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明初外交詔敕為例
萬明
以皇帝名義發出的布告文書，統稱為詔令，宋人編輯有《唐大詔令集》和《宋大詔令集》，可為例證。詔令也稱詔敕，明代詔令文書中最常用的是詔與敕兩種類型，行用最多的是詔。詔令文書的史料價值之高不言而喻，是我們研究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始資料之一，也是研究最基本的第一手資料。但是遺憾的是，迄今鮮見對於明代詔令文書的專門研究，關於詔令類型的探討尚屬闕如。外交詔令文書是以皇帝名義發出的有關外交事務的布告文書，是詔令文書的重要組成部分，古代一切對外關係大事、要事、相關法律命令、大政方針和重要決策，都是以皇帝名義，以詔令文書來頒布處理的。中外史籍中所見明太祖外交詔令，涉及的種類有詔、敕、諭、製、冊、書、誥、祭文、祝文等，幾乎囊括了明代詔令文書的全部種類，也大體上反映了各類詔令在明初外交上的使用和傳達情況。故在此以外交詔令為例，撰文略述之。
一、詔敕的源流
在中國古代，詔令文書的起源很早。《尚書》表明，根據不同的功用，古代文書的形式有誓、誥、祝、命等。秦統一六國之後，“皇帝禦寓，其言也神，淵嘿黼康，而響盈四表”。當時“命為製，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製”和“詔”遂成為皇帝所頒命令的專稱。漢代的詔令文書進一步發展完善。東漢蔡邕的《獨斷》和南朝梁時劉勰《文心雕龍·詔策》裏，均對詔令的名稱特點有所論述。《獨斷》記載：
漢天子正號曰“皇帝”，自稱曰“朕”，臣民稱之曰“陛下”，其言曰“製詔”……其命令，一曰“策書”，二曰“製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書”。
對於名目類型的劃分和變化，後者更為詳細。但是所謂“漢初定儀則，則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製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也就是說漢朝皇帝的禦用文書分為策書、製書、詔書、戒敕四類，這一概括是沒有變化的。此後，皇帝的下行公文的文體曆代相沿，出現各種名目，唐朝有冊書、製書、慰勞製書、發日敕、敕旨、論事敕書、敕牒7種形式。《宋大詔令集》收集有製、詔、赦、德音、冊文、敕書、禦劄、批答等類。北方民族建立的金朝，皇帝頒發的詔令文書有多種名目：詔、製、冊、敕、諭、誥、令、旨、口宣、祝文、祭文、鐵券文等，已形成更為複雜的分類。元朝的版圖遼闊，適應多民族國家的統治需要，頒發的詔敕不僅有蒙文，也有漢文，並有詔書、聖旨、璽書、冊文、宣命、製書、敕書等多種名目。主要的有四種：詔書、聖旨（璽書）、冊文和宣敕（或製敕）。其中，詔書與聖旨是比較重要的兩種形式。發展到明代，詔令文書在繼承曆代的基礎上，也有自身的發展特點。根據《明太祖禦製文集》（下麵簡稱《禦製文集》），可以大致了解明代詔令文書的種類有以下8種：詔、製、誥、書、敕、敕命、祝文、祭文。實際上，正如陳高華先生指出的，《文集》中所收的詔令是明太祖所親撰，包括的種類並不完全。鑒於外交詔令是詔令文書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應用於外交方麵的詔令文書，基本上涵蓋了詔敕的所有種類，為我們了解明初詔敕的使用與發布提供了重要依據。因此，下麵以外交詔令為例，結合明代有關文體的兩部專門著述，對於明代詔敕的類型進行初步考察。
二、所見外交詔令文書的類型
關於古代文體的專著，主要有南朝時劉勰的《文心雕龍》。在明代，又出現了論述文體的集大成專著：吳訥的《文章辨體》和徐師曾的《文體明辨》。二書雖然不及《文心雕龍》那樣著名，但是卻在文體類型上反映出發展到明代以後，文體伴隨時代發展而豐富演變的軌跡。《文章辨體》五十卷，外集五卷，編輯者吳訥采集了古代至明初詩文，分體編錄，反映了前代至明初文體的發展變化情形，包含了59類；《文體明辨》的作者徐師曾，他的《文體明辨》反映了晚明文體的發展演變情形，包括了127類。文體的發展變化，有著時代的印記。二書的《序說》，言簡意賅，考論了詔令文書各種類型的性質及其流變，對於明代詔令文書類型的了解很有幫助。下麵結合明人的闡述，不避繁複，逐一舉證明太祖外交詔令的各種類型，探求明代外交詔令文書的源流、存在形態及其特征。
（一）璽書
璽，自秦代以後專指帝王之印，名玉璽。璽書是加蓋皇帝印璽的文書。明代文體專著《文章辨體序說》中說：古代璽書是尊卑共用的，“至秦漢，臣下始避其稱。漢初有三璽，天子用玉璽以封，故曰璽書”。這就是說，作為帝王專用的璽書產生於秦漢以後，漢代天子之書以玉璽加封，故有了璽書之稱，為後世所沿襲。徐師曾亦雲：“天子之書，用璽以封，故曰璽書，又曰賜書。唐以後獨稱曰書，亦璽書之類也。”他說明後世天子之書，具有璽書的性質。對於璽書的特點，吳訥曾評論：“夫製、詔、璽書皆曰王言，然書之文，尤覺陳義委曲，命辭懇到者，蓋書中能盡褒勸警飭之意也。”明代璽書，正是繼承前朝王言而來，與古代璽書屬於相同的係統，代表王言的一個重要部分，即以皇帝本人名義發出的給予外國國王的書信。明朝初年，明太祖發出的對外交往第一通文書，就是璽書，也即國書。這通璽書的發出，說明明太祖對於高麗關係的重視和兩國交往的隆重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