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刺激與壓力之下，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受到日本國內的廣泛質疑，並因此導致了佐藤內閣的下台。1972年7月，取代佐藤上台的首相田中角榮迅速做出政治決斷，僅僅在組閣兩個多月後就訪問中國並同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在這一過程中，雖然日本政府也曾征得了美國的同意或者至少是默許，但是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顯示了日本的對美獨立性。對美國來說，雖然沒有理由再繼續反對日本同中國改善關係，但是美國之所以同中國改善關係僅僅是為了取得同蘇聯對抗和競爭時的更大主動權，而並不意味著想要承認中國和拋棄台灣，這一點很清楚地反映在了中美1972年2月簽署的《中美聯合公報》中，因此美國並不希望看到日本同中國發展比美國更為密切的關係。但是，日本為了自己的實際利益，在對中國的問題上並沒有完全按照美國的意願去做，而是比美國走得更遠，不但同中國改善了關係，而且先於美國同中國建立起了正式的外交關係，並很快同中國簽訂了貿易、航空、海運、漁業等一係列協定，使中日兩國關係不僅具有了宏觀的共同戰略利益基礎，而且還具有了微觀層麵上更為實際的相互利益。對此，連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鬆也不得不承認：“日本在廣泛的外交領域裏不再是依賴美國的太平洋地區性國家了……日本已在一個日益擴大的範圍內開始自由地行動了。”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阿拉伯石油生產國為了反對以色列，宣布對支持以色列的非友好國家實行石油限額供應或者禁運，長期以來一直追隨美國在中東地區實行支持以色列政策的日本自然也被列人限額供應的國家之列，這對於當時經濟發展所需石油80%依靠中東供應的日本來說，不啻是一個晴天霹靂。在這種關係到本國經濟生存利益的非常情況下，日本不得不重新考慮自己的中東政策，開始同美國的中東政策拉開距離，甚至采取了同美國相反的政策，即改變支持以色列的政策，迅速派出政府特使遍訪中東的阿拉伯各產油國，公開支持阿拉伯國家並向其提供巨額的經濟援助，在聯合國大會上也一改以往的政策，投票支持阿拉伯國家，並譴責以色列，要求其撤出所占領的阿拉伯國家的領土。
20世紀80年代初，日本經濟超過蘇聯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並且同美國之間的經濟差距繼續縮小。在這種情況下，戰後以來被壓抑的民族主義情緒再度高漲，日本政府提出了政治大國化的外交，即開始有意識地改變長期以來對國際政治采取回避的消極做法，主動謀求在國際政治中發揮積極作用。在推行這一政治大國化外交的過程中，日本仍然將對美關係放在了其外交最重要的位置上。也就是說，盡管在整個80年代日美經濟摩擦依舊，但是日本卻主動與美國協調，強化與美國的戰略同盟關係，主動配合美國的全球戰略，以所謂“西方一員”的身份積極參與全球與地區性國際政治和安全問題的解決，通過與美國的同盟關係來分享權力，試圖借助美國之力實現自己政治大國的目標。例如，在由於蘇聯入侵阿富汗而引起的新的美蘇對抗中，日本政府完全配合美國的外交行動，立即對蘇聯實施經濟製裁和抵製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並利用自己的經濟優勢向巴基斯坦等阿富汗周邊國家提供了過去從未有過的所謂政治性和戰略性的經濟援助，認為這是“為確保日本的綜合安全保障而構築國際秩序所付出的代價”。此外，在1983年7月的西方七國首腦會議上，日本積極支持美國關於歐洲裁軍的提案，在亞太地區之外的安全問題上也積極配合美國。
因此，無論是在20世紀70年代全方位自主外交中對更大外交空間的追求，還是在80年代政治大國化外交中對更高國際政治地位的追求，日本外交雖然都顯示出了一定程度的對美獨立性，而且在經濟貿易關係上也同美國長期處於相互摩擦的狀態，但是在政治上和安全上日本仍然嚴重依賴美國，同美國繼續保持了緊密的同盟關係，對美外交依然是日本外交的基軸。
二、冷戰後的日本對美外交
冷戰結束之後，尤其是蘇聯解體之後，共同的軍事威脅這一構成日美關係最重要的基礎正在消失或減弱，但是雙方在經濟上的摩擦卻依然在深化。因此，在冷戰剛剛結束的一段時間裏，日美兩國以及國際社會的輿論都普遍認為日美關係麵臨挑戰，日美同盟已經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然而，從後來的實際狀況來看，日美兩國又為其同盟關係尋找到了新的基礎，兩國關係仍然十分密切。從冷戰後日本的對美外交來看，日本也仍然將日美關係視做自己外交的基軸，並且以此作為自己發揮全球性和地區性政治作用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
