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十集電視連續劇《盤龍臥虎高山頂》的開機儀式上，央視製片人李功達先生說，如果不把高老師的《最後一個匈奴》這部中國文學的紅色經典，變成一部電視連續劇，那是中國電視劇人的羞愧，是我們中央電視台的失職。
而楊作新的扮演者潘粵明、黑白氏的扮演者劉濤，則在開機儀式上發言說，央視有信心把它打造成中國電視劇創作的一部代表作，他們則有決心把它打造成自己個人的一部代表作。
他們做到了，完完全全地做到了。我在看了樣片以後，給李功達先生打電話說，我看了前五集，流了四次淚，我經常說長篇小說要“宏大敘事”，什麼叫宏大敘事，這就叫宏大敘事。
我還說，中國共產黨已經行年九十，但是很遺憾，一直沒能認真地、有意識地為自己樹一座紀念碑，現在你們這些人，一不小心就把這件事完成了。
我還向演員們致敬。我說，我看到一群表演天才在演繹人物，這些人物比我小說中的人物更鮮明、更具有戲劇張力，他們將小說中的戲劇因素挖掘出來，像吹氣球一樣無限放大。記得拍攝期間，我曾經三次前往陝北去“探班”，地凍天寒，山溝裏鑽著一群傻乎乎的人，麵色呆滯，目光狼狽，像回到過去年代。我記得，隻有當年（1979年冬天或1980年春天）拍《黃土地》時，我才有過這種感覺。
一部小說，一旦變成鉛字，便有了它自己的命運。作為原作者，他現在唯一適合做的事情就是三緘其口，作壁上觀。讓它去經曆吧。包括小說的經曆，也包括這部電視劇的經曆。在這裏，我就是以一個局外人、一個旁觀者的角色向劇組獻上敬意。這個敬意還獻給當代最好的小說家之一、本劇編劇葛水平女士，還獻給尊敬的導演延藝先生、梁彤女士。
《最後一個匈奴》麵世前後，有許多的事情發生。這也許是命運使然，是小說本身的命運，亦是小說作者本身的命運。哎，小說麵世已經二十年了吧！二十年是個不算太短的時間概念。
它的啟動是在1979年4月19日。當時，陝西作協恢複名稱恢複活動後開的第一次創作會叫“新作者會”。會上，我和一位叫藏若華的北京女知青商量，要合作寫一本關於陝北高原的長篇史詩。會後不久（大約是那年年底），若華女士去了香港定居，這樣這部書就隻好由我獨立完成了。她留給我的所有資料是那個剪紙小女孩的口頭傳說和變成文字的包裹在小說中的那三千多字的短篇《最後一支歌》。
我開始了自己夢魘般的寫作曆程，開始像一個陀螺一樣自轉。十多年之後，到了1991年，小說已經完成一大半了。但是小說稿丟失了。
這事現在叫我想起來還覺得詫異。1991年7月，中國作協通知我到西安領莊重文文學獎。那時我在延安報社，行前，一位青年評論家朋友來我家，提出要把稿子帶走去看。待我回來，他說稿子丟了。
我在那一刻如五雷轟頂，有一種世界末日的感覺。我找了許久，跑遍了這座城市每一個公用廁所，並且和能聯係到的小偷、包括小偷組織的頭兒商談，還是沒有找到，小說手稿從人間蒸發了。
終於有一天，我站在陽台上熱淚盈眶。那時的我多麼虛弱呀！我明白這是命運，我不應該被打倒，我要從頭再來！
這樣我隻好從頭寫起。
行文到這裏，我突然厭倦了自己這種傷感的情緒。本來我後麵還想談談該小說後來吃官司、再後來某文學獎評選落選的事（這兩件事互為因果）。但是現在我決定不說了。這裏隻說高興的事。
一位東歐小說家說人們之所以覺得過去年代的陽光燦爛，是因為人們健忘，把不好的事都忘記了，而把美好的事一字不漏地記錄了下來。---老高現在就準備做一個這樣的健忘者。
我感激尊敬的編輯家朱珩青女士。她說，能寫出《遙遠的白房子》的作者，肯定能寫出驚人的長篇的。這樣我和作家出版社簽約。
該書寫作途中，她又專程來催稿。她先到四川，尋找周克芹的遺稿，接著又從西安來到延安催稿。她對我說，世界上的事情件件都很重要，但是對你來說，重要的事情隻有一件，那就是把《最後一個匈奴》這項“工程”完成。
1993年5月19日，北京《最後一個匈奴》座談會上，她穿著一套西裝裙，站在會場的門口，迎接來賓，年過半百的她，像小女孩一樣，夢幻般地微笑著。---這一幕也許我會記到死亡的那一刻。
北京座談會上，國內的評論界大腕幾乎悉數到場，他們給予《最後一個匈奴》以高度評價，給予這位涉世不深的寫作者以真誠的鼓勵（那年我整三十九歲）。因為來的人太多了，我這裏不一一寫出來了，我怕記不全，丟掉了誰。
不過有兩個人我要特別說一下。
一個是主持座談會的作家出版社常務副主編秦文玉。他已經於十五年前走了，在福州出的車禍。那是一個多麼真誠多麼敬業的編輯家呀！他主持會時那嘶啞的聲音後來長久地回蕩在我耳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