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利用性之：秦漢至唐
在漢以來先秦諸子這樣一個大規模學術團體的消失，直接原因是專製主義的強化，政治格局的“大一統”，也要求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統，使社會失去了創造新知的環境。再者一個關鍵的因素是，諸子的思想幾乎都有向政治遊說，靠攏的實用目的性（除了“名家”學派），使求知本身不能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形態，最終隻能使知識淪為一種“為生存（私利）而求知”的敲門磚，成為社會的主導潮流。這不是諸子的錯，而是官場不斷強化、選擇了這種社會思潮，終於成為“官場化社會”，它的本質性質即是：對知識的利用性。
諸子學術團體的消失，即標誌著中國官場文化的時代的到來。
第一節官場化文化的初期特征
1.學術與政治的相對獨立性
學術與政治必須要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互為監督。學術團體一旦被政治浸染創造性必然走向衰退。獨立不是對立，相對獨立是各自分別需要不同的生存與成長的環境。但在政治文化（官場化）環境中，政治統管學術，無論對於學術、對於政治、對於社會這都是要命的。因為知識創造所需的環境，是政治環境所不能代替的。政治一旦侵入，那麼知識創造所需的自由、開放的環境就會消失，走向地獄。
第一個人類文化軸心時代的古希臘和中國春秋戰國等的首次知識大爆炸，偉大思想家大量湧現，一個重要的基礎就是各學術團體的自由競爭，十分開放。他們是非常獨立的群體，從不受人挾製，尤其是人格的獨立，知識取向的獨立、自由，多樣化，等等，使知識的交流碰撞十分活躍，使創造得以實現有了必要的相對寬鬆環境。（1）、人格的獨立，是知識創造得以實現的基礎條件，是對知識本身熱愛、堅守、勇於探索的必要條件。可是學術團體被官場的性質同化後，知識創造就失去了必要的精神支柱，學術很快就會被閹割，學術官場化，私利化，當代中國學術界就是“活化石”。古希臘的知識分子受王室的資助作為傳統一直延續下去，文藝複興之後的以英國為代表的牛頓時代，亞當.斯密時代，達爾文時代等，都是很好的說明，他們雖受權力層的資助，但是他們的求知取向，都是自發自覺的個人愛好，並不是帝王或領導指示出來的。先秦諸子群體就是這樣，他們的求知與創造都是獨立於官場之外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是。當然還有一個因素是，西方因為有真求知傳統的存在，整個社會是十分重視知識本身的，他們認為知識是超越權力與財富之上的。而中國恰好相反，在秦漢時就固定下來的。先秦諸子之所以有那麼大影響力，不就是因為創造嗎，一旦政教合一創造泯滅了。
（2）、知識取向的獨立性。前麵說了，西方無論是個體人格，求職目的，都有自身獨立性的。求知目的不受任何外在條件幹涉，保障了知識創造的多樣性與持續性。在政治格局，國家意誌上保持“大一統”是必要的，但在學術上，在知識狀態中則是有害無益的，因為知識目的一旦趨向一個中心，趨向同一性，它的結果隻有一個：僵死不前。更何況，“為知識而知識”作為西方社會得以飛躍式地進步的關鍵性條件，還需要各種因素的支持才能實現，比如，熱愛、勇於探索、堅守、追求實現。可中國的求知目的，在先秦諸子時代已趨向實用化，這是不祥的信號。在西方，阿基米德的求知，牛頓的求知，哥白尼的求知等，在那時都沒有體現出有多麼大的實用價值，都隻是為真理而探索，但這是能量爆發的積累過程，當各方麵知識積累到一定程度，一結合就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大能量。隻是中國連前麵的準備都沒有，就不可能有什麼“意外”了。中國的為生存利益而求知的傳統，使國人在求知時就不得不變得急功近利，直到今天的“浮躁”，這是有邏輯關係的。這對知識來說是巨大的悲哀，“知識就是力量”，其實國人沒幾個真正懂得其含義。一來求知目的決定了，求知並不是為了求知本身，而是為了獲得個人私欲，個人在短期內的利益，這個過程知識是不會被再創造出來的，隻是個爛磚頭。二來，秦漢之後相對獨立的學術團體的消失，政治官場把天下人的求知都導向了“當官”與“發財”這一唯一的目的，這已不僅是知識本身的悲哀了，而已成了整個中華民族的悲哀了。因為自他在秦漢之後固定下來，就成了一個社會發展的惡性循環形式：一盛一衰。“仁義道德”，“修齊治平”都成了幌子，“當官發財”才是實際目的。
