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儒學被獨尊的惡果
在中國漫長的儒學發展史中，影響最大的就是“禪宗”，他基本上是儒家“實踐理性”在佛理中的體現，隻要你去體會，感悟，實踐，而輕理論、言說。如“明心見性，直徹心源，佛理非關文字，”“即認為道由心悟，諸學妙理，跟文字本身無關。”“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心性，見性成佛，”“是禪宗的‘微妙法門’”。“主張舍離文字義解，直徹心源。所謂‘不立文字’就是不拘泥於佛教經論中的具體文字，不執著於固定的文字解說。佛所說的話，隻是渡人過河的筏，渡過了河，就不必再背著筏。慧能認為佛理與文字無關，能否理解佛理跟是否識字無關。因為佛法並不是一種推理知識，不能通過佛經詞語的分析獲得，關鍵在於個人的體驗與心悟。”（《中國傳統思想與文化》徐克謙主編p194）這基本上和孔子的“述而不作”如出一轍，甚至是脫胎於孔子衣缽。隻實踐不分析。怪不得宋明理學的主要代表人物周敦頤、二程、朱熹、陸九淵、王陽明等人的思想理論都受禪宗影響至深。
元典儒學在兩漢至唐宋這段時期，也確實被顛倒了黑白，也就是求知者絕大多數不是為弘揚儒道而讀書學習，而是為了入仕求財，知識在人們那裏是利用工具，都是為了達到純粹的個人私利而尊儒、學儒。兩漢經學卻隻是在做窮盡“辭章”“考據”“義理”之事，以迎合當權者的意圖，與原儒已背道而馳。漢時形成的“道統”“學統”始終不能製衡“政統”，因為後者一直是前者的製造者。
我們從曆史中可知，數千年來真正具有真求知精神的人是占社會的極少數的，也是一直被排擠打壓的一個小群體，況且他們隻知依附、闡釋先秦諸子的理論。儒學被獨尊的直接結果是求知多樣性的消失。在先秦知識、思想的多樣性，在漢後隻保留了能為政治專製服務的幾個對象，其他均以不符合人們的利欲要求而消失。知識的多樣性消失得極快，都被統一於為生存利益而求知了，這些都不能不說是儒術遭獨尊的惡果，詳細如下：
（1）.儒術在漢武帝時被獨尊成為和帝王專製權力效力等同的另一個思想文化上的皇權，從孔子被尊為“有帝王之德，無帝王之位”的“素王”的意圖中就可看出本質。成為後人隻能尊奉、依附、闡釋、迎合的思想文化的帝王，唯我獨尊。人們學習、發揮都必須以他為來源，以他為旨歸，以他為根本，尊之、崇之、複之不化。“儒術”被獨尊，即意味著孔孟的言論著述一定會被尊為“天理”，後人的思想言論都必須以之為根據，從中發掘“微言大義”。作為評判一切是非的標準，使其他知識係統都必須圍繞其展開，或者根本就不發展，如醫學、天文算學等。所以，“談到中國傳統學術，或所謂‘國學’，最基本的學術路數不外乎‘辭章’‘考據’‘義理’。”所謂的思想文化發展也都以之為中心進行微言大義的闡釋而已，與之相輝映的如當今的發展也隻是在闡釋西方的創造而已，引進→闡釋，再引進→再闡釋。縱觀事實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本質的來源。經學隻能為“經典與聖人之言，即使是皇帝也是不敢公然違背和褻du的。……曆朝曆代的政治製度建設，往往都會到經典中尋找依據。儒家經典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成為‘王教之典籍’，被奉為‘致至治之成法’。”這樣一來，對於統治者來說是無比高興的事情，可以用之大大約束民眾。社會曆史中所有的知識創造如果有與之不協調的，都不會被這一主流意識所接受，都不會被民眾所看重，這是多麼可怕的事情啊！如自己的“四大發明”，一直到清末都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就是因為這些“奇技淫巧”不合乎孔孟之道。隻是當儒學不能給國人在帶來生存利益的時候，當因之挨打的時候，就毀棄，或當先進國家的人們說好的時候，自己才跟著說好，但是始終不知道為什麼好，就像西方人認為“知識就是力量”，而國人也認為“知識就是力量”時，這種理解肯定不是一致的，也不會有西方那樣深刻。無論作為儒學，還是整個文明，他的被獨尊，都是走向死亡的開始。道理很簡單，如果某一知識係統一旦被獨尊為“王道”“天理”，它還能完成自我否定，脫胎換骨嗎？整個文化思想也就不再有自我更新的可能了，一切所謂的發展也都逃不出它的價值範疇了，頂多是在苟延殘喘。
