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維埃政權現在所麵臨的管理國家這一提到首位的任務，還有這樣一個特點：現在所說的（在文明民族的現代史上大概還是第一次）管理，主要的意義不是政治而是經濟。通常，人們正是首先把“管理”這個詞同主要是，或者純粹是政治的活動聯係在一起。然而，蘇維埃政權的基礎和實質，正如從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實質一樣，是政治任務對經濟任務來說居於從屬地位。
--《列寧文稿》，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卷，第47頁。
A 一場爭論的背後
20年代初期，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內部發生了一場關於工會問題的爭論，並先後出現了一些反對派。“工人反對派”就是爭論中的一個著名派別。1920年底，施略普尼柯夫在全俄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和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聯席會議上宣讀他起草的《國民經濟的組織與工會的任務》，由此導致了該派的發端。
“工人反對派”以工業無產階級的代表自居。他們向黨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誰將在經濟重建的範圍內發揮創造力？是直接同產業緊緊聯係在一起的純階級組織，也就是說，由產業工會承擔重建工作，還是讓蘇維埃機關來承擔呢？”
“工人反對派”主張第一種原則，即由工會而不是國家來領導國民經濟。施略普尼柯夫在《“工人反對派”綱領》的草案中寫道：
“管理全部國民經濟之權應當屬於聯合在各種產業工會中的生產者的全俄代表大會，應當由他們選出中央機關來管理共和國的整個國民經濟。”因為隻有這樣，才能消滅國家機關和國民經濟部門中的官僚主義，“創立廣大工人群眾對組織和發展我國經濟的主動性精神影響的現實可能性”。
列寧和黨的其他一些領袖則堅決維護第二種原則，即國民經濟必須由蘇維埃國家來領導。他們批評“工人反對派”的主張，“是同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背道而馳的”。因為這種主張--
“不是繼續進行並且改進蘇維埃政權已經開始的建設新型經濟的實際工作，而是用小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來破壞這種工作，……是一種威脅著無產階級專政本身的存在的直接的政治危險。”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但是，鑒於這場爭論早已解決，也早已成為曆史，我們這裏姑且不從政治的角度，而隻是從這場爭論背後的理論上和認識上的分歧作些分析。
“工人反對派”實際上是把新國家也看作為單純的政治工具或鎮壓機關了。因此，在他們看來，當蘇維埃國家粉碎了剝削階級和帝國主義的反抗與顛覆後，開始“從軍事任務過渡到經濟建設”時，蘇維埃國家的存在就成為多餘的了，至少在國家經濟生活領域是多餘的。由此，他們提出，在經濟建設上，應當使蘇維埃國家靠邊站，另外建立一個與國家這個政治中心並列的另一個專門機構--經濟中心--即全俄生產者代表大會來行使管理國民經濟的權力，保障工業無產階級的利益。
然而，國家並不是單純的政治工具和鎮壓機關，新國家尤其不是如此。相反，新國家的首要任務不在於暴力，而在於管理，在於經濟管理。這後者正是列寧等人的觀點。列寧等人認為，由國家對經濟實行管理，不但是新社會的一般需要，而且也是俄國的特殊需要。在俄國這樣的小農眾多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不僅在政治上需要蘇維埃政權作保障，而且在經濟上尤其需要蘇維埃國家的統一領導和組織。因此，工會可以、也應當成為“地方的和中央的工業管理機關的參加者”，但卻不能代替國家管理經濟。蘇維埃新國家需要的是強化自己的經濟職能，而不是削弱它或取消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