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創造得以實現的幾個條件
“哲學”一詞在希臘詞彙中意為“愛智慧”。“如果沒有求知精神，也就沒有西方的今天，也許就不會有人類的近現代文明。求知精神是實現知識創造的一種本能性文化精神，整體上說隻有西方繼承並發揚了這種精神。事實已經證明：它是能夠促進人類社會不斷發展進步的唯一有效精神動力，信仰精神與仁愛精神都隻不過是求知精神的延伸結果。有了信仰與仁愛精神，不一定有求知精神，但是，有了真求知精神就一定會產生信仰與仁愛精神。非洲民族沒有這種精神，亞洲民族沒有（或曾經有過）。如果說物質是世界的本原，那麼人類意識與物質作用的知識狀態之一——真求知孕育的創造性質是推動人類進步的本源。因為世界上的其他民族文明不是消亡，就是一直停滯在原始部落，或封建形態，始終沒有變革的跡象，而是以各自形態惡性循環下去。中國知識狀態決定了中國社會始終不可能產生人類的近現代文明，而是“一盛一衰”地惡性循環下去，就像印第安人始終處於部落形態一樣，都是各自知識狀態的宿命。支撐著西方人實現了知識的創造、發明和發現呢的，第一是“愛智慧”，對知識探索本身的熱愛。
古希臘數學家阿基米德在被士兵砍頭之前，還癡迷於計算他的數學公式。把終生精力獻給了他們熱愛的知識探索，成為近現代西方諸家的普遍生命狀態，他們毫不熱衷於權力、財富，隻忠於他們的知識探索，是成就他們的唯一模式。英國思想家培根把追求知識真理當成了人性中最高的美德。他的原話是：“研究真理（就是向它求愛求婚），認識真理（就是與之共處）和相信真理（就是享受它），乃是人性中最高的美德。”即是熱愛、勇於探索，最後堅守的完美解析。以知識為終身伴侶的人比比皆是，比如笛卡爾、斯賓諾莎、牛頓、洛克、亞當·斯密、康德，等等，都終身未婚。牛頓以思想科學界的巨人影響之巨大，早已超出了物理力學的範疇。以其終身的對知識探索的癡迷性，所創造的成就，“成了所有的思想——哲學、心理學、管理和社會科學的理想的楷模。由此而使十八世紀成了‘信奉科學的卓越的時代，人們稱此為啟蒙時代。’啟蒙時代的人們拋棄了幾乎所有傳統的觀念，而期望在一切領域出現他們自己的牛頓。”英國學者I·柏林（1980年）對牛頓的影響作了如下的總結：“牛頓思想的影響是巨大的；不管這些思想是否被正確地理解，整個啟蒙運動的綱領（尤其是在法國）是自覺地建立在牛頓的原理和方法的基礎上的，並且從牛頓輝煌成就派生出啟蒙運動的信心及其廣泛的影響。這在後來轉變為（的確，也大大創造了）西方現代文化。道德、政治、技術、曆史、社會等等的某些中心概念和發展方向，沒有哪一個思想和生活領域能夠逃脫這種文化轉變的影響。”（p220）總之他們癡迷於知識探索，就像中國人癡迷於“當官、發財”一樣普遍，由此可以想象出各自的發展結果。
牛頓用他的一生詮釋了對知識探索的熱愛。同樣，之前的笛卡爾也是，之後的康德也是，不過康德很明確，他經常說：“哲學是一個非常需要陪侍的女主人。”更奇妙的是，他一生沒有走出離他出生地哥尼斯堡40英裏以外的地方。他不但沒有在家庭方麵，比如娶妻生子方麵費絲毫心思，因為他終身未婚，而且也在生活方麵沒有費絲毫的精神，因為他一生都沒有離開過他的出生地，更不要說什麼消遣、度假了。他那看似刻板的生活是：每天按時起床、按時就餐、按時散步、按時就寢。不論天氣如何，他始終在準確的時刻，沿著一條被人稱作“哲學家之路”的林蔭小道，一直這樣直到走完了他的一生。他如此規律地生活，被人們稱作：哥尼斯堡人校正時間的時鍾。恐怕笛卡爾、牛頓的生活比他豐富不了哪裏去。他們都基本上把一生的全部精力用在了探索知識真理之上，而中國人是把全部精力用在了玩弄權術之上，用在了追求富貴之上，而知識隻是被利用的“幹屍”。真是差之毫厘，謬以千裏。
