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古派”出現的時候，各種現代思想引入中國，知識界推崇科學理性精神，“疑古派”衝破了上古傳說時代的曆史體係。但是，衝破之後又該怎麼辦？新興的考古學成為史學家馳騁想象力的原野，很多人便主張要走考古學之路，此後中國學界“由盲目的信古而進到疑古，更由消極的疑古，而進到積極的考古”。中國考古學經曆了近百年的探索，已經成為一個成熟的現代科學學科，重大發現層出不窮，極大地豐富了研究曆史的實物史料。
曹操墓的發現，就是考古學的新成果。那麼，考古學是如何對這一墓葬做出論證的呢？確認一個古墓的主人身份，究竟需要哪些步驟，或者進行到哪個程度才能確定呢？當一座古墓發掘時，考古學家最初思考的問題不外乎是：這個墓是什麼時代的？哪一個級別的？甚至是哪一個人的？這些最初的問題，隨著發掘的進程會逐漸明朗。就曹操墓的發掘而言，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個考古學的論證背景、邏輯和過程：考古學對墓葬的研究采用了分區域、分期、分類型的模式。不難理解，中國地域廣大，每一個地區的文化麵貌都不同，不可一概而論，中原地區就是其中一個文化區域。但是中原地區發現的墓葬很多，時代不同，接下來就要在這個區域內確定眾多墓葬的不同時期，如西漢早期、晚期，東漢早期、晚期墓，這樣就在一個區域內排出了時代序列。分區、分期以後，還要在每一期裏麵分類，如每一時期的墓葬有大型墓、中型墓、小型墓等。不同類型的墓在墓室結構、墓內設施、墓壁裝飾、出土器物的種類等方麵的詳細數據都不一樣。
在分區、分期、分類型的框架中，安陽西高穴村發現的這座墓規模巨大，總長度近60米，有前後室，還有四個側室，墓葬結構是東漢晚期的大型墓，墓主人生前身份地位一定很高，屬於貴族大墓毫無疑問。當然，僅僅這個根據還不能確定它就是曹操墓。緊接著還有第二個根據，曹操是非常有名的曆史人物，關於曹操死後的安葬之事，《三國誌》中的《武帝紀》、《夏侯尚傳》、《宣帝紀》、《賈逵傳》都有明確記載，說他死在洛陽，葬在鄴城。此墓發現的地點安陽縣安豐鄉西高穴村，正是鄴城附近，發現的地點是吻合的。而且這一區域、這一時期除了史料上記載的曹操墓，並無其他王陵一級的墓葬。於是，在“貴族大墓”的共性基礎上，作為個性人物的曹操自然浮現出來。很多質疑總是圍繞著出土的遺物，但考古學研究的不僅僅是遺物，還有遺跡、遺痕。在考古學家來看，時代、地點、墓葬規模已經構成了有機的證據整體，而且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如果這時推論這是曹操墓，應該說已經是合理的了。
有幸的是，證據進一步出現了。墓中出土有圭、璧這樣身份很高的人才能用的物品。更重要的是，還發現了帶“魏武王”字樣的石牌多件，“魏武王”正是曹操死後的諡號。諡號是功勞卓著的人死後朝廷按照其生平事跡給予的名號，諡號出現在曹操墓裏十分正常。
此外，還有一些證據。曹操生前主張“不封不樹”，倡導“薄葬”，又在遺令中身體力行。所謂“不封不樹”、“薄葬”，是指禁止以前盛行的高大墳丘、神道、寢殿、碑刻等，隨葬品要簡約。為什麼出現“不封不樹”、“薄葬”的主張？直接原因一是經濟凋敝，提倡節儉。二是由於戰亂，防止盜掘。深層的原因是東漢末的戰亂，傳統的觀念、習俗、禮儀、製度受到懷疑、挑戰。該墓未發現封土，與文獻記載曹操墓“因高為基，不封不樹”的情況相符合。而要了解這座墓是否“薄葬”，必須要知道厚葬。漢代強調“事死如事生”，“令先人墳墓簡約，非孝也”。“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供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建造一座皇陵，竟如此耗費，皇帝開端，貴族、官吏乃至平民效法，或導致國庫空虛，或令人傾家蕩產。漢代墓葬有許多發現，如果看一看河北的滿城漢墓、廣州南越王墓、湖南馬王堆漢墓等，就會感到曹操墓顯得“寒酸”了。
或許人們有疑問：這座墓規模宏大，隨葬品已被盜，如何論定為薄葬？其實不難回答。曹操主張薄葬，操辦喪事的後人既要遵循遺囑，也必須體現與其身份相適應的一定的禮儀製度，王侯級別的墓葬規模不能改變。墓中殘留的物品即便有玉、瑪瑙之類，無非是衣服或器物上的綴飾而已。薄葬指下葬時要節儉，生前用物應該不包括在內，因此石牌也不止一次出現“常所用”的字樣。盜墓者固然可以將墓內物品洗劫，但“遺痕”和以往大量發掘的資料對比之下，仍可以說這是座薄葬墓。
不僅如此，還有重要的旁證。安陽縣安豐鄉西高穴村西北0.5公裏處曾出土後趙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魯潛墓誌，誌文記載：“在高決橋陌西行一千四百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雖然並非科學發掘出土，但作為旁證，仍然是十分有力的證據。
考古學科學發掘的遺存有準確的地點、環境、組合，獲得的實物雖然是“啞巴資料”，但可供榨取的信息很豐富。這座墓的主證、副證、旁證都紛紛指向曹操，並形成證據鏈或證據群。可以說，有這麼多證據來論定墓主人的，以往還不多見。在多年的學術積累，通過大量資料建立的考古學時空框架、解釋模型中，判定為這是曹操墓，完全不是憑空想象的推測。
曆史和現實社會中的挖寶、鑒寶活動等，常常衍生出很多似是而非的傳奇故事。在考古學家眼中的“珍寶”，無非是研究曆史的實物史料。挖寶、鑒寶者不屑的“破爛”也許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例如，人們關注的“唐三彩”，盡管有不少個體高大、品相完美的傳世文物，但就學術研究而言，有時遠不如科學發掘的殘片更有價值，就像陝西公元664年埋葬的鄭仁泰墓中出土的殘破的三彩器蓋鈕，是目前科學發掘的紀年墓葬中最早的實例，或許更為珍貴，因為對探討三彩的起源至關重要。考古學是一門嚴肅的科學，發掘保證了資料的可靠性，研究也涉及古人的行為和動機，可以從物質領域向精神領域的研究擴展。走進考古學，就會發現其本身雖然複雜，但並不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