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西方知識狀態綜述
第一節真求知精神的曆史
1.真求知的本源
中國社會對知識利用性的狀態，早在先秦時期就開始萌芽，知識由多樣變為單一，再由單一而徹底僵死，社會發展也由活力十足，開始衰微，最後在麻木冷漠中停滯。原因，對知識利用性的知識狀態一直貫穿其中，也是使知識走向死亡的元凶。而西方知識狀態則恰好與其相反，才在發展理路上顯示出一個“早熟”，一個大器晚成。
黎鳴先生在他的《人性論》著作中，總結出了人類三大元精神，即：古希伯來先知們的信仰精神；古希臘哲人的求知精神；中國先秦諸子創立的仁愛精神。信仰精神似乎今已淡遠，求知精神卻仍在為西方文明增光添彩，不過，中國人自己的仁愛精神卻從來沒有被國人認真地踐行過，而是當成了遮羞布，被利用了，並不認真對待它。也隻有求知精神奠定了人類發展的持續進步性與永恒性。關於什麼是求知精神，黎鳴給予的解釋是：一人自身為萬物的尺度，也即以人的生存、溫飽、發展總之福利與幸福的要求為尺度對人類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精神環境加以旨在求得一個終極的和諧的目標的洞察。因為目標是無止境的，所以這種洞察的追求也是無止境的。他這樣解釋有點拗口，曲折，但最後一句點到了真求知精神的本質。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當是他們探索未知世界的一種本能性衝動，這樣才能持久。他們的好奇，冒險本性促使他們無所畏懼地探索著未知世界，這種精神是不以時間、物質利益為轉移的，是堅定、永恒的。
這種本能的衝動與無限的未知世界構成了一個永恒性的二位一體的進步程序。不像中國人，求知以“內聖”或“外王”為終結，或者幹脆普遍的以利益的獲得為終結，沒有持續的進步性與永恒性。
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提出了“善即知識”的命題，“蘇格拉底認為，人要向善要想有德性，就必須先‘認識你自己’，‘如果你丟棄知識，你就不會在任何其他事物中找到幸福的王冠’，知識就意味著‘善的本質’。‘事物善或惡的程度取決於他們是否處於知識的導引之下。’‘智慧是唯一的善，無知是唯一的惡，其他都無關緊要，難道這不是最終結果嗎？’蘇格拉底認為重要的是在確定真理，‘問題不在於說這些話的是誰，而在於它們到底是真是假。’”（p29）這一點中國曆史以來與之恰好相反，國人隻看說這些話的人是誰，是領導，還是皇帝、主席、總統，而不會在意它們到底是真是假，因為官場文化中的人們從來就是“尚虛不實”的，是利用性的。但西方早在蘇格拉底就已經把探索知識之“真”，界定為人們向善與進步的本質。“如果你丟棄知識，你就不會在任何其他事物中找到幸福的王冠”，當他們把知識當成幸福的本源時，中國人卻已開始把高官與巨富作為幸福本源，而不是知識，由此可以斷定中國人並不理解“知識就是力量”的真正含義。中西的發展理路在此時已經分曉。西方把求知作為精神的依托，把知識真理作為善的第一位，也就超越了權力與財富，他們是在“知識（真理）的引導之下”行事，而中國人都是在生存私利的引導之下行事的。之後的曆史事實證明：無論是政治、學者、平民等階層，（以英國為例）知識真理是他們首先尊重的“善”。知識是無止境的，知識創造也是無盡頭的，求知精神方能延續。中國人也講“學海無涯”，但這個“學”的本質卻是為了“利祿”，實際上是到利祿目的的達到為止，即是“有涯”了。
蘇格拉底的“善即知識”命題推而廣之為：求真是達到善的必經之途，求知即是向善邁進。沒有真便不可能有善。單熱愛知識，不堅守、捍衛、履行知識真理，即是有善而不從，等於無了。捍衛、踐行真理，追求她的實現恐怕是之後西方得以不斷進步的根本動力，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由求知精神又衍生出了科學精神：不迷信、不空洞、不滿足。（黎鳴語）同樣是求知精神的精髓。這當是求知者不斷探索的結果。
本來人性“本善”，還是“本惡”並不重要，因為僅拿十四世紀之後的西方知識分子的知識創造來說，並非是因為“修善”而求知的，應當看到是因為熱衷於探索“真理”，更不是因為“高官與巨富”的夢想才去求知的。本來，知識創造所帶來的榮譽、財富、權力，還有誰會在乎呢，如果他們在意的是這些東西，恐怕他們的知識創造，也會轉向利用從而停滯在“四大發明”的狀態，迄今為止。但他們沒有。說明：探索知識真理是他們對“真”的唯一信仰，其他都無關緊要，即使沒有榮譽、權力、財富，真求知者還是照樣求知。這才配叫做：真求知。在中國則相反！
