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到節度使，就有了直接與皇帝打交道的機會。天寶元年（742年），朝廷任命安祿山為羽林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柳城郡太守，持節充平盧軍節度使，攝禦史大夫，管內采訪、處置等使。這其中隻有柳城郡太守、平盧軍節度使和采訪處置使是實職，其他隻是代表一種級別或身份而已。這次任命的重要性在於“管內采訪處置使”，其職責是考察轄區內地方官員的政績，地方官們的升降以他們的考察為依據，這使安祿山更容易控製轄區內的官員們，更容易安插黨羽，扶植個人勢力。
安祿山升任節度使，除了張守珪出事落馬為他提供了空缺之外，唐朝邊防政策的變化也為他創造了必要條件。
唐朝建立以來，統兵出征或禦邊的將軍都選用忠厚名臣，不長久擔任元帥，不以宰相或權臣遙領，也不讓一人兼任幾個軍區的長官，戰功卓著的常常入朝為宰相，如李靖、劉仁軌、婁師德等人都曾出將入相。玄宗即位以後，薛訥、郭元振、張嘉貞、王晙、張說、杜暹、蕭嵩、李適之等人，都是以邊帥入朝任宰相。那些出身四夷蕃族的將軍，即便像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那樣才略出眾，也不曾專任一軍元帥，而是另用朝廷大臣為使職，對藩將加以管領。如阿史那社爾率兵攻打高昌，侯君集為元帥；契苾何力攻打高麗，李任元帥。
開元年間，玄宗出於開拓疆土吞滅四夷之雄心，讓那些邊帥常駐邊地，長期擔任邊境地區軍事長官，常常十多年不換人，邊帥開始出現常駐久任的現象，例如王晙、郭知運、張守珪等人就是這樣。慶王、忠王、蕭嵩、牛仙客等人在長安，又擔任邊境軍區的節度使，開始出現親王、宰相遙領邊地軍區軍事長官的現象；蓋嘉運、王忠嗣等人都曾一身兼任幾個大軍區的節度使，開始出現一人兼統數鎮軍事長官的現象。
李林甫擔任宰相後，深感自己在政壇上缺乏兩方麵優勢，一是沒有玄宗喜歡的邊功，二是缺乏社會上崇尚的學術。他感到對自己相位威脅最大的是那些既有學術、又有軍功的邊帥。他們出將入相，隻在玄宗轉念間。李林甫大概苦思冥索了許多時間，終於想出一個堵塞有學術的邊帥入朝為相之路。他認為胡人不識字，讓他們擔任邊境地區的將軍，沒有擔任宰相的可能。
於是他上奏玄宗：“文士為將，怯於衝鋒陷陣，不如用出身寒族的武人，或者是出身外族的胡人擔任邊將。胡人勇敢果斷，習於戰鬥；寒族則孤立無黨，不會互通關節。陛下如果能施以恩德，使他們稱心如意，這些人都能為朝廷效命疆場。”玄宗覺得李林甫說得有理。此後的開元末年至天寶年間，邊境各大軍區便大規模提拔寒族、胡族出身的人任將軍，胡人將軍如安祿山、安思順、哥舒翰、高仙芝等人，都以軍功升任節度使，這些人被稱為“藩將”。
安祿山後來又一身兼任數鎮節度使，便與宰相李林甫這一深謀遠慮有關。李林甫的精明打算，鞏固了自己的相位，卻給帝國的危機埋下了種子。
天寶二年（743年），安祿山第一次以節度使身份入朝奏對，甚得玄宗歡心。據說安祿山向玄宗表白：“臣若不行正道，事主不忠，（蟲）食臣心。”（《安祿山事跡》卷上）據說聽了這話，玄宗非常感動，加給他驃騎大將軍的軍銜。這是一個虛銜。
天寶三年（744年），朝廷加封安祿山兼任範陽節度使，任命禮部尚書席建侯為河北黜陟使，席建侯稱讚安祿山公正無私，朝廷宰相李林甫、戶部尚書裴寬也都稱頌安祿山忠君愛國。以上三個人都是玄宗所信任的大臣，於是安祿山愈加受到玄宗的寵信穩固不可動搖。此時，安祿山完成了對玄宗的政治聲勢上的包圍。正是由於玄宗這種穩固不可動搖的信任，造就了日後的安史之亂。
