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成熟後的科舉——對知識利用性的成熟1.科舉“成熟”之初
對知識利用性的社會形態的逐漸趨向完善，整個社會的知識創造也幾乎全部停滯。兩宋，圍繞生存利益為生活中心的價值觀的凝固穩定。科舉有條件成為人們生活的重中之重，開始徹底顯示出了整個曆史社會中對知識利用性的惡劣形態，從此逐漸加深。
單單“文藝”方麵的興盛是無益於社會的發展的，隻能是畸形的形態，是嚴重失衡的，社會的發展不是靠哪一個門類獨立支撐的，而是各知識門類均衡、協調、綜合發展的結果。中國曆史就已經證明，單一隻能使社會趨向危亡。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蘇洵在屢次考進士落地之後，於《廣士》一文中喟歎道：“人固有奇才絕智，而不能為章句、聲律、名數之學者，又有不幸而不為者，苟一之以進士、製策，是使奇才絕智有時而窮也！”這與當代的外語製度何其一致！古為集權，今又何故？蘇洵就不善於已聲律化的文章、詩賦，但卻有其他方麵的才能，而誤於科舉之僵死。
僅這一條線，就把天下士人的精力、活力耗盡在了生命的終點。“為盡可能地將士人中一切稍有活力者納入‘彀中’，防止落第者造亂子，宋朝製定了優待多次落第者的‘特奏名’法，從宋太祖開始，凡舉人多次（真宗定為五次）應試落第者，禮部即特奏其名，賜予所考科目的‘出身’。此後士人潦倒不第者，皆再接再厲，反複應試不止。”（p107）“覬覦一官，老死不止。”“英雄豪傑皆汩沒消靡於其中而不自覺”，“是故亂不起於中國，而起於夷狄”（《燕翼貽謀錄》卷一）。這是他們的統治術之一吧！讓人沒有精力去造反了，更沒有人把精力放在什麼知識與創造發明上了。兩股力量夾擊之下，知識終於成為純粹的敲門磚了。所以，至宋中國封建社會精神與物質文明已達頂峰，是在邏輯之中的結果，由此而衰敗也正是其千餘年利用性知識狀態“發展”成熟的標誌。雖然中國曆史文化沒有邏輯概念，但中國曆史文化的興衰是有邏輯的。在唐代科舉還不是士人的唯一出路，在宋則成了唯一。“北宋科舉名額的擴大和‘公平’，幾乎把全社會的讀書人都吸引了進去，科場競爭激烈，士人頭白身衰，出入科場，死而後已。”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兩宋雖然教育發達，但越發難以出現人才了。但造成這一結果的並不是科舉製本身，也不是封建製度本身，而是超越這兩者的“利用性知識狀態”，關於這一點，後文有更詳盡的分析。
北宋之重文輕武，雖然導致了兵弱將寡的結果，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國力，但這絕不是導致中國民族精神素質衰弱的根源，甚至都不能算作是因素之一。因為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促進社會進步的根本動力是知識思想的創造性飛躍，而不是武力本身，也不是雄強彪悍的勇猛精神，比如，匈奴、蒙古等少數民族知識文化思想始終是落後的，再強大的武力也依然推動不了社會的進步，甚至還起到反作用。所以真正推動社會進步的依然是知識的爆炸性創造所致，中國先秦，古希臘，歐洲文藝複興等都是鐵證。
中國封建社會真正衰落的根本在於知識的狀態，沒有自由、獨立的真求知的群體，所以形成不了熱愛、探索、堅守、追求知識真理實現的民族精神，這才是民族進步與否的關鍵。知識狀態不受經濟、政治製度等條件的限製，他可以跨越時空延續至今。
先秦至宋的曆代求知者，僅為生存利益而求知，政治專製雖然是強有力的促成力量，但還不是根本性的。重要的是知識在求知者心中的真偽，作為真求知者的群體，以先秦諸子為主，宋明理學諸子，曆代文藝諸家，及少數其他領域諸家，中華文明之所以還有燦爛的光輝，主要是以他們為主導的，尤其是“文藝”領域，它基本上代表了中華文化的核心精神。除此之外的絕大多數求知者，皆在偽求知之列，因為在當官發財的求知目的的驅使下，不但沒有促進社會的進步，沒有產生任何新的知識價值內容，反而阻礙了新知識內容的產生。就連“四大發明”、“醫術”等知識的發展都是在科舉之外不受重視的門類。