儒學的傳承過程，也是逐漸排斥、拒絕其他知識係統發展可能的過程。隻以它為標準，所以也形成了一種極端封閉與保守的曆史文化係統，人們不允許其他知識與之有一點點的悖逆與不順。自漢代以來，一部經書有數家派別，每家派別又有數種師說，每一家法、師說自成體係，弟子們恪守家法師說，代代相傳。這使經學成為一種維係傳統的有效紐帶，使得一種文化傳統能夠長期保持其特征，並且一代一代地延續下去。這一係統是中國文化的主流係統，其他則被視為旁門左道，隻有儒道是萬事萬物根本之道，漢後兩千年封建史，不但沒有改變這一狀況的社會意向，而且還愈加顯得超乎尋常的穩固了。曆代學者、士大夫、天下的臣民，等，從沒有懷疑儒學這一知識係統的唯一性，作為“天理”地位。也從不認為除了儒學，還有其他知識係統也非常重要。我們看一看清末士大夫對西方文明的反應就可知一二。
一來因為年代較近。二來因為處在世界文明發展的大變革期，更能突顯傳統文人士大夫對於孔孟之道的堅信不疑已近虛妄、掩耳盜鈴的虛偽程度。也足見思想文化與政治的專製“成果”還是很突出的！他們已曆史地認為隻有儒道是經世致用之“天道”，其他一切與之無關的事情均是他們排斥的對象、排斥革新。太平天國時的洋槍隊長戈登的一句話似乎很能說明問題，他說：“中國人是一個奇怪的民族，他們對一切改革都很冷漠。”原因，首先應當說是中國曆史以來求知的私利化目的，統治者利用知識來維護個人的專製私利，求知者利用知識來獲得個人的生存私利，知識本身並無人重視。如果改革衝擊了他們賴以謀獲個人私利的生存壞境，肯定是要受到嚴重阻撓的。如果改革不能直接關乎到民眾的個人私利，那麼民眾必會對改革無動於衷，所以整個社會的“冷漠”是不可避免的，就像魯迅筆下的華老栓，隻關乎個人私利，是不會去關注革命誌士犧牲的意義的。革命的發生、發展、結果的整個過程，作為知識係統的一部分，作為知識本身不受人們關注，自然革命過程是不會受到民眾的任何關注的，因為在他們看來，關注革命意義與他們明天還能不能吃飽飯沒有關係，這就是知識本身不能被作為重心的惡果。
如果一種核心價值觀念還停留在兩千年前的水平，這個民族會是什麼樣子？在麵對西方入侵時，一位正統士大夫在光緒九年（1883）所上的奏折中，在列舉了內外交困的種種問題與大量時弊之後，便指出解決問題的關鍵就在於皇上應像康熙皇帝當年平“三藩之亂”時那樣，“親禦經筵，熟讀六經”。在他看來，這是一個簡而易明，約而可守，體用賅貫的途徑。他認為隻須這樣去做，一切困難自然迎刃而解，接下來就必然會出現一個“靖內攮外，諸務次第振興”的安泰局麵。“隻需引經據典，就可以從聖賢大經大法中演繹和派生出日常所需的行為準則和價值規範‘太虛一理，形為萬物，散為萬事，合則治，離則亂，順（之）則正，悖（之）則邪。……所謂要領者，亦理而已。’（p46.元.徐明善：《讀史要略》）”直到此時，他們仍然抱著這個兩千年前被獨尊下來的“儒經”不放，耳目閉塞，妄自尊大。在政治與儒術傳統中，他們就像嬌生慣養怪了的老孩童，隻認得祖宗與家法，從不會也不敢運用自己的思想，創造出什麼新的東西，隻想利用祖輩的知識去抵擋一切。一直活在專製與祖宗的思想意願之中，早已喪失了自我，當代“文論”等的“失語”背景，與之就有一脈相承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