同樣另一個著名的是《國富論》的作者亞當·斯密，“他終身未娶，一直和他的母親過著寧靜的生活，專心從事學術探討，把畢生的精力和心血都獻給了他心愛的學術事業。他曾說過：‘我隻是我書本的情人。’”
我們隻要認真考察就能發現，如果不是因為熱愛，就不會有任何成就。任何一項偉大的成就都不是天上掉下的餡餅。西方的每一個思想家、哲學家、科學家、文藝家等，幾乎上絕大多數都是類似的人生旅程，無論婚否，求知就是他們的全部生命與精力傾注點。達爾文、尼采、馬克思、弗洛伊德、愛迪生等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馬克思為了寫《資本論》，大英博物館1850年後成了馬克思雷打不動的去處。他在座位下留下的腳印成了供後人敬仰的憑證。他的一生都在研究、實踐社會哲學，難道他是為了當大官，發大財嗎？有一點我們是堅信不移的，那就是追求知識真理的執著精神，與堅守真理的信念，他們對知識真理的信仰，從信仰上帝那裏引入進了求知精神，甚至比信仰上帝更加癡迷。由此，我們可以想到，蘋果砸在西方人腦蛋上，與砸在中國人腦蛋上的不同結果是，西方人發現了真理；中國人則由於生存私利為中心的緣故，會想這個蘋果好吃與否。從表麵上看似是文化的不同，實則是各自知識狀態所生發出的不同結果，因為知識狀態是文化形成的根源。
當然，單憑熱愛，尤其是像中國人那樣喜歡“三分熱度”，感性多於理性，這是對國人的曲解。因為中國人的求知、奮鬥都以生存私利為中心，所以當利益的代表轉移時，興趣與關注點也會隨之轉移，給人的感覺是不能堅守原來的立場，不能對某一知識保持持久的“熱度”，甚至對知識真理漠視、踐踏，不遵守，所以根本就不重視知識真理，也就談不上熱愛與堅守了，更談不上持久的熱情了。西方有“求知精神”，是因為他們都有持之一生的熱愛、堅守的信念，因為熱愛而堅守則是邏輯上的必然，他們都不會因為個人名利、富貴的貧乏而改變自己的信念。從布魯諾到馬克思，不是被殺害，就是被驅逐，但都改變不了他們探索與堅守知識真理的信念。生活的艱辛也擋不住求知的衝動，他們怎麼會不進步呢？！中國自古以來雖有寒窗苦讀的精神，但絕不是為了探求真知，而是為了生存私利，是標準的“偽求知”（利用性）。這種求知目的本身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由它的導致的“並發症”，此是後話。
下列小故事，可以從一個側麵反映出，西方人求知的生活性與癡迷、認真的精神狀態。
A、阿基米德在澡盆中突然頓悟到在水中稱量皇冠，以便判斷它是否由純金製成的方法。他激動得連衣服也來不及穿，歡呼著‘尤裏卡’（我找到了）奔出澡堂。由此而發現浮力定律，並稱作阿基米德定律。
B牛頓看到蘋果從樹上落下而頓然有了發現萬有引力定律的靈感。盡管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受到許多科學史家的懷疑，但卻毫不損害作為一個科學家突發靈感的故事的生動性。類似的故事還有瓦特因看見水沸騰時水汽衝開壺蓋而突然冒出發明蒸汽機的靈感。
C.達爾文已經想到進化論的基本概念之後，一天，他正在閱讀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作為休息，這時，他突然想到：在生存競爭的條件下，有利的變異可能被保存下來，而不利的則被淘汰，他把這個想法記了下來，但還有一個重要問題未得到解釋，即由同一原種繁衍的機體在變異的過程中有趨異的傾向。這個問題他是在下述情況下解決的：“我能記得路上的那個地方。當時我坐在馬車裏，突然想到了這個問題的答案，高興極了。”同樣的靈感也由於閱讀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來到了病中的華萊士的心中。
D.笛卡兒自己說，他是早晨睡在床上時作出他的發現的。