所以說，宋代科舉的成熟，也顯示了整個社會對知識利用性的“成熟”。王安石改革科舉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一道德”，即統一思想、學術。它有利於統治，可是對於知識、學術則是要命的。這還不算，上至皇帝，下至大臣文士都把求知的終極目的導向了私利。如果說在先秦時代孟子還批評時人求知隻是為了“爵祿”，還保有知識學術的純潔性，時至宋代，這種為富貴而求知的觀念才是真正的“天理”，已經普及到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從皇帝到貧民無不倡之。宋代皇帝與大臣寫了許多《勸學文》、《勸學歌》之類的文章。如宋真宗的《勸學文》：“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要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男兒欲遂平生誌，六經勤向窗前讀！”司馬光的《勸學歌》雲：“一朝雲路果然登，姓名高等呼先輩。室中若未結姻親，自有佳人求匹配。”王安石《勸學文》雲：“讀書不破費，讀書利萬倍……窗前讀古書，燈下尋書義。貧者因書富，富者因書貴。”如此等等，他們都還是當時一流的政治文化人物，見識卻也隻能如此，漢時的“獨尊”真是一點都沒有白費，無論誰都不約而同地把求知直接導向了利益，這樣的結果隻能是，求知更不可能為了求知本身，隻注重一個問題：生存私利。知識僅是廢磚一塊，接下來，當求知目的：富貴，達到之後，知識就必然被丟棄，所能做的事情無非是：享樂與腐化，別無他途。因腐化而使自身家族“富不過三代”，這是利用性求知狀態的必然規律，更是它的宿命！
求知本身不是目的，求知是虛偽的，最終虛偽的求知之後，以利益（當官發財）的謀獲為終結，整個過程中知識不過是一個“幹屍”，已有知識既沒有被踐行，也沒有被更新，後果是多麼可怕！當代國人恐怕體會得比任何時代的人都深刻。這種知識狀態在專製的不斷強化下，終於催生出了“八股”。
中國的學者往往把中國古代文明衰落的原因歸結為外部因素，即使是總結的內部因素也大都太過於表麵化了，漏洞百出，很難讓人信服。就像魯迅認為的外族入侵占了很大因素。有的人甚至認為地域環境限製了與外界的聯係，這些都不能成為關鍵原因。至於內部，有人認為封建專製過強，封建社會過於漫長，社會結構太穩定，等等，不一而足，莫衷一是，但都是皮毛之見。後文中會深入分析，此暫且不論。
元、明、清時代的人都隻講“內聖”或“成聖”，連“外王”都不怎麼講了。科舉從萌芽到成熟，再到“八股”化，正好說明了對知識利用性的惡性循環過程。從萌芽到成熟，確實很大程度上在促進社會的繁榮發展，起到了正麵的、積極的作用。這或許在外人看來是“早熟”，其實他們了解的並不深刻，這是因為他們沒有看到中國曆史知識狀態的本質而已！而當科舉成熟之後，也就是利用性知識狀態徹底普及化之後，文明的形態就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就像剛才論及的“富不過三代”一樣，求知、奮鬥的目的達到之後，立即會轉向腐化墮落。對於整個文明、科舉製度，都是這樣。不同的是，這種知識結構所決定的社會發展結構，個人、家族、朝代、社會、文明（這些後文會逐一分析），隻有範圍的大小不同而已，一層套著一層，等級分明，但性質都是一樣的。這就是“一盛一衰”或“由盛轉衰”的本質性質。所以從科舉的成熟直到衰敗都是由這一知識狀態決定的。
求知目的：利益達到，而腐化墮落，已成為不死之定律。在整個文明開始衰微的後期，絕大多數下層寒士拚命苦讀，追求一舉成名，並不是為了像範仲淹那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隻是講給別人聽的。事實卻是享樂腐化、無所不為，把這作為自己過去寒窗苦讀的正當報償、應得收益。宋仁宗時，宋庠、宋祁兄弟早年家貧勤學，後來終於先後進士及第，宋庠為狀元，官至宰相，宋祁也官至翰林學士。宋庠還頗能保持早年勤儉刻苦之風，而弟弟宋祁卻奢侈享樂、花天酒地。