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知識利用性之第三時期：兩宋至清末
“在世庶合流的後期封建社會之初的北宋，知識分子已不如唐代以前的知識分子能達成富國強兵的業績，此後隨著專製皇權的強化，思想禁錮越嚴，中國封建知識分子就整體而論，越來越萎縮，弱化了，在精神上、文化創造力上明顯一代不如一代。早在漢武帝提拔的‘布衣宰相’公孫弘身上就露出了這些苗頭，而在庶族最終戰勝世族的‘牛李黨爭’中，牛黨士人更預示出後期封建社會科舉官僚的這些特點。”這更能說明，利用性知識狀態的成熟，對國民性、民族性的塑造，起了關鍵作用，因為“運用性”知識傳統的缺失，利用性的強化，使人們更加專注於近於奴性化的“人事關係”的社會主流形態。
唐代實行“通榜”取士，盛行考前“行卷”之風，形成了中國曆史上最早的“京漂”一族，他們走門路、拉關係、求引薦，步步需要花錢，而且要較長時間居住在首都，以熟悉各種門路關係。但唐時尚能“唯才是舉”，替國家攬網人才，而兩宋之後的人們全靠“混”了，“幹得好，不如混得好”，尚是今天中國人的處事“真理”，可見影響之深，更可見“利用性知識狀態”影響之甚。宋時工商業的發達，並沒有給曆史以新的希望，不過書籍印刷效率提高，使教育大為普及，所以蘇轍《上皇帝書》說：“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為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群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舍其舊而為士者也。”積極的方麵：社會文化程度得到了提高，一定程度上有利於社會的發展；消極方麵：進一步加重了對知識利用性的病症，從整個曆史看弊還是超出了利，工商業發展的利最終還是被利用性知識狀態這個弊給消磨殆盡了。
士、農、工、商皆爭相熱衷於科舉，各行業的發展都是圍繞科舉而展開的曆史社會局麵已完全成為現實，唐代還能文武並舉，從宋開始隻重文了。但求知也隻是過場，功名利祿才是目的，所以，當各門類的知識達到足以使人們通向當官發財的仕途時，就會停滯不前了。曆史事實也是，中國曆史的各類知識創造到了宋朝都已達到了頂峰，社會發展至此，對知識利用性的社會發展特征是：知識創造得以支撐的社會發展已經達到了它的最大上限，即飽和度。對知識利用性的社會發展本質證明：當人或社會的求知目的（當官、致富）達到之後，所剩的就隻有享受了，享受中不再有任何進取精神、奮鬥意誌，因為“享受”就是求知、奮鬥的全部目的與終極意義，那麼進一步的發展結果是什麼？大家也許都能猜到：腐化墮落，就像死亡也是生命的一部分一樣，回到源頭：腐化墮落與消亡是利用性求知性質的必然結果，是它的終結。我們因此就可以看到，為什麼中國曆史社會是：一盛一衰的交替過程了。接著我會深入分析。對知識的利用性的知識狀態，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本質性質之一，還有另一種，或更多，這裏先不談。
第一節宋明理學的狀態
宋明理學雖然把中國傳統哲學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但卻成了政治專製束縛禁錮人的工具手段。而且也沒有什麼開創性的新意。
1.二程與朱熹
“天理”是程顥、程頤兄弟二人所操持的最高哲學範疇，程顥曾說：“吾學雖有所愛，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二程用‘理’統攝了天、道、太極、陰陽、命、性等概念。‘理’是宇宙間的普遍原則，又存在於一切事物之中。‘理’具體呈現為天道、物理、性理、義理等。天下隻有一個理，同時一物須有一理，而萬物之理統一於‘天理’。這就叫‘理一分殊’。人通過‘格物致知’‘近取諸身’，就可以悟認出萬物各有一理，而萬理皆出於‘天理’。這個‘理’既是自然的普遍法則，也是社會的普遍法則。‘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論其所主為心，其實一也。’從人性角度講，‘性即禮也’，理就是性，就是天賦予人的命，理、命、性三者是一致的，……認為‘天理’和‘人欲’是極端對立的，‘不是天理、便是私欲’，主張通過用敬存養的道德修養功夫達到‘去人欲，存天理’的聖人境界。”（p223）這裏麵既體現了佛家的修煉無物的些許功夫要求，又體現了道家無為而自修的些許理念。程朱理學及之後的陽明學都不愧是儒佛道三家合流的產物，如此之相似，隻不過他們還要講“內聖”之後的“外王”。本來佛、道兩家有助於政治專製緩和社會矛盾，而儒、佛、道相互貫穿、借鑒，既然不能開拓出新，就隻能使專製主義更加強化。
不過，在麵對天下士子皆為（生存）私欲而求知、奮鬥的現實，二程提出“存天理，滅人欲”，確實有它的時代背景的，是有極強針對性的，畢竟他們不能憑空捏造出“天理”來。再者，他們不能拓展求知範圍，對求知的熱衷，反而使知識更加僵化了。
