智慧的人，幾乎立刻就感覺到了：“我今天正好沒什麼事，你等著，我過來看你！”
這是認識文超十年唯一的一次，因為他總是忙的。過後想起來，怕也是被我的聲音嚇著了，這才百年不遇地放下手中的活兒，跑來給我打氣。
見到文超我的眼淚就全縮回去了，對比他多年經受絕症煎熬的痛苦和頑強抗爭、屢獲成功的堅強，我那叫什麼事？不就是受點兒委屈遇點兒不平，不就是有點兒孤獨有點兒憂鬱！我突然有些怯於開口，
雖然我到底還是說了。
文超從來不講大道理，那天也一樣。他仔細地聽完，說我也許幫不了你什麼，但我知道你會很快度過難關。你還會像過去一樣快樂，你還是我眼裏那個生氣勃勃、風鈴似的曉琪。
我這人一受表揚鼓勵就樂不滋滋，那天也不例外。送文超走的時候我已經笑了，盡管在這之後我經曆了一段感覺無比漫長而又難過的日子。
最難的時候我會想起文超。有句話，“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我心裏，文超是朋友也是榜樣。但文超是不認的，他實實在在地說：“我不過是想忙一點，總有事情做，好分散注意力，不要被病痛壓垮。”這話我也信，隻是榜樣還是榜樣。誰會不惋惜地估計，他不得這個病還要做多少事呀。
我記不起來我們是如何成為朋友的，但我忘不了我們的相識。那是十年前了，我的第二本散文集《美麗到永遠》出版，一個朋友看了，半是喜歡半是“拔刀相助”：“我托人把它給中山大學一位教授，看能不能寫篇文章。人家可是北大的高才生，寫評論很棒。”
那時我勉強還能算“文學青年”，心想我那些小東西值得大教授去評說嗎？也就沒太往心裏去。哪料想不久竟在《羊城晚報》上見到了，文章題目是“南國有風鈴”。文章寫得很漂亮，我一時覺得他不是在評我的散文，而是在人們耳畔吹過一陣和煦之風，隱隱伴隨著清純並且透亮的風鈴聲……
至今我還記得當時心頭湧動的感激，為他不曾謀麵就文論文，為他從我的文章中讀出了我領會得到卻還來不及理順的縷縷情思。偏我沒有文超的電話，又不便冒昧攪擾，就這麼把感激放在心裏，直到數月後在一個座談會上的來賓簽到簿見到他的名字，才走過去握住了他的手，可惜感謝的話剛開了個頭就被文超“截斷”，以後也不再有機會繼續。
但我跟文超打交道的機會卻多了起來。比如約稿呀、開會呀，偶爾也在一個飯局上碰麵。那時我已經知道了他的病，他自己也從不忌諱關於病的話題，但我很難把他和重病號等同起來，因為他總是精神抖擻，談鋒也健，走路速度快，飯量比一般人還大。電話裏他的聲音更是中氣十足，言談中還時有妙語，而且他隔三差五地出書，教學育人又從未停過，每回得到他的新書我都不由得想：要麼是各級醫生對他一律誤診，要麼他本身就是上帝的一個奇跡。
僅僅有一回文超哭了，是吃飯的時候。那天在廣州郊區一個賓館開電視劇研討會，同桌的人吃完都先行告退了，我和他正聊得起勁，不願意挪窩。話題原本與疾病差老大一截，不知怎麼繞到了他的病。文超就講起了那個黑色的日子，完全沒有思想準備的他在陽光燦爛的上午看到了令他雙腿一軟的診斷結論，然後開始了他抵抗病魔的萬裏長征。他詳細地描述了當時的心情，講到了在醫院裏想直接走進太平間的瞬間絕望，也講到了他的摯友、他的恩師，還有他的妻子小傅和寶貝女兒璐璐。好幾次，他幾乎哽咽不能成聲，淚水就那麼在臉上流淌，我無法勸慰，開始能做的事是默默地遞紙巾，後來就自顧不暇了，哭得比他還凶。直到文超說，我們講點兒別的吧！這才轉了氣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