某年元夜之時，宋庠在官邸讀書，宋祁卻在府中華燈高照，擁抱姬妾通宵歌舞宴飲，宋庠大為不滿，第二天派人傳話：“告訴學士：你昨夜窮奢極欲，還記得當年元夜時我們兄弟倆同在家鄉吃稀飯鹹菜嗎？”宋祁大笑對來人說：“回報相公：隻想想當年元夜吃稀飯鹹菜讀書，都是為了什麼？”（錢世昭《錢氏私誌》）宋祁一語道出了天下求知者的意圖。即使像宋庠這樣的人物，也隻能為統治階級做幫凶，不可能有大的作為了！明朝李贄也一樣指出天下士子“心存高官，誌在巨富”的求知本質，這裏並不是反對“巨富”與“高官”，而是這種高官與巨富是建立在“人事關係”與貪汙腐化基礎之上的，都是非正當的手段，並非如西方是通過知識創造出來的價值。可以看到從求知動機，到求知過程，整個都是追求富貴的過程。當一個人步入仕途，知識的作為工具被丟棄，之後所有的“發展”就隻有憑“關係”與“貪腐”才能至高官與巨富，當然這種過程就是衰敗的過程。
但這樣的結果並不是科舉本身所致，後人把兩宋的滅亡直接歸罪於科舉是不對的，科舉製度本身並沒有什麼過錯，雖然科舉製度很糟糕，但直到現在來說，它都是一種最佳的選拔人才的製度。關鍵在於利用性的求知狀態與政治專製的鉗製決定了科舉塑造出來的精英們是一群隻知道高官與巨富的社會蛀蟲，而非真正的“精英”，因為知識本身並不被人關心，而且早已被製成了“幹屍”。越到封建社會的後期，越是沒有幾個人真正去“內聖”或“外王”，因為“八股”連這一點思想的空間都不給你了。
我們必須明白的一點是，隻要利用性知識狀態與專製製度存在，任何一種好的製度在中國都會最終淪為“八股”的形態，成為純粹的可利用的“幹屍”，我們隻要稍微留心當代中國的教育的實質，就能明顯發現這一點，同時你也可以感覺到當代國人為什麼不重視法律，不像西方人那麼重視，那麼會運用法律，此都是後話。所以，換成任何一種考試製度，都會出現這樣的結果，再好的製度，再好的初衷，最終都會淪為“八股式”的情形。南宋遺老中有很多痛批科舉製度的人，士人全把精力用在了那些已無生機的經書程文之上，卻隻為富貴的目的。當年王安石改唐以詩文取士為經義取士，就是因為“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的僵化的考試製度於國家無益。元儒胡祗遹抨擊宋代經義之學：“記誦章句、訓詁、注疏之學也，聖經一言，而訓釋百言、千萬言，愈博而愈不知其要，勞苦終身而心無所得，何功之有！”（《紫山集·語錄》）他當然不知道根源所在了，元之人才選拔製度比兩宋相差甚遠，更為腐朽。南宋遺老趙文在南宋滅亡之後坦然地寫道：“四海一，科舉畢。焉知非造物者為諸賢脫其蜣螂之殼而使之浮遊於塵埃之外呼？”（《學蛻記》）認為科舉製度的廢除使知識分子的心靈人格獲得了自由與超脫。事實上並不是這樣，僅為生存利益而求知從根本上決定了社會“發展”靠對知識的利用性。科舉製度在明清雖然恢複，但已不可救藥。
2.知識的死亡
明清的士人求知隻不過是在“借屍還魂”。借儒學這一已僵死不化的幹屍，使個人在謀獲純粹私利的路途中隻體現出“窩裏鬥”的活力。整個社會已沒有求知的環境，都是腐朽的“人事關係”或“官場化”環境，人們以之為“天”，而不是以知識，也不需要真正的人才，在一切求知都是偽求知的社會，它的衰落是顯而易見的。
利用性知識狀態的社會，隻要“混世”的關係，而不需要真正的知識創造與人才，相反會遭到嘲諷、排擠。這種社會形態直接把知識埋葬在謀獲私利的路途中，被塑造出的以人事關係為核心的社會發展形態，它本身就是為排斥知識與人才服務的，是為保護個人私利而服務的，圍繞個人生存私利（以家族為核心）其他一切不利的可能都會被排斥，同時，（通過“自然”選擇）塑造了可怕的國民性。這些都標誌著知識的死亡。人與知識、人與人之間所形成的僅是冷冰冰的利用關係，當知識對個人有利，人們就利用它，當目的達到或覺得它有害時，人們就會毫不猶豫地拋棄它，無論他是聖言經典，還是真正的知識真理。以此觀照“五四”運動中為什麼會出現“全盤否定”傳統，而西方不會，以及*時代對古物的破壞“情懷”，在此可以得到解決，也可知，其他學者的解釋都不是根本性的原因。這些過程中不會體現任何創造活力，隻有內耗。根本不存在熱愛、勇於探索、堅守、追求實現真理的精神與環境。先看一看明清的科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