（3）、生存狀態的獨立性，更應當說是知識狀態的獨立性。我們可以看到先秦諸子時代，無論是人格，知識理想，還是生存狀態，這些因素之間都是緊密相連的。如果沒有群雄爭霸的混亂環境，也很難產生他們的學術思想，盡管他們的理想都傾向於政治抱負，並最終淪為政治的利用工具，但當時的諸侯國還是很歡迎他們的，很願意“豢養”他們，標榜實力。即使作為一個體製外的學術團體，他們比秦漢之後的人就是有這樣讓人羨慕的，與政治相對獨立的自由環境。西方則始終有這樣的環境，並且也始終受政治的重視與資助。中國秦漢之時就嚴禁“異端學說”了，不但不給寬鬆的環境，而且視一切與“道統”無關的事物為“奸邪淫技”，更不要說讓他們創新了，（尤其是思想上的）“創新”等同於“犯上作亂”。
近現代西方的學校嚴禁政治的滲入，無疑是十分正確的，是他們的經驗所得，保障了學術的純淨性，求知的自由度。不像中國政教（育）合一，不是出不了成績，就是各種學術腐敗，早已司空見慣了。學術環境與政治環境是兩個無法融合的環境，勢如冰炭，強行合一，往往是學術被政治化，學術死亡，政治的發展也受到了束縛，社會也裹足不前了。
總之，人格的獨立性不會使求知者因利益與權力的誘惑與驅使，而改變他的真求知態度，去迎合政治或隻為私利目的，而使知識淪為敲門磚。求知取向的獨立性，使個人的求知都是自發的真求知，往往能開辟出新領域，而領導者的指示，往往起到的是限製作用，尤其是對於青少年來說，更需要自由、自主的環境。求知不是出於單一的生存利益目的，他也是知識多樣性產生的基礎。生存（或知識）狀態的獨立性使前兩者的目的有了實現的保障。
2.從儒學變為儒術的過程
孔孟之學變為儒術的過程，是中國社會官場化的初始過程，當然也是相對獨立的學術團體消失的過程。不知道是不是西方的“真求知精神”作為真求知傳統使他們的學術團體避免官場化，他們為避免這一結果做了不少努力，這本身就是對知識重視，堅守，實現的過程。分離比合流好，這就是真理，他們做到了。
看一看中國的兩漢時期吧。前麵說了，學術團體必須與政治分開，以保持相對的獨立性，這無論是先秦諸子，宋明理學諸子，古希臘，文藝複興，直至今天的西方各學派，各院校的狀態，都無一例外地突出了這種特征。儒學變為儒術突出的是政治一統性的專製強化，及學術特性的消失，成為權術之“術”。（更加說明了，政治專製要求對於國家的長治久安不但無益處，長期來說是損害。）董仲舒的提議恰好使這種對於社會來說非常可怕的事情變成了現實。知識單一性得到強化。
（1）.政治的意圖
由於先秦諸子尤其是儒學極傾向與政治合謀，因為他也要求“正名”。孔孟的學說裏麵有許多政治統治需要的東西，以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修齊治平”等為核心，後來董仲舒就推導出了“三綱”、“五常”，為維護統治階級服務。把儒給獨尊即等於對君權一尊地位的強化，這當是漢武帝非常高興地接受它的主要原因。他們當然不會考慮元典儒學作為知識係統本身之於社會的獨立性意義，隻會是撿有利於自身統治利益的部分發揮。從董仲舒的遭遇就可看出，漢武帝要的是他的能維護統治的“才”，而不是他這個人。董仲舒為人還是比較正直的，敢於告誡和規諫，所以雖然他的學術從根本上說是維護大一統和皇權的，但他的為人和態度卻又是漢武帝不喜歡的。他愛用“天人感應”論來限製王權，一度被貶官，又因為寫《災異論》差點丟了性命，後又被派為膠西王相，不久告病隱居。看來董仲舒還是一個比較學術的人，有點孔孟的遺風，他想用“天命”（儒學的思想）來勸王行“仁政”，不料不僅被政治利用，儒學從此作為“道統”成為維護王權的工具，且被“神學化”，成為與政治一統性相一致的不變天理，從而僵死，他自己作為一個有學術風範的儒者還是被踢出了政治舞台，回歸於一個純儒了。但學術消失於政治的事實已不可逆轉，各知識係統已被政治所嚴格操控，“利用性”已成為現實。
