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
當我們想觀察自己的容貌和體型時，常會很自然地站到鏡子前去。以旁人的眼光來審視鏡子裏倒映出的自己，時而會驚奇發現自己從未留意到的一些側麵。人之習性如此，常常留意周圍的目光，以此為鑒，端正儀容，修飾邊幅。
當人們被迫當機立斷，或是描繪未來藍圖之時，往往會回首往事。也就是從曆史經驗中吸取教訓，並以此作為思考和判斷的根據。在這個意義上，曆史如同一麵明鏡，中日兩國多以“鑒”或“鏡”命名曆史書，原因就在這裏。
在世界各民族中，日本被視為最在意自己的儀態，最留心國際社會眼光的民族。因此，無論是日本人為了更為正確地認識自身，還是我們為了構建國際化進程中豐富多姿的日本人形象，留存於中國的文字史料和畫像資料的日本人像，不僅數量龐大，而且質量上乘，稱得上是最閃亮的一麵明鏡了。
一、最古老的倭人像
倘若巨細無遺地稽考龐大的中國史料，很有可能沉溺於文字海洋而不能自拔；但若限定於圖像資料的話，事情就要簡單多了。目前我們所能見到的最古老的倭人畫像資料，便是《梁職貢圖》。
如今考古學界被一個“古”字所累，趨之如鶩，你追我趕，以致某些不肖之徒，趁機弄虛作假。最近剛剛爆出捏造60萬年前“最古老”石器的醜聞，日本人審視“古老”的眼光變得比以往任何時間都嚴厲。在這種世風背景下，今天本應避開“最古老”這個詞才是，但這幅《梁職貢圖》中所描繪的日本人像，無疑算得上是現存最古的日本人肖像畫。此畫雖屬11世紀後半的摹本，但所據原本作於6世紀前半，距今約有1500年之遙。
說起6世紀，日本列島尚處於以巨大古墳為標誌的大和時代，恰巧與“倭五王”頻繁向中國南朝（即《日本書紀》中出現的“吳”）派遣使節相重合的時代。那時，後為梁元帝的太子蕭繹時任荊州刺史（526-539），傳雲親自揮毫畫了這幅《梁職貢圖》，描繪前來梁朝進貢的35個國家使節的形象。如今南京博物院所藏的是北宋熙和十年（1077年）的臨摹本，隻留下了倭國、百濟等13國使節。
在這幅畫卷中，倭國人與百濟人繪法不同，形象迥異，想不到這些差異1500年之後，還能在學術界成為話題。日本曆史學家上田正昭對兩者進行了比較，頗帶感歎地陳述道：
百濟使頭戴頂冠，身著禮服，足履布靴。與之相對，倭國使以布罩頭，以寬布為上衣，腰間纏布，手背套加腿綁帶，赤腳合掌而立。甚至脖子上也纏著環狀的布，這樣的姿態風貌實在不怎麼美觀。
大約40年前，上田正昭尚是血氣方剛的中青年，他以裝束華麗的百濟使為鏡，映射出倭國使的陋態——隻用布層層疊疊裹身，猶如簡陋針線縫補的布偶，心裏必不是滋味；並且以古代的倭國使為鏡，來反觀當今的自我，情感起伏可以想象。如果光是如此也無大礙，但問題是這種觀點及情感，有時會左右研究者的立場。
上田正昭大概在複雜的情緒下，做出如下推斷：《梁職貢圖》所繪倭人的裝束，比古墳時代的值輪人偶還要粗陋，很可能依據更早的彌生時代——即《魏誌》（倭人傳）裏所描述的倭人形象，憑想象繪製而成的。因此，6世紀的倭人應該更加進化，文明程度更高才是。
然而，如果仔細觀賞品味的話，不能不驚歎這是一幅極富動感的寫實作品，人物神態栩栩如生，衣物景狀惟妙惟肖。即便畫手蕭繹是帝王之胄，我也不認為6世紀的帝王將相具有如此驚人的想象力，僅憑《魏誌》（倭人傳）裏寥寥幾句的文字描述，就能繪製出如此精美逼真的倭人肖像。雖然有關此畫尚隱藏許多不解之謎，但我們可以明確地說是，事過1500年之後，依然有些日本學者對祖先的形象不能釋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