安祿山穩定了朝廷對他的絕對信任，繼而在公元745年即天寶四年，發動了對奚和契丹的戰爭，以此謀求在軍事戰功上的成績而求得玄宗的更加寵愛。奚和契丹原本是歸附唐帝國的少數民族政權，分別迎娶了唐朝公主。安祿山發動戰爭後，奚和契丹便殺掉了唐朝公主反叛。雖然安祿山出兵討叛並擊敗了他們，但是卻使周邊少數民族政權對朝廷喪失信任和信心。
公元747年正月十一日，唐玄宗任命範陽、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任禦使大夫。表明安祿山的身份即是封疆大吏，同時也是中央政府內閣重要成員，更兼有監察百官之責。於是安祿山命令自己的親信部將劉駱穀常駐京城長安，刺探朝廷的動向，一舉一動都要向他報告。如果安祿山有事要向皇帝奏表，劉駱穀就替他代寫上奏。從此，朝廷舉動皆在安祿山的掌握之中。這一點充分說明安祿山的情報機關已經安置在了朝廷之中。同時也完全表明安祿山是有政治野心的。因為他已經在監聽朝廷的動向了。
天寶九載（750年），安祿山入朝，獻奚俘八千人，玄宗命吏部考功司的官員給安祿山“上上考”的政績，賜爵東平郡王。唐代官員考評，為九個等級，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上上考是最高等級，實際上一般是沒有上上考的，這是一種殊榮。唐朝建立以來，還不曾封將帥為王，安祿山破天荒第一次。今天還能看到玄宗《封安祿山東平郡王製》，其中表彰安祿山的軍功，充滿了溢美之詞：“上柱國柳城郡開國公安祿山，性合韜鈐，氣稟雄武，聲威振於絕漠，捍禦比於長城。戰必克平，智能料敵，所以擢升台憲，仍仗節旄。既表勤王之誠，屢伸殄寇之略。”在玄宗心目中，安祿山完全是一位智勇雙全百戰百勝的將軍，儼然是東北方的長城，大唐帝國東北的屏障。
同時玄宗又加安祿山為河北道采訪處置使。在原來采訪使之外，又加處置使，其職責是考查黜升地方官吏，這為安祿山培植私人勢力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條件，他實際上掌握了河北一道州縣官的黜陟任免權。後來安祿山已反，常山郡太守顏杲卿起兵抗擊，被叛軍俘獲，押解到洛陽見安祿山。安祿山數落顏杲卿忘恩負義，說：“你起先隻是範陽郡戶曹，我上奏朝廷，辟引你為判官，沒幾年又提拔你為郡太守，有什麼對不起你呢，你竟反我！”
陰曆八月五日是玄宗的生日，叫千秋節。為了給玄宗祝壽，安祿山進獻山石功德及幡花香爐等物。這年十月，玄宗在驪山華清宮接見安祿山，並在昭應縣與長安城為安祿山營建第宅。據說，玄宗親自向督辦大臣和工程師說，安祿山眼高，一定要造得富麗堂皇，讓此胡一見傾心，千萬不要為了省一點兒錢叫他笑話。
天寶十載（751年）二月，朝廷任命安祿山為河東節度使。至此，安祿山一身兼三大軍區司令長官，又擔任掌握河北道各級官員仕途命運的采訪處置使，權力迅速膨脹起來。史書上說他“賞刑己出，日益驕恣”——在三鎮和河北道，對官員們的獎賞和懲罰都由安祿山決定，他就越來越不把朝廷放在眼裏了。
天寶十一載（752年）李林甫死，安祿山心理上無所顧忌了。李林甫專權誤國，但他詭計多端，安祿山自愧不如，李林甫在位，安祿山不敢輕舉妄動。史稱：“安祿山以李林甫狡猾逾己，故畏服之。”安祿山怕李林甫，怕到什麼程度呢？史書記載：“祿山於公卿皆慢侮之，獨憚林甫，每見，雖盛冬，常汗沾衣。”