（一）全球夥伴關係的建立
冷戰的結束，給日美關係也帶來了衝擊，過去構成日美間同盟關係最重要基礎的對蘇聯軍事威脅的恐懼，由於美蘇關係的緩和甚至蘇聯的解體而不複存在，日美雙方的同盟關係麵臨挑戰。與此同時，由於20世紀80年代日美間持續的經濟摩擦與日本資本大量湧入美國以及對美國資本的兼並，進一步引發了美國國民對日本的指責，而日本國內也出現了“嫌美”和“離美”的傾向。據90年代初美國國內進行的輿論調查，有70%的美國國民認為日本的經濟威脅已經取代蘇聯的軍事威脅成為冷戰後美國麵臨的最大威脅，還有很多美國人指責日本進行不公平貿易，隻享受世界自由貿易體製給其帶來的好處，卻不為此付出代價，不開放自己的市場。而日本繼80年代末出現以“日本可以說‘不’”
為代表的對美強硬論後，麵對美國國內日益頻繁的指責，也開始出現對美國的反感與要求脫離美國的觀點。他們認為，日美之間經濟差距的縮小與日本對美貿易順差居高不下，主要是由於美國產品缺乏國際競爭力所致，而並非日本方麵的原因，而且美國社會由於毒品泛濫、治安惡化、教育水準降低等大量社會問題的存在以及難以有效解決，正在失去對日本社會所具有的發展楷模的示範作用，因此日本應該脫離美國，尋找日本獨特的自我發展道路。例如，曾經擔任過自民黨國際局長的鳩山邦夫就曾表示：“今後我們要成為政治大國，因此必須脫離美國。”
然而，日美兩國間這種出於民族主義情緒的爭吵，其著眼點基本上都放在了雙方的經濟關係上，而且這種情緒基本上隻是存在於兩國的民間。在決定日本外交政策的當政者眼中，日美關係卻遠不是僅僅局限在一種雙邊經濟關係上，而是在雙邊經濟關係之外還有著更為廣泛的合作領域。對於想要在冷戰後進一步在國際社會發揮政治作用的日本而言，似乎更是如此。例如，曾經擔任外務省事務次官和駐美大使的著名外交官栗山尚一就認為，日美關係並非僅僅是一種經濟關係，也並非僅僅是一種安保關係，而共同對付全球規模的課題也是日美關係的支柱之一。
應該說，確實是如此，在冷戰結束之後出現的一些全球規模的問題上，日美之間的共同利益似乎要多一些。冷戰結束之後，一些全球性問題開始凸現，如全球環境保護和經濟開發問題、解決地區衝突和維持和平問題、控製各種傳染性疾病和國際恐怖活動蔓延等問題，日益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即使作為戰後一直在國際社會中占據主導地位的美國，也難以隻憑借自己的力量解決這些問題，但是這些問題的出現給經濟實力雄厚卻深感缺乏相應政治權力的日本帶來了機會。也就是說，同樣作為發達國家的美國和日本，在解決這些問題上存在著共同的利益和相互的需要，即美國要維持自己在國際社會中的主導地位，需要日本這樣經濟實力雄厚的盟國予以協助，而日本也想通過與美國合作共同參與解決這些問題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為此，日本在對美關係中開始更多地強調超越雙邊關係的全球性合作，試圖與美國建立起一種更為平等的夥伴關係，與美國共同參與管理冷戰後的世界。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盡管已經經曆了十幾屆政府的更迭，甚至經曆了多次政局的巨大變動和政黨的更替，但是不論哪一屆政府，在對外關係上都把對美外交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並積極謀求建立同美國的全球性夥伴關係。
日本外務省1990年的《外交藍皮書》在談到日美關係時稱：“合起來約占世界GNP40%的日美兩國，不僅僅有責任對付兩國間的問題，而且有責任共同對付與處理全球規模的問題。這種日美全球夥伴關係的重要性在日美兩國正得到廣泛認識並正在努力強化這一意識”，“與美國的全球夥伴關係是我國為世界作貢獻的前提，因此必須繼續強化這一關係”。同年10月12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樹在日本國會發表的演說中也表示：“在麵向構築國際新秩序展開外交時，日美間的合作關係必不可少。此次（指1990年8月2日海灣危機爆發後不久海部首相在訪問美國時同美國總統布什所舉行的會談。——作者注）與布什總統的會談，相互確認了兩國在諸如伊拉克和科威特問題等廣泛的同世界和平與繁榮有關的問題上具有共同責任以及加強協調的必要性。今後也要進一步強化這一日美全球夥伴關係。”1991年1月25日，外相中山太郎在日本國會所作的外交演說中同樣表示：“日美兩國本著合作的精神切實解決兩國間存在著的各種各樣問題非常重要，而在國際新秩序的構築、世界經濟的運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開發、全球環境保護等各種超越國界範圍的問題上強化兩國政治、經濟兩方麵的全球夥伴關係更為重要。”
