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傍晚，我和弟弟在門前玩兒。他向前走，兩隻手伸到後麵來牽住我的兩隻手，算是拉黃包車。我一搖一擺跟著他。他嘴裏叫喚：“黃包車來了，黃包車來了。”
忽然一輛腳踏車從裏門口閃進來。我並不特意去看，可是知道騎在車上的準是住在我們西首的那個日本孩子。不過一眨眼的工夫，腳踏車已經到了我們身邊。為要讓開我們這一輛“黃包車”，那日本孩子把車柄向左旋轉。不知道怎麼樣，他旋轉得不得法，車身卻向右翻轉來。他趕忙跳下車來，這就撞到了我們的“小黃包車夫”。
“哇……”弟弟哭了。他的胸脯貼在地上，兩隻手支撐著，兩隻腳一上一下地亂動。
我有點兒動怒。用兩隻手托著弟弟的胳臂，把他扶起來。啊，刺眼的鮮紅！他的張開的嘴唇塗著一腔血。
“對不起，對不起，”日本孩子用中國話表示歉意，同時把腳踏車靠在他自己門前的牆上。回轉身來，看著鮮紅的血，他也慌了，滿臉漲紅，直到頸根。他想了一想，說：“我去拿冷開水，冷開水，”就達達達跑進他家裏去。
一會兒冷開水拿來了，還有消毒棉花。他蹲下身子，用棉花蘸了冷開水，在弟弟的嘴唇內外輕輕地擦。弟弟還是“哇……”地哭，豆粒大的淚珠一顆顆滾下來。這時候我好像醫生的一個助手，把弟弟的後腦勺托住，使他的麵部仰起一點兒，同時安慰他：“不要哭了，一點點痛算得什麼呢？”
“還好，還好，”日本孩子把弟弟嘴唇上的血擦去之後，放心地說。的確還好，隻上唇和下唇的黏膜各有三四分寬的一處破碎，鮮紅的血還在滲出來。
媽媽聽見聲音跑出來了。她問明了原因，又知道弟弟並沒受到旁的損傷，就拍著弟弟的身軀說：“你再張大了嘴哭，血要出不止哩。不要哭吧，我們進去看圖畫書去。圖畫書上有高背心的駱駝，長脖子的鹿，很好玩的。”
弟弟聽見圖畫書，漸漸停止了哭，一隻手擦著眼睛，一隻手牽著媽媽往家裏走。
日本孩子挺直了身子，文誠懇地說：“對不起，對不起。”
這時候我的怒氣已經消散了。我回答他說：“你不必放在心上。你也並不是有意的。”
“當然並不是有意，不過你弟弟吃這個小苦頭，總是我累他的。”他說著不純熟的中國話，態度像一個在先生麵前悔過的學生。
第二天傍晚，他到我們家裏來看我弟弟。帶來四個嫩綠色的餅，算是送給我們的禮物。
弟弟的嘴唇已經結好了，留著兩個殷紅的瘢，他看嫩綠色的餅很可愛，就取一個在手裏。
日本孩子說：“這是日本的東西，皮子和餡兒都是豆做的。味道還清美。你們嚐嚐看。”
我請他自己也吃一個。味道的確不錯，比起我們的月餅來，沒有那麼甜，也沒有那麼膩，真夠得上“清美”兩個字。
從此之後，我和他遇見了常常隨便談話。我才知道他是生在上海的，在一家日本書店裏當學徒。他父親在一家日本的什麼鋪子裏做夥計，到上海來將近二十年了。
他告訴我日本的種種風俗：門首放著斜劈的青竹竿是什麼意思，屋頂上矗起魚形的布袋子是什麼意思。他告訴我住在日本的他們的親友的苦況：做夥計的找不到職業，種田的吃不到自己種出來的東西。
我也把我家的情形告訴他。因而說起“一二八”那一回打仗把我家什麼都毀了，光剩幾個人沒死。像小鳥做窩一樣，今天銜一根柴，明天銜一棵草，我們把家從新建立起來。可是到現在還沒有真像一個家，有了箱子沒有櫥，有了棉的沒有夾的。
“我們也一樣！”他激動地說。“那時候我家住在寶山路旁邊，炮彈把我家什麼都毀了。比起你們來，我們這場災禍尤其沒有名目。你們算是為國犧牲，我們算什麼呢！”
“你們當然也是為國犧牲羅。”我順口這樣說。
“這是你挖苦我了。他們胡鬧，他們喜歡強盜行為，我們為什麼要為他們犧牲呢！”他的聲音有點兒發抖，他的眼睛裏含著憤怒。
我抱歉地說：“請你原諒吧，我不應該這樣說的。總之，你們的犧牲和我們的犧牲，都得上在那批喜歡幹強盜行為的人的賬上。”
“這樣說才對了，”他點點頭。接著他又恨恨地說：“日本人中間有那批人，是日本人的羞恥！我是一個日本人，在這一點上，我真實地覺得對不起你。”他說著，緊緊握著我的手。
我心裏著實有點兒感動，可是我回答他說：“你覺得對不起我也沒有什麼用處。我們總得鍛煉自己的力量，用力量對付那批人，使你再不用覺得對不起我。”
他把我的手握得更緊些，過了一會兒才說：“我們也得鍛煉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力量！”
我們東首那家人家搬走了。過了三天，就有新搬來的。搬來的東西有矮矮的紫檀幾，鋪地用的厚席，一望而知是日本人家。隨即看見我們的新鄰居隻有夫妻兩個，沒有小孩。男的濃眉毛，高顴骨，連鬢短髭須。女的很瘦弱，塗了滿臉的粉，一副可憐樣子。
後來就難得看見那男的。隻是女的出去買東西，提了水桶衝洗門前的一段水門汀地。據西鄰的日本孩子告訴我，他打聽明白了，那男的是什麼會社裏的高級職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