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為批評一篇小說不應該枝枝節節地用自己的尺度去任意衡量的。一篇小說的藝術上的工夫，最好讓每個讀者自己去領受。所以上文雲雲，至多不過是我讀後的印象——關於《倪煥之》的藝術上的印象。我的注意點並不在此。我的注意點，除了上文已經說過的“有意識地描寫‘五四’對於某個人有怎樣的影響，並且他又怎樣地經過了‘五卅’而到現在這所謂第四期的前夜，”這一點而外，還有該小說的“時代性”。現在請就此後一端再說幾句話。
一篇小說之有無時代性，並不能僅僅以是否描寫到時代空氣為滿足；連時代空氣都表現不出的作品，即使寫得很美麗，隻不過成為資產階級文藝的玩意兒。所謂時代性，我以為在表現了時代空氣而外，還應該有兩個要義：一是時代給與人們以怎樣的影響，二是人們的集團的活力又怎樣地將時代推進了新方向，換言之，即是怎樣地催促曆史進入了必然的新時代，再換一句說，即是怎樣地由於人們的集團的活動而及早實現了曆史的必然。在這樣的意義下，方是現代的新寫實派文學所要表現的時代性！
我們現在再看《倪煥之》這部小說是否具有這樣意義的時代性。
時代的空氣，不用說是已經表現了的了。雖然主人公在小學教員的時代確信著“一切希望懸於教育”，但“五四”以後他對於專談教育的懷疑以及所感到的寂寞，也差不多近於我在上文所說的“五四”以後彌漫在知識界中間的徬徨苦悶了。其次，時代給與人們的影響，在倪煥之身上也有了鮮明的表現。誰也不能否認倪煥之是受了時代潮流的激蕩而始從教育到群眾運動，從自由主義到集團主義的。但是倪煥之究竟是脆弱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時代推動他前進，他卻並不能很堅實地成為推進時代的社會活力的一點滴。他雖然說“我們應該把曆史的輪子推動，讓它轉得較平常為快”；可是他實在對於曆史的輪子以及如何推動這曆史的輪子使它更快，兩者都沒有明了的觀念。所以他在那革命局麵極緊張的時期所鰓鰓過慮者是“學生們停下了課，也不打算幾時讓他們開學”而且因此竟感到了幻滅。所以他在局麵突變以後，便回複到十幾年前獨個兒上酒店買一痛醉的現象了。所以他在臨終的昏迷中看見了運動鐵椎穿青布衫露胸的人終於被壓在亂石底下，像一堆燒殘的枯炭，而他對於此的解答是“這時沒有你的份！”所以他即使在迷惘中的將來的希望，也隻是看見了妻和子，並沒看見群眾。
不但倪煥之，便是那更了解革命意義的王樂山，也並沒表現出他做了怎樣推進時代的工作。關於王樂山的描寫，用的都是側筆；我們隱約可以推求他的活動，隻是不能得到正麵的更深切的印象。
這便是我所見的《倪煥之》的時代性的分析。我猜想來，大概有許多人因此而不滿意這部小說。但在目前這樣的時代，在落後的東方，我們便盼望有怎樣了不得的偉大作品，豈不是等於“見卵而求時夜”？在目前許多作者還是僅僅根據了一點耳食的社會科學常識或是辯證法，便自負不凡地寫他們所謂富有革命情緒的“即興小說”的時候，像《倪煥之》那樣的“扛鼎”的工作，即使有多少缺點，該也是值得讚美的吧。
話再回到《倪煥之》吧。
因為也是描寫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所以我覺得《倪煥之》中間沒有一個叫人鼓舞的革命者，是不足病的。再顯明地說，主人公的倪煥之雖然“不中用”，然而正可以表示轉換期中的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這樣有目的有計劃的小說在現今這混沌的文壇上出現，無論如何不能不說是有意義的事。這樣“扛鼎”似的工作，如果有意識地繼續做下去，將來我們大概可以說一聲：“五卅”以後的文壇倒不至於像“五四”時代那樣沒有代表時代的作品了。當代的批評多半是盲目的，作家要有自信的精神，要毫不搖惑地冷靜地埋著頭幹！
１９２９年５月４日作。
原刊《文學周報》８卷２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