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實錄》（下麵簡稱《明實錄》）載，洪武元年（1368年）十二月，帝“遣符寶郎偰斯奉璽書賜高麗國王王顓”。這一璽書全文保存在《高麗史》中，書曰：
大明皇帝致書高麗國王：自有宋失禦，天絕其祀，元非我類，天命入主中國百有餘年。天厭其昏淫，亦用隕絕其命。華夷擾亂十有八年，當群雄初起時，朕為淮右布衣。忽暴兵疾至，誤入其中。見其無成，憂懼弗寧。荷天之靈，授以文武，東渡江左，習謄民之道十有四年。其間西平漢王陳友諒，東縛吳王於姑蘇，南平閩粵，戡定八蕃，北逐胡君，肅清華夏，複我中國之舊疆。今年正月，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惟四夷未報，故修書遣使涉海洋入高麗報王知之。昔我中國之君與高麗壤地相接，其王或臣或賓，蓋慕中國之風，為安生靈而已。天監其德，豈不永王高麗也哉。朕雖德不及中國古先哲王，使四夷懷之，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
這通璽書，是明朝開國以後發給外國的第一通外交文書，全文保存在《高麗史》中。《明實錄》中也保存有這通璽書，各別語句有所不同。最重要的不同之處，是《明實錄》書前缺“大明皇帝致書高麗國王”，即沒有收入璽書的起首句。
從中外文獻中留存的這通璽書，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璽書是專門文書，作為皇帝親自發出的書信，並不頒給天下公布，是頒發給某國國王的國書，屬於專用類文書。明初的璽書保留了古代璽書的特點，是璽書的規範寫法與明初沿襲對外交往習俗相結合的結果，充分體現了明代對外文書的初期麵貌。
（二）詔書
詔，即詔書，是皇帝頒發的文告。明人吳訥論述了詔的淵源：“按三代王言，見於《書》者有三：曰誥、曰誓、曰命。至秦改之曰詔，曆代因之。”徐師曾則說明詔就是文告：“夫詔者，昭也，告也。”《明太祖禦製文集》首列《詔》，說明詔書在明朝詔令文書中的首要地位。
根據《明會典·開讀儀》所記：
朝廷頒命四方，有詔書，有赦書，有敕符、丹符，有製諭、手詔。詔赦先於闕廷宣讀，然後頒行。敕符等項，則使者齎付所授官員，秘不敢發。開讀、迎接儀各不同。
也說明了在對外頒發的詔令文書中，詔書是在第一位的。
上文已經述及，秦時皇帝禦用文書是“製詔”，根據《獨斷》的記載，漢代詔令文書的類型劃分中，詔書是排在第三，並不是在第一類，排在前列的是策書和製書。策（冊）書在前列這種情形相延至唐未改，宋朝是“製”排在最前列。由此可見，明代的變化是明顯的，這種變化至少在元代已經形成。
一般來說，舉凡重大事件發生，都要詔告天下，是一種廣泛行用的文書性質。從公告的意義來說，這是廣義的詔書。明代詔書用途頗廣，也存在並不廣而告之的詔書，或者可以稱為狹義的詔書，即為專門的人或事頒發的詔書，這種實例相當多。
徐師曾還說明，詔的文體雖一，而寫作方法具有多元的特色：“古之詔詞，皆用散文，故能深厚爾雅，感動乎人。六朝而下，文尚偶儷，而詔亦用之，然非獨用於詔也。後代漸複古文，而專以四六施諸詔、誥、製、敕、表、箋、簡、啟等類，則失之矣。然亦有用散文者，不可謂古法盡廢也。”明代詔書在對外關係上的采用，也的確具有多元的形式，成為其基本的特色。
明代外交詔書的頒發，始自洪武元年（1368年）十二月，帝遣知府易濟頒詔於安南。詔曰：
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近，一視同仁。故中國尊安，四方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四方遐遠，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左，掃群雄，定華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國。建國號曰大明，改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統，方與遠邇相安於無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惟爾四夷君長酋帥等遐遠未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從內容來看，這一詔書是明太祖在建立明朝以後，對外發布的通告性的詔書。一般來說，漢代以後詔書的形成往往分為三部分，一是臣子之奏，然後是詔書本文，最後是詔書下行於內外各官署文。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明代的詔書隻有本文，這是明代詔書的一個基本特點，省去了奏事原文和詔書下行於內外各官署文，直書其事，既簡潔，又清楚。這是元朝詔令文書特點的繼承。明代詔書，由明太祖開創的“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為起始語，從而有別於元朝的“上天眷命”。元朝詔書的起始語，用的是“上天眷命”，而明太祖改為“奉天承運”。《實錄》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