E.偉大的數學家高斯曾因一個教學問題的求證數年不得其解而苦惱，“終於兩天前我成功了……像閃電一樣，謎一下子解開了。我自己也說不清楚是什麼導線把我原先的知識和使我成功的東西連接了起來。”
F.愛因斯坦自述他有關時間、空間的深奧概括來自病床上的忽發奇想。
G.有機化學家凱庫勒在感到疲憊坐下來做白日夢時，似乎看到一條蛇咬住自己的尾巴，而突然迸發了構造苯的分子結構的靈感。
H.法國大數學家、物理學家彭加勒在一段緊張的數學研究之後，到鄉間旅行鬆弛一下精神，他寫道，“我的腳剛踏上刹車板，突然有了一種設想……我用來定義富克斯函數的變換方法同非歐幾何的變換方法是完全－－樣的。”這樣的故事要認真搜集起來不知會有多少，因為西方人熱衷於為科學家們羅織這樣的故事（雖然其他方麵的思想家、藝術家、如作家、詩人、音樂家等同樣倚賴直覺和靈感的作用)，而科學家們也無不重視靈感的作用。愛因斯坦便說過：“我相信直覺和靈感，真正可貴的因素是直覺。”《科學研究的藝術》一書的作者，一位卓有成就的英國動物病理學家W.I.B.貝弗裏奇認為，“很可能已一切思想，包括在一般推理中構成漸進步驟的那些簡單思想，都由直覺的作用產生。”雖然如他所指出的，直覺也並非絕對正確。在書中他歸納了產生直覺的幾個有利的條件：
(1)必須以對問題的持續自覺思考來作思想上的準備；
(2)使注意力分散的其他興趣或煩惱有礙於直覺的產生；
(3)多數人必須不受中斷和幹擾；
(4)直覺經常出現在不研究問題的時候；
(5)通過諸如討論、批判的閱讀或寫作等與他人進行思想接觸，對直覺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⑹直覺來無影去無蹤，因此必須用筆記下；
⑺除中斷，煩惱和分散精力的其他興趣外，不利影響還有：腦力和體力的疲勞；對問題的工作過度；瑣事的刺激以及噪音的幹擾。（黎鳴p84——86）
他們對求知過程中靈感的獲得看重到如此程度，避免在思考過程中受到外界的影響，分析了避開幹擾的方法。
在西方求知精神是獨立於現實條件之外的一種堅守精神，他們無論貧富貴賤，對知識真理的求索是始終如一的。與其他知識分子一樣，作為最早空想社會主義者的聖西門（1760——1825），出身於巴黎的貴族之家。16歲時，其父與其叔吵架，叔叔取消了他的財產繼承權。他在後來的回憶中說：“我失去了聖西門公爵的爵位和財產，但我卻繼承了他的追求榮譽的熱情。”他讓仆人每天早晨用下麵一句話叫醒他：“起來吧，伯爵，偉大的事業在等候你。”他十七歲到美國，投身那裏的革命。他晚年談到在美國的經曆的書信中說：“我做的並不是一個戰士的工作，我確實已被一種完全不同的、完全相反的活動吸引著。擺在我麵前的生活目的就是研究人類的思想活動，以便我能為改善文明而做出貢獻。從那時起我就把自己毫無保留地獻給這項工作。我為他奉獻了我整個的一生。”聖西門在四十幾歲之後便開始了他的思考和著述的生涯，並且更多地是在貧困交加的情況下度過的。他的思想後來給了馬克思巨大的啟示。西方許多的真求知者都有類似的生存困難上的經曆，不受名利、貧寒等外在條件製約的求知才是真求知，就像信仰上帝一樣，把它當成了唯一的“真”來信奉。先秦諸子有與之相同的生存經曆，與求知精神，盡管沒有導向真求知。我們看到，正是因為這些個真求知者，熱愛、堅守、勇於探求真知者，無論中外，是他們最有力地推動了人類社會的進步。在他們之中，沒有“高官”與“巨富”者的身影。是他們最有力地決定了經濟與政治製度等的質的飛躍。以真求知的、創造性的知識狀態為主導的西方社會，創造了人類的近現代文明是順理成章的，而以政治專製為主導的、對知識利用性的中國社會，逐步走向衰敗也是順理成章的。從英國的崛起過程上看，就涇渭分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