在1993年日美間開始進行結構協議談判時，日本即提議為了建立更為積極的日美關係而有必要在協議中寫人共同對付全球性問題的內容。起初，美國由於擔心會因此而衝淡雙方在市場問題上的談判內容而采取消極態度，但是後來在日本的堅持下美國改變態度將這一內容寫進了協議中。1993年4月，日本首相宮澤喜一在訪問美國時與克林頓總統會談，雙方強調要在政治與安全保障、經濟貿易和全球性問題等三個領域內加強夥伴關係。同年7月10日，日美雙方在東京簽署了《日美關於建立新夥伴關係框架的聯合聲明》，表明“兩國政府將共同應付共同麵臨的環境及其他具有全球規模意義的經濟問題的挑戰，並通過這一合作建立起雙方建設性的全球夥伴關係”。
1993年7月，日本政壇發生劇烈變化，長期執政的自民黨被趕下了台，由八個黨派取代自民黨組成了新的聯合政府，其中也包括過去長期作為在野黨反對自民黨政策的社會黨。但是在對美關係上，非自民黨政權卻基本上繼承了自民黨的政策，同樣將日美關係作為日本外交最重要的課題，並同樣強調日美在雙邊關係之外的合作。例如，曾任非自民黨政權首相的細川護熙、羽田孜和村山富市就曾分別表示：“繼續維持日美兩國在政治、經濟、安全保障及其他全球規模問題等各個領域的緊密關係，建立更為穩定的日美夥伴關係，不僅對兩國而且對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也是必不可少的。”“即使在新的國際形勢下，維持以日美安保條約為基礎的日美間的密切合作關係仍然是我國外交的基軸。這一點不但絲毫未變，反而甚至可以說日美基軸外交為確保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變得更為重要了。”“我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正如在日美首腦會談中與克林頓總統重新確認的那樣，對於雙方而言都是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同時也是我國外交的基軸。不言而喻，對於維持亞洲在內的世界的和平與穩定，日美關係也是極其重要的。”
在1996年1月自民黨重新回歸政權後，直至2009年9月自民黨再次下台，又曆經橋本龍太郎、小淵惠三、森喜朗、小泉純一郎、安倍晉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七屆政府。在此期間，這些自民黨政權雖然在對美關係的具體問題上以及首相個人的對美親近感方麵不盡相同，但是都同樣堅持了日美同盟關係，將對美外交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例如，日本2008年的《外交藍皮書》中仍然聲稱：“美國是日本的盟國，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關鍵，日美兩國的關係是建立在共同基本價值與利益基礎之上的以安全保障為主並包括政治、經濟等廣泛領域進行協調的關係。”
2009年9月民主黨政府上台後，曾經想要在對美關係上追求更大的獨立性，尤其在衝繩駐日美軍基地問題上與美國發生多次摩擦，但是這些摩擦同樣也沒有從根本上動搖日美兩國的同盟關係，新政府仍然認為對美關係是日本外交中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例如，2010年的日本《外交藍皮書》就認為：“日美兩國是具有共同普適性價值觀及戰略性利益的同盟國家，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軸。以日美安全保障體製為核心的日美同盟經曆了戰後60年的發展，不僅給日本及整個遠東地區帶來了和平與繁榮，而且作為亞洲太平洋地區穩定與發展的基本框架發揮了有效的作用。在冷戰結束後仍然存在著不穩定因素的亞洲太平洋地區，日美同盟作為日本以及該地區和平與繁榮的基礎，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2011年的日本《外交藍皮書》也認為：“日美兩國是具有共同普適性價值觀及戰略性利益的同盟國家，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和安全保障的基軸，同時也是保障亞洲太平洋地區乃至整個世界穩定與繁榮的共同財產。以日美安全保障體製為核心的日美同盟經曆了戰後60年的發展，給日本及遠東地區帶來了和平與繁榮。此外，日美兩國不僅僅在兩國以及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問題上進行合作，而且正在應對國際社會所麵臨的全球性問題上進行合作，致力於世界的穩定與繁榮。21世紀的日美同盟正在以安全保障、經濟、文化與人才交流這三個領域為支柱進一步深化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