身任三鎮節度使，三大軍區的軍力已經足以與全國抗衡。按照天寶元年前後唐朝的邊防部署，河東節度使下兵五萬五千人，範陽節度使下兵九萬一千四百人，平盧節度使下兵三萬七千五百人。合計十八萬三千四百人。實際上，天寶年間，各節度使的兵力都不斷增長，安祿山既蓄意謀叛，更是暗中擴大兵員，手下直屬的部隊會遠遠超過公開的數字。經過十年的擴充，此時安祿山手下三鎮兵馬可能會超過二十萬。在安祿山治下的河北地區，還有數目不詳的地方武裝，被稱為“團練”，後來也為安祿山所用。另外安祿山還控製著邊外一些少數民族的軍隊，如室韋、同羅、奚、契丹等，戰時他們也聽命於安祿山。當後來安祿山舉兵南下時，他們都參與其中。
唐王朝內輕外重的邊防形勢，為安祿山叛軍乘虛而入創造了條件。天寶初全國邊兵除安祿山三鎮外，另有六節度使和一個經略使，總兵力二十九萬三千人。十年後，有所增加，但數字不詳。但這些兵馬都分散布置在今內蒙古、甘肅、新疆、四川、雲南、廣東等地，路途遙遠。一旦發生內亂，能夠迅速投入平叛的部隊幾乎沒有。中央和內地控製的兵力僅八萬多人，但像兩都的禁衛軍都是長期不經戰陣的部隊，徒存虛名而已。在安祿山直指洛陽、長安的進軍途中，朝廷能夠抵禦叛軍的正規部隊完全沒有。後來調集的抵禦部隊都是臨時招募的新兵，皆不堪一擊。楊國忠執政時，政局越來越黑暗。楊國忠緣因裙帶關係爬上高位，眾心不服。這為安祿山作亂提供了借口，可謂“師出有名”了。
唐玄宗早期做皇子時，以其過人的膽識清除了親武則天的朝廷內閣，使天下從武係又重新回到了李唐手中，為延續李唐天下做出了重大貢獻。在唐玄宗即皇帝位以來，所任用的宰相中，姚崇善於調解各方麵的關係，宋璟執法嚴厲，張嘉貞重視吏治，張說善於寫文章，李元紘與杜暹能夠節儉治國，韓休與張九齡個性直率。這些唐玄宗任命的朝廷內閣總理都個有所長。應該說他們治理下的國家，經濟得到了空前發展，民族得到了很好的和解，國家繁榮昌盛，人民安居樂業，社會風氣很正派，為唐帝國的盛世打下了很好的基礎。直至張九齡因個性直率而獲罪罷相，從此，朝綱開始走下坡路了。
張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韶州曲江（今廣東韶關市）人。唐開元尚書丞相，詩人。長安年間進士。官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罷相，為荊州長史。詩風清淡。有《曲江集》。他是一位有膽識、有遠見的著名政治家、文學家、詩人、名相。他忠耿盡職，秉公守則，直言敢諫，選賢任能，不徇私枉法，不趨炎附勢，敢與惡勢力作鬥爭，為“開元之治”作出了積極貢獻。他的五言古詩，以素練質樸的語言，寄托深遠的人生慨望，對掃除唐初所沿襲的六朝綺靡詩風，貢獻尤大。譽為“嶺南第一人”。
開元六年（713年）春，九齡被召入京拜左補闕，主持吏部選拔人才；開元七年，改任禮部員外郎；開元八年，遷任司勳員外郎；開元十年，宰相張說薦九齡為中書舍人；開元十三年，張說罷了宰相，九齡因此事改任太常少卿，出任冀州刺史，後改授洪州（南昌）都督，不久又轉授桂州都督，充嶺南按察使。開元十九年（731年）三月為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副知院士。開元二十年二月轉為工部侍郎。
正當張九齡政治事業如日中天時，他的母親病故，他需丁憂還鄉。古時候官員因父母去世而離職守喪，稱為“丁憂”，根據禮製要求，一般以二十七個月為期。但玄宗覺得朝廷裏離不了張九齡，沒有等到期滿，就召他返京任職。開元二十一年（733年）十二月，任命他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那時在官名後加一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此人就列名宰相。第二年正月，玄宗至東都，張九齡從韶州趕到洛陽，見到玄宗，他又提出讓他盡自己的孝心，還鄉丁憂，等期滿再返朝任職，但玄宗沒有答應。這一年又提拔他為中書令，兼修國史。兼修國史，對當宰相的人來說，是一項很光榮的工作。