2.真求知的曆程
如果說是政治專製推動了曆史的進步，那純粹是謊言，說是帝王將相，那也是純粹的騙子，因為古今中外的曆史皆已證明，他們反倒阻礙了社會進步。如果說是人民群眾推動了曆史進步，那也太籠統，因為兩千多年來的被專製鉗製得毫無生氣的民眾，卻一直在走下坡路。當然，中外曆史也證明，每一次社會的巨大變革都是由知識精神的可以說全麵爆炸的作用結果，知識是由誰再創造出來的呢？當然是真求知者，並且是以有某種精神支撐的少數人主導完成的。中國的先秦自不必說。而西方則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知識變革，才使人類走上了近現代文明的道路，那麼，西方的知識創造具體是如何實現的，是如何接二連三地爆發的，難道真的是上帝對他們的優待嗎？還是他們的知識狀態之特別呢？我們先看一下他們的人才譜係。
古希臘求知精神（哲學）與古希伯來信仰精神（神學）在歐洲結合之後，經過千餘年的孕育震蕩，終於在十四、五世紀開始爆發出了它的巨大力量，知識的力量。對上帝的信仰轉為對知識的信仰。自意大利哲學家和天文學家布魯諾（1548——1600）始，神學開始被科學取代。之前，已由文藝複興開啟了歐洲理性主義的新時代。這個複興顯然不僅是對古希臘文化的複歸，而是第二次、更深入的知識創造運動，相對於古希臘時代，是知識的上升式的進步，早已超出了“複興”本身的意義，因為它直接推動了人類近代文明的出現，是一次大的飛躍。而中國自先秦之後，一直沒有發生能夠提升先秦時代思想文化的知識創造現象出現，最終走向了沒落。
對知識的利用性狀態，最終使儒學與其他知識係統的發展停滯與死亡，古希臘的思想哲學卻沒有這樣的下場，相反得到了不斷的批判、提升、更新。若問是什麼力量使歐洲從漫長黑暗的中世紀走出來，創造了近代文明，又很快創造了現代文明，答案隻有一個，那就是真求知精神所支撐的“運用性（創造性）知識狀態”。“與中國古代人學（元典儒學）的命運不同的是（用黎鳴的話說是：“作為本真人學的儒學在兩千多年中，隻不過是一具僵屍被後來的人們分別用偽神學和偽哲學的‘兩漢經學’、‘宋明理學’的兩層裹屍布包裝著，而一再出現在曆代中國人的麵前而已。”），（p208——209）“在後來近2000年的曆史中，古希伯來的神學（應當說是：信仰精神）和古希臘的哲學的演變在時空上合一，他們在歐洲的土地上相互交錯在一起共同發上了時間性的曆史演變。這種合流的曆史演變的結果，就像無性繁殖向有性繁殖的變遷，不僅使它們本身發生了質的變化，更是在它們的交配和互補中產生了全人類曆史的大質變，從此，人類曆史徹底地從過去神鬼（意誌）——英雄（道德）的時代邁向了理性主義（科學與民主）的時代。處在這個時代演變之交和起始的偉大的曆史人物均出現在歐洲的土地上，例如哥白尼、開普勒、伽利略、笛卡爾、培根、洛克、牛頓等，其中尤其必須提到笛卡爾，他被人們尊稱為近代西方哲學之父。從笛卡爾開始的西方近代哲學開啟了對人性精神的實踐理性的工具（應對自然的理性工具——科學、應對社會的理性工具——民主）的大發明和大創造的時代，一發而不可收，直到今天。”實質上，神學在此開始衰亡，甚至已經死亡，但神學中對“上帝”這一“真理”的信仰，轉化進了對知識真理（以科學與民主為代表）的熱愛中去了。他們原本篤信、敬愛、堅守，至死不渝的對上帝的信仰精神注入到了探索知識真理的生活中去了。或者說，對上帝的信仰精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真求知精神，更嚴格地說，真求知精神早已經成為西方文明進步的本源。亦將成為整個人類進步的本源，包括中國。
中世紀後期，在教會極其嚴酷、殘忍的壓製之下，卻能開啟人類的近代文明，這在中國是不可想象的，但為什麼在西方能夠產生？而中國不能。13世紀由羅馬教皇格裏高利九世正式設立的“宗教裁判所”，以鎮壓“異端”和“異教徒”為名，竭力扼殺當時一切敢於具有不同思想的學說和思想者，對他們處以流放甚至火刑。當時的被迫害者數以萬計。在中國這樣的專製早已使社會萬馬齊喑。西方卻沒有，著名的意大利哲學家和天文學家布魯諾（1548——1600）就是最著名的一位中世紀後期，敢於捍衛真理的人。可以看出，他捍衛真理不是為了高官，也不是為了巨富，那是為了什麼呢？古希臘阿基米德的生活情形似乎能說明這個緣故，即是對知識真理的熱愛與堅守。布魯諾為了堅守“日心說”這一真理，不惜被燒死在羅馬鮮花廣場上。為堅守而反抗；與中國的：為反抗而堅守，卻是來自兩種完全不同的本質。布魯諾為理性的時代做了最好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