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當地人講，我們正在麵臨著兩種危險。第一種危險是攜帶我們前去那裏的人，一旦當向他們支付200個克魯薩多斯之後，他們便會把我們拋棄在一個荒涼的小島上，或者是把我們拋入大海中，以使我們不被廣東巡撫識破。第二種危險是他們會把我們帶往廣州，如果我們去拜見巡撫，他們就會使我們遭受刑罰，或者是把我們囚禁起來。這確實是一種此前從未經曆過的事態。因為中國有很多禁令，它們使任何人在沒有得到國王簽證的情況下，都不能進入其領土。除了這兩種危險之外，還有其他多種更大的危險，但這一切都絲毫不會威脅到本地。這些事情，講起來太長了，但我不會放棄提及其中的某些情節。
第一種危險，便是停止對未來抱有希望並停止相信上帝的慈悲。因為正為了對上帝的愛戴和事奉他，我們才出發宣揚其教法以及其子——我們的救世主和主耶穌基督，上帝對此一清二楚。正是由於上帝的神聖慈悲，它才向我們通報了其意願。它現在並不向我們顯示其慈悲及其力量，這是由於我們在事奉他時麵臨危險，這本身就是一種比上帝的所有敵人給我們造成災難更要大得多的危險（上帝越是受到事奉，它就越會使我們避免本世的災難）。因為，若沒有上帝的特許和允諾，魔鬼及其使徒便絲毫不能給我們製造障礙。
由於上帝的福音，我們也應感到自我滿足。他說：“熱愛其本世生命的人，就會失掉它；為上帝而失去本世性命的人，將會找到它。”這確實符合我主基督也曾講過的話：“手扶犁而向後看的人，並不適宜於上帝的王國。”
我們認為，靈魂的這些危險比身體的危險更要大得多。因此我們發現最可靠的辦法，便是使我們的身體處於危險之中，而不是在上帝的麵前被靈魂的危險所包圍。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決心無論通過什麼道路都要出發赴中國。我相信我主上帝，會使我們的中國之行獲得成功，它會有助於我聖教教法的發展，無論由敵人以及他們的使徒挑起的教案會造成什麼形勢也罷。事實上，“如果上帝與我們同在，那麼誰還能戰勝我們呢？”
當商船隻由此——這個上川島出發赴滿剌加時，我曾寄希望於我主上帝，它會帶走有關我們的消息，並告訴世人說我們是怎樣在廣州被接受的。因為當船舶一旦入駛廣州城，它們就必然會經過這個上川港。我就可以通過他們而告訴世人，在本港與廣州之間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以及廣東巡撫是怎樣對待我們的。
當我們到達時，安當·費雷拉（AntoineFerreira）和中國人安當（AntoineChine）尚在生病中。由於上帝的慈悲，他們的健康狀況都非常好。我還發現，中國人安當並不適宜充當翻譯（jurnbahasa），因為他不再會講漢語了。另一位保祿·洛佩斯（PaulLopes）曾叫作安東尼·洛佩斯·博巴迪拉（AntioneLopesBobadilha），在滿剌加被圍困時犧牲了。他曾自告奮勇地與我同行，以充任翻譯。他能夠閱讀和書寫葡萄牙語，也能少許閱讀和書寫漢語。上帝於其本世中或於其彼世中賦予了他這些本領。因此，我們應將此人委托給我主上帝，因為是上帝賦予了他持之以恒的天賦。
繼我們到達上川島之後，我們便建造了一座教堂。我每天都在那裏作彌撒，直到我因發燒而病倒為止。我患病已經15天了，但由於上帝的慈悲，我現在的健康狀況很好。這裏並不缺乏宗教事務，諸如聽告解神工、巡視病人和為敵對者作調停。我不知道除了講我們都決定堅決出發赴中國之外，還能再向您講些什麼。我們遇到的所有中國人，就是指那些正直的商人，都對我們將赴中國內地而表現出了其歡樂及其向往。因為他們覺得，我們將傳去一種寫本經書中的教法，它應該比中國人擁有的經書中的教法好得多，或者是因為他們熱愛新鮮事物。所有人都表現出了一種高度歡樂。但由於他們可能麵臨危險，所以任何人都不願意帶我們到那裏也罷……
至於我自己，我正在逐日地等待應該是從廣州前來帶走我的中國人，願上帝保佑他能夠及時趕來，這也是我所希望的。因為如果偶爾出現上帝不樂意的話，那麼我也不知道自己應該如何辦。我是應該前往印度還是暹羅呢？以便附暹羅國王遣往中國國王的使節而入華。
三、繼方濟各·沙勿略之後，耶穌會士大舉入華
方濟各·沙勿略未能實現其在中國傳播基督宗教的美夢，但他畢竟是闖進了中國的門戶，為其後來者開辟了道路。耶穌會士們繼他之後，便大舉入華，開創了基督宗教在華傳播的第3次高潮。
從1552年開始，直至教皇克萊芒十四世（ClementXⅣ，1769-1774年在位）於1773年7月21日頒布教皇諭旨，宣布解散耶穌會為止，入華耶穌會士們在中國創建的耶穌會傳教區被稱為“早期耶穌會在華傳教區”。1814年，教皇庇護七世（PiuⅦ，1800-1823年在位）又宣布恢複耶穌會，耶穌會士們再次重新入華了，主要活動地區是北京、直隸與江南、上海。本文所論述的內容，基本上是屬於“耶穌會早期在華傳教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