政治皇權的意圖是要把一切人的權利，國家的意誌都操控、決定於一人：帝王，他不允許任何有僭越他的可能性的人或事物出現，儒學變成了儒術，成為帝王的統治術，臣僚們的權術。儒術（漢後的“經學”已大大不同於元典儒學）中貫穿了大一統思想、忠君尊王思想、天命皇權思想，對維護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統一和帝王的專製統治是很有功效的。他使人人都不敢“離經叛道”，之後曆朝曆代的政治製度建設，往往都會到經典中尋找依據。（p160）“經學在中國古代社會上層建築領域裏的主導地位，造成了中國文化中一種普遍的經學思維方式。這種經學思維方式的特點就是以經典和聖人之言作為評判是非的標準，並且在對一件事情進行認知和評判之前，已有先入為主的價值作為前提。那些帶有新奇獨創色彩的行為和言論，就往往會被指責為‘離經叛道’。這種思維方式一方麵起到了維護社會整體意識形態統一穩定的文化功能作用，另一方麵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人們的思想，壓抑了人們的創新精神。”並非隻是“一定程度上束縛了人們的思想”，而是基本上束縛死了。實在讓人無法想象，知識係統作為知識本身，作為被前人創造出來的知識係統，已嚴重違背了知識作為知識本身終極作用：導向再創造。政治把一種學術獨尊為永久性的“天理”，以滿足個體的純粹私利，而使社會的發展前景陷於停滯，已不僅是真正的“學術”消失於政治王權的結果了，對於求知者來說，儒術這一知識係統已經讓統治者變成敲門磚了，更何況人們的求知目的本身就是為了“爵祿”，不是為求知本身。皇權意誌與知識分子求知取向二者一合謀，恰好“珠聯璧合”，聯手塑造了一個官場化權術化的社會。已經埋下了中國社會必趨衰微的禍根了。我們先看看先秦權謀術士者的升級版，漢時群僚的狀態。
（2）.入仕者的目的
政治專製的加強使中國曆史上唯一的一次知識大爆炸產生的諸子學術，一部分被淹沒在曆史中，一部分被政治權力轉化利用。當然在轉化知識為利用工具的過程，不是帝王一人完成的，而是文人士大夫，是廣大的知識分子們。帝王與知識分子們看重的首先都是自己的私利，知識都是利用工具。
早在戰國時代，求學於鬼穀子的蘇秦，學成，“出遊數歲，大困而歸。”他的“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說他不“治產業”，不“力工商”，專以“口舌”作為出仕之資本，怎麼不“困”呢？他聽了很是慚愧，自責，就閉門不出，研究自己的藏書。後來終於發跡，當他路過家鄉的時候，他的“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而問嫂子：“何前倨而後恭也？”隻見她“委蛇蒲服，以麵掩地而謝曰：‘見季子（蘇秦之小名）位高金多也。’”蘇秦感歎道：“此一人之身，富貴則餘威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眾人乎！”他便拿出千金賜給了宗族朋友。入仕當官本來是無可厚非的，學而優則仕也是理所應當的，但當求知隻是為富貴榮華之目的時，知識本身就必然性地淪為一種工具性的東西。