朱熹沿承二程的思路，以“理”或“天理”為最高哲學範疇。他認為天理是宇宙的本源，“合天地萬物而言，隻是一個理”，這個理是先天性的，“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隻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程朱們設定了一個“天理”，是先於人及萬事萬物而存在的，是萬事萬物的生成根本。但這個“天理”又無非是儒家所一直倡言的“綱常”“倫理”，諸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人心中若有此“理”，天下也果真就太平了，但是恰好相反，正因為天下越來越不像儒家所想象的那樣都秉承仁義道德，而是假借仁義道德之名，行“男盜女娼”之實，儒家道德對於絕大多數文人士大夫來說，早已成了偽道德。“內聖”既缺乏有效的內外監督，更不可能通過自修來實現。“外王”由於對知識的利用性所導致的求知結果，口號多流於空疏，言行不一，尚虛不實已是整個社會的風潮。表麵功夫做得好，實際的東西沒人在乎。一切都透徹骨髓了。就像魯迅批評的那樣，隻是“做戲”，“做個樣子”，說要幹什麼，牌子一掛，就大功告成了。這就是儒學（術）始終是人們“瞞騙”以謀獲私利的招牌的主要表現形式，這就是利用性知識狀態中，知識隻是一種利用工具的一個嚴重的社會發展結果。知識真理本身並無人重視，隻有生存私利才是人人所關心的。我們在後麵的論述中就不難理解“五四”運動為什麼會“全盤否定”傳統了，當這一工具不能讓人們當官發財，甚至還要遭到滅亡之險時，那麼這個工具就會毫無疑問地要遭到毀棄，因為從來就沒有幾個人關心它是否是真裏，是否有價值，從而，義無反顧地尋求其他能帶來新的生存利益的“工具”。馬列代替儒術即是必然。同樣，也可以理解為什麼“改革開放”前期毛的時代，中國是那麼地狂熱於社會主義這個名號，再窮再落後也要批評資本主義社會的現代文明，卻寧可要一個虛名。知識本身不被看重，隻在意它是否能代表最大的生存利益。（毛的時代真不愧是孔孟加大刀，或是“秦始皇加蘇的馬列”）因為從來不關心什麼是真理，所以也不知道什麼是真理，隻知道一點：什麼能給我帶來生存私利，什麼就是可依附的“靠山”（被獨尊的聖人經典）。通過闡釋他，打倒其他的一切障礙，就可以享萬世太平了。
程朱把一切精神現象與活動都要必然地通向理性本身，把理性放在了過於重要的地位，以至於忽視甚至排斥了一切感性的本能或惡念，進而也排除了新的感受所帶來的新的創造性事物產生的可能性。即使產生，也不是在關注新知識本身的基礎上產生的，而是某種因利益需求的推動偶然性產生的創造，是非自發的、非自願的。如火yao是在為帝王煉丹時偶然發明的，它就不是自發性的成就，更不是出於熱愛知識的發明創造，而是單純功利的驅動，這種創造當然是不可持續的。指南針也是如此，中國古代幾乎全部的發明創造都僅限於這一層麵，使得這些發明創造也僅停留在的原始發明狀態，不會得到進一步的探索、更新，因為中國已沒有真正的求知群體。人們隻關注怎樣才能當官發財了。
二程、朱熹、王陽明等理學家強調成聖，他們都把“成聖”視為“天下第一等事”，雖有真求知性質，但由於求知裏路與目的過於單一，且空泛，喪失了實際的意義。與之相對的天下士人是為了生存私利而求知，把入仕及第看作“天下第一等事”，更不是為了真求知。不能真求知，則為利用性。一個要“成聖”一個要“及第”，實質上二者已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即求知導向上的區別，都是直接要求導向某種“利益”的，不能導向真求知，就必然會導向利用性，因急於接近這個“利益”而使知識淪為工具性的東西，這才是最可怕的。利益的要求是正當的，也是必須的，但因為喪失對知識本身的更新能力，後果則適得其反。在沒有真求知的環境下，有的隻是層次上的區別，就像周恩來為中華崛起而讀書，與那些為家父、為光耀門楣、為生計而讀書的人一樣，周與之不同的是層次上的區別，並不是本質上的區別，所以，周就像古代的士大夫雖有“內聖外王”的抱負，卻難以改變中國社會的基本發展性質。同樣，王陽明的“成聖如何成為可能”，隻能成為統治者利用的工具。
2王陽明
王陽明在12歲那一年，他曾向塾師提出了一個很不尋常的問題：“何為第一等事？”塾師以為，第一等事無非是“科舉及第”，王陽明對塾師的這種回答不以為然。在他看來，真正的第一等事，應該是“讀書學聖賢”。
“成聖”是兩千多年來儒家的一個終極話題，是不朽的話題，不知是因為它根本就實現不了，還是士人們隻把它當做敲門磚之故，從孔孟到王陽明那裏一條線下來，一直強調的就是如何成聖，但帝王專製下的士人們卻始終不吃那一套，他們始終是不會真做的，更不可能在官場中普及，愚弄民眾才是他們的真正目的。越是實現不了的，就越要讓民眾去追求，分散注意力，這恐怕也是兩千多年來“成聖”理念愈加升級的原因。更可能是，官場與真求知的對立，學術與權力的不能相融之故。到王陽明那裏一再強調“成聖如何可能”，正反映出官場化下的整個社會是非常混亂，沒有人會真正堅守孔孟之道的。王陽明時的儒道與一千多年前孔孟時代的情形，並無什麼大的區別。一來說明，儒道不會真正在權力場實現，如果沒有實質上的社會整體的變革，儒道隻是口號。二來說明，學術必須有它的獨立性，自由性，必須從政治中分離出來，不然一定淪為附庸，直到被權力同化而消失。第三，說明儒道僅是政治與天下士子們手中的一塊廢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