人的性格中有一種潛在的難以改變的方麵，我們通常稱之為本性，而且大家都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張九齡屬於急切性格的人，對自己要求甚高，對別人的期望值也不低；他感覺敏銳，有先見之明，而對私人關係間的微妙複雜卻表現遲鈍；他太過於正直，太過於投入，對待人生全力以赴；他有膽量，又具有出類拔萃的活動能力，但由於抱著正直、主觀的態度與對方交往，偶爾會嚐到苦頭，人際關係緊張。
當他與玄宗意見不和時，他沒有像李林甫那樣隨聲附和，而是據理力爭。唐朝東北地區的奚、契丹，時叛時和，成為朝廷東北邊患。張守珪任幽州節度使，多次擊破奚、契丹的侵犯，玄宗對張守珪很賞識，想提拔他任宰相。張九齡勸玄宗說：“宰相是代天子治理天下的重要職務，不是用來獎賞戰功的官職。”玄宗說：“隻給他宰相的稱號，並不讓他實際擔任宰相，可以嗎？”張九齡說：“不可以。孔子說過，官稱和權力是不能借給別人的，因為它是君王的工具，具有嚴肅性。而且張守珪不過是打敗了契丹，陛下就任命他為宰相；如果他把奚、契丹和突厥都消滅了，陛下用什麼官職獎賞他呢？”玄宗隻好打消了起初的念頭。
擔任張守珪手下平盧討擊使的安祿山討擊奚、契丹時，由於恃勇輕進，打了大敗仗，即潢水之敗。張守珪、唐玄宗都愛惜安祿山的將才，不忍心殺他。張九齡卻堅持依法處斬。結果玄宗不僅赦免了安祿山，還引起玄宗對張九齡的老大不高興。據說張九齡認為：“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所謂據其相貌而預言將來必反，可能是後世傳說附加之辭。我們認為張九齡之所以堅持要殺安祿山，恐怕主要是從抑製邊功的動機出發，這與他反對任命張守珪為宰相是一致的。唐玄宗好大喜功，這一點與張九齡相反，在這方麵張九齡沒有去討好玄宗，當然引起玄宗不高興。
與張九齡同朝為相的李林甫，與張九齡正好相反，他“柔佞多狡數”，靠逢迎巴結爬上高位。當他擔任吏部侍郎時，就注意結交宮中的宦官和妃嬪，通過他（她）們了解玄宗的活動。玄宗的一舉一動和思想、心理，都被他掌握，因此每次跟玄宗講話，都能說到玄宗心裏，很快就討得了玄宗的歡心。當時玄宗最寵幸的是武惠妃，武惠妃生壽王李瑁，所有的兒子中，玄宗最疼愛的就是壽王。李林甫通過宦官告訴武惠妃，願意盡力保護壽王；武惠妃很感激他，在玄宗跟前說他的好話，因此他被提拔為黃門侍郎，即門下省的副長官，地位僅次於侍中，相當於副宰相了。開元二十二年（734年）五月，又與裴耀卿、張九齡等同為宰相。與裴耀卿、張九齡相比，李林甫特別善於迎合玄宗，贏取玄宗的歡心。
開元二十四年（736年）十月，玄宗在東都洛陽。原來的計劃是明年二月返西京，可是因為洛陽宮中發生怪異之事，玄宗召宰相商議，打算立刻動身，離開東都。裴耀卿和張九齡都認為，眼下正是秋收季節，車駕西行，沿途各地必然安排食宿迎送，給各地造成許多麻煩和負擔，等到十一月最好。李林甫已經了解到玄宗的心意，等到裴耀卿和張九齡離開，李林甫找個借口留下來，向玄宗說：“長安、洛陽，就是陛下的東宮和西宮，隨時可以往來行幸，還選擇什麼時日啊！即便妨礙一點兒秋收，免收沿途各地的租稅不就得了。讓我通知百官，今天就動身。”玄宗很高興，立刻讓李林甫安排啟程。第二天，車駕啟程還西京。李林甫的表現讓玄宗自然感到很順心，同時也就感到張九齡有點別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