在先秦，權謀術士者還不能與諸子相提並論，主要原因之一即在於權謀術士者們不講任何操守，隻為個人私利而遊刃於官場。漢時這群人開始發跡。作為漢代第一顯儒的叔孫通，餘英時還稱他為儒學法家化的第一人，什麼法家不法家，它其實就是帝王與臣僚玩弄權術的代名詞。儒學法家化就是儒學作為一個知識係統遭異化利用的過程。（《孔學儒術》周月亮p117）“叔孫通被正儒指控為‘所奉者且十主，皆麵諛以得親貴’的無恥小人。投主子所好是他成功的秘訣。他給秦二世當博士時，居然將大隊造反的兵馬說成毛賊在偷雞摸狗而已，因為秦二世諱言戍卒造反。別人真說實話而倒黴，他卻溜之大吉。投奔漢王，漢王憎儒服，他便立即換上一身短打，倒也切合‘柔順取容’的儒之古意。劉邦本已廢除秦之苛儀，他卻能揣摩聖上的深層心意，演出一套尊君宗旨鮮明又易行的禮儀，使高帝大為受用：‘我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史記.禮書》），”司馬遷評他：“希世度務，製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後來官場的儒也確實都以之為宗了。
漢武帝消滅了淮南王劉安之後，諸侯養士風氣已基本絕世,“大一統”的文教使儒生群體迅速壯大，成為士之主體，但真正堅守元典儒學精神的已寥寥無幾，僅有一個董仲舒也被剔除出局，他一再講：“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因嚴重缺乏“通權達變”之術，根本不適用於官場。原來所謂的“與時變化”就是官場化。造就了一批批的叔孫通與公孫弘。公孫弘作為漢時第一個儒相，他代表了官場“曲學阿世”的首腦，“真正敗壞了儒風，使儒術成為貶義詞的是公孫弘。（周月亮語）”《史記.儒林外傳》雲：“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其實是：“弘為人意忌，外寬內深。諸嚐與弘有卻者，雖陽與善，陰報其禍。”周月亮總結道：“庸言謹行、謙虛馴順、識大體、老成持重，這的確是讓人主高興的一種誌誠，令人主放心、令人主如坐春風。當然這種讓人主高興的忠誠包含著陰附主意、不計曲直、柔順取容等儒雅的計算，這種鄉原巧宦的風格，貌視謙讓而並不吃虧的技巧，正是行為方式、官場斡旋中的儒術。”也難怪天下士人，爭相學之，靡然成風，利欲所在啊！這些折中自保的權術，不但不講任何信仰、操守，求知形態已使知識本身喪失了應有的意義。
第二節經學與玄學的狀態
儒學知識係統被獨尊，使後人隻能遵從、闡釋之，永遠跳不出孔孟之道的價值範疇，曆來學者都認為這是孔孟的錯，束縛了後人，其實大謬，此是後話。漢的經學，魏晉的玄學，同樣不出其右。
1.經學的狀態
孔子被獨尊為“素王”，這是一個大的陰謀。漢代經學已成為之後兩千餘年思想文化的主體先鋒，“自漢代經學產生之後，直到清朝末年，中國主流的意識形態，至少是官方主導意識形態的集中的表現形式，就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經學。”（p156）儒學也隻是作為一種道德知識係統被獨尊了兩千年，卻有效地維持了龐大文明的延續。西方近現代文明的發展證明，隻有各種類知識係統的不斷創造、發明發現，社會的進步才能有效地進行，他們的綜合作用才能使社會產生質的飛躍，而不是單靠某一種單一的知識係統，它隻能維護短期內的社會穩定或延續，並且必然伴隨著社會衰退之苦。不能使社會在缺乏知識創造的引導之下，實現飛躍，封建形態也許就是中華文明所能達到的最高形態了。漢代經學的產生就是這樣的狀態，伴隨著神學化的趨勢。“經學治學的方法是依經演繹，援經析理。也就是不管說什麼道理，都必須依照經典，或者必須是從經典引申出來。雖然今文家、古文家，以及後來所謂‘漢學’‘宋學’，在具體切入點和著眼點上有所不同，但都是以經典為依據。今文家從經典的詞語中探求聖人的微言大義，古文家從經典中的史實探求聖王政跡；‘宋學’偏重於從經典中闡發義理，‘漢學’偏重於從經典中考證事實。一切都圍繞經典，並且以經典為準。即使是主張‘直證本心’的陸王心學，也不是拋開經典憑空獨造。正如前人所說：‘象山之學，雖謂此心自靈，此理自明，不必他求，空為言議，然亦未嚐不讀書，未嚐不講學，未嚐不援經析理。（p157——158《中國傳統思想與文化》）”一種學術被獨尊之後，也隻有依附、闡釋的命運了，它就是“王教之典籍”、“致至治之成法”。足見其封閉性與保守性，為後來知識徹底僵死埋下了禍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