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惡循環性規律的啟示
從曆史的發展脈絡看，知識在先秦時代的多樣性，秦漢之後變為單一性，在明清連單一都不存在了，直接死掉。這個過程就是決定中華文明由盛轉衰的核心本質，那麼，現在我們就深入分析這一結構，及它所帶來的全方麵惡果。
（1）.個人。有人說：一個中國人是一條龍，加起來是一條蟲。這就是利用性知識狀態所衍生的形態之一。中國的知識狀態隻讓人們看到了生存私利。中國人的不團結是出了名的，是曆史的遺傳；愛窩裏鬥也是出了名的，也是曆史的遺傳。但這些都來自於利用性知識狀態的結果，不管遇見什麼事情，隻顧得個人生存私利，打自己的小算盤。由於一切求知、奮鬥都是圍繞個人生存私利而展開的，當他通過求知步入仕途或工作單位，有了穩定的經濟基礎時，知識的意義在此基本完成，被丟棄。接下來有兩種結果，一、在這種穩定的環境中專門做“吃喝玩樂的事業”，因為這是奮鬥的終極目的。二、有不滿足現狀的，便會通過玩弄權術、搞窩裏鬥達到更高的生活境界——權大財多。兩者相比，隻是後者比前者帶來更大麵積的腐化形態，因為兩者求知、奮鬥的結果都是相同的——邁向腐墮，我前麵已經說過，這是中國社會利用性知識狀態的宿命。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作為“個人”的“發展”曆程。所謂的“前程似錦”、“前途無量”、“飛黃騰達”等等的形容個人發展前景的宏偉藍圖，都超出不了這個“範圍”。而這時，“知識”在哪裏呢？作為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知識的創造”在哪裏呢？發展與進步難道靠“人事關係”嗎？在一個人從刻苦攻讀到榮華盡享、富貴敵國，顯然這一“發展”過程，不是通過運用知識，創造出價值意義，而是通過權術從別處牟獲的私利。這才是中國曆史社會價值“產生”與分配的主要方式。同朝事君，或一個單位，必須通過權謀、內鬥等人事關係“知識係統”作為“發展”的動力，個人才可能有“飛黃騰達”的機會。因為真正的知識與人才不是被丟棄就是被排斥於荒野，對於整個社會來說，人力資源被軋成了空殼。基本上見不到為知識獻身的人。在個人“發展”的整個過程中，知識不能作為動力，產生新的知識價值，當整個社會財富達到一定程度，就飽和了，不會再增加了。社會財富的變動不是在上升，而是在水平流動，這體現在上下層權力與財富的對流中，主要表現在家族的興衰史中。
隻為個人生存私利而求知、奮鬥，塑造出來的人隻能是一切為個人私利打算，而不能圍繞知識本身展開思考，如邏輯分析。所以就出現了“龍”與“蟲”的“窩裏”對比。甚至演變成今天常見的：相互拆台，寧可我不做事，也不讓你做成事的扭曲心裏。這是利用性知識狀態的社會形態的衍伸。曾經《羊城晚報》有一則消息：我國1965年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島素後，國外有人提名牛胰島素研製者得諾貝爾醫學獎——人工合成有生命力的結晶蛋白質，是人類在認識生命奧秘的道路上邁進了一大步。參加這項科研工作的單位和人員，明知諾貝爾獎的評獎原則是隻獎給做出主要貢獻的一二人，最多不超過三個人，但硬是達成一個協議：“要上一塊上，要不都別上。”結果，報給諾貝爾評獎機構的名單達14人之多。盡管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國外還有人為這項成果的研製者提名，但終因上述原因而痛失了一次獲獎良機。研究係統總有一兩個主創人員，這樣的平均主義，是對人才的不尊重，更是對知識的不尊重。硬把本應歸一兩個主創人員的東西，強行分攤給甚至不相幹的人，不僅違背了公平分配原則，更會消滅一些人的求知精神。再者，“痛失”二字透露出了國人的求知動機，不在求知本身，仍是為了某種利益。可見“利用性知識狀態”對人性的塑造所帶來的結果，並不是是否獲獎的問題，而是對知識的“絞殺”。
對知識真理的功利性態度，不被重視的結果，曆史已經給出了樣板兒，無論個人是否有理想，有求知的認真態度，知識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隻有死亡一條路，如儒學就是這樣。個人的“最佳發展”軌跡隻能是：求知、奮鬥—→高官、巨富—→腐化、墮落。即由盛轉衰的基本規律與模式。這個過程好像是魯迅說過的“劃圈”的規律。
（2）.家族。中國曆史社會中最堅固的堡壘，應當就是“家族”了。但又是最容易破的，當然這個破“法”，往往是從內部開始的。家族作為個人的延伸，雖有著自己的特征，但逃不出個人所演繹的範疇。中國人有一種非常根深蒂固的觀念，就是為子孫聚財、謀福利，一個人求知、奮鬥除了為自己享受外，更重要的就是為子孫後代了，不管他是有內聖外王的抱負，還是當官發財的決心，目的都是趨向生存私利的，都是為國泰民安之後的生活享受服務的。這就是“實用理性”的情結吧！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一個人的飛黃騰達基本上標誌著一個家族興起。但這個興起本身即已經蘊含著衰敗的開始，是和利用性知識狀態所決定的中華文明曆程是一致的。一個人的奮鬥所“創”下的家業，是經過大半生的辛苦鑽營換來的，那麼作為他的子孫後輩，他們的人生曆程，就不可能有人會超出先輩的磨礪程度。不僅如此，作為先輩的創業者來說，他們不可能會再讓她的子孫吃苦磨練，因為千百年來求知與教育的目的就是為了子孫的生活利益而展開奮鬥的。當富貴起來之後，教育與家庭所能給予的隻有任憑子孫們享受。對於子孫們來說，再讀書已經失去了意義，失去了作為一般人來說，最大的誘惑——追求富貴之心。因為他們已經生活在富貴之中，所以沒有幾個人會認真讀書。父母的教導、訓斥對他們來說是毫無說服力的，考取功名，延續血脈，就是他們的唯一訴求了，但事實上都沒有達到。
作為奮鬥者，長者，他們包辦了兒孫的終生幸福，但事實上沒有幾個是幸福的。他們包辦了：求知、教育、婚姻、工作、生活、理想，等等，包一切所能包的，生怕子孫們吃苦。但是沒有子孫不吃苦，可為什麼一代接一代，沒有人反思呢？這與其說是社會製度的問題，不如說是知識狀態的問題。因為利用性知識狀態決定了這個社會隻能這樣維係文明的延續性。一代一代隻教育後人們去博取功名，達到或延續富貴，不可能教導子孫去熱愛求知，就不可能產生任何能突破這種模式的新知識體係，雖然知識已死，但這更利於這種超穩定的惡性循環結構生存，或者說，這種結構就是依靠利用性知識狀態生存的。
再者，家族或社會在教育上不可能有任何突破，那麼子孫的腐化墮落就不可能有任何被遏製的可能。在中國，貴族不可能永遠是貴族，富豪也不可能永遠是富豪。“富不過三代”是在一個家族興起時早已命中注定的規律。
從發展程式上看，和個人一樣，求知與奮鬥的意誌會隨著富貴的崛起很快消失，並不再擁有。軌跡即是：求知、奮鬥—→高官、巨富—→腐化、墮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