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從《資政新篇》到“維新變法”1、“西學”的被迫性
在上篇中曾指出，至清末民國，除了作為道統的儒學是人們必學的知識係統之外，其他任何學科門類都不被人們確定為知識了，再者，知識都被稱為“術”或“技”，這也說明了人們對理論知識的輕視，而尚“實用”，實際的利益。甚至包括儒學在內的諸子百家，人們也都稱之為“術”，“經世致用”的術。這是學界的共識。知識一定要有具體的實用價值，簡單說，論證“地心說”，還是“日心說”，並不能讓人當官發財，治國平天下，所以是無用的。知識僅是人們治國平天下的術，即工具手段，而且無論是內容或方法都是千古不易的。除“術”之外的“技”就更不被看重了，如若不然，明清之際，尤其是康乾時代，大量從西方傳來的天文、地理、軍事、科技等知識就會被重視，事實上是人們理都不理，認為這都是與帝王之術或治國安邦之術相違背的“奇技淫巧”。西方使節進貢的各種儀器，先進的槍炮等都被當做“玩意兒”堆放在書房或倉庫裏了。必須注意的是，這種不是中西文化的差異，而是知識狀態本質的差異。
所以在清末，如果不是西方列強用大炮轟得國人不得安寧，甚至要做亡國奴了，國人是不會向西張望的！
“如果說，《天朝田畝製度》的重點在於打擊地主土地所有製的生產關係，那麼《資政新篇》的重點就在於建立和發展一種新的資本主義和生產關係……洪仁玕把中國近代‘向西方學習’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提出了‘與番人並雄之法’，要與外國競存。”顯然洪仁玕在這裏以《資政新篇》為“與番人並雄之法”，強烈要求向西方學習，但在中國，一個人要是被囚禁、殺頭，那麼會連同他的一切都是被禁毀的，人們本來就不看重類似《資政新篇》知識係統的價值。你不要看當代國人是如何讓看重《資政新篇》，放在曆史課本上，大加讚揚，你如果讓他們實行起來任何類似的知識係統，他們也是要搖頭的，他們讚揚它唯一的目的隻是說明他們還是多麼地重視“知識”，若讓他們追求實現，同樣瞠目結舌！他們是從來就沒有這種心思的！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作為後來的革命者，知識分子，領導人，真正受《資政新篇》影響的人幾乎找不到。若按照西方的邏輯推理，這樣有價值的論著，應該是很快能受到時人重視的，並在此基礎上發展成熟，但結果不是這樣，就像魏源的《海國圖誌》一樣，國人並不重視它，在國內很快絕版，倒受日本的重視，重版數次。對於中國人來說，同樣對於今人來說，它們的意義僅在於，成為人們編書、考究、研究的資料。至於其中的“價值”並不會有人追求實現。可見“運用”的意義是多麼重要！盡管李澤厚說：“（洪仁玕）他的好些主張和後來資產階級改良派差不多，但洪仁玕這個方案，比後來改良派陸續提出的發展工商業的主張，不但早二三十年，而且也更為全麵和徹底。”這就更加暴露了，後來的革命者的奮鬥，僅僅是為了個人或“國家”的生存私利，並不是要為了實現某種知識真理而奮鬥，其後果可想而知。知識被創造出來，無人去重視，繼承，堅守，發展，進一步追求實現，它就形同廢紙。或成為“示眾”的材料。社會進步就沒有指望。
清政府在太平天國敗亡之後，緊接著又遭受西方列強的巨大打擊。麵對此景，之前魏源提出了“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思想。不過，“由於曆史的限製，魏源‘師夷長技’的內容和對西方‘長技’的認識還完全停留在武器和‘（重）兵練兵之法’的狹隘範圍內。但重要的是，與當時及以後占統治地位的頑固思想不同，魏源在其時代的可能情況下，最早具有和提供了“師夷長技以製夷”這樣一種新鮮思想，它具有著新的原則指導意義。……在四十年代的林則徐、魏源身上，最早地體現了這個區別於正統頑固派的中國近代先進人士都具有的思想特征：為了反抗西方，就必須學習當時先進的西方。林、魏隻是把這種反抗和學習停留在最膚淺最表麵的軍事方麵罷了，然而這也是曆史發展和邏輯認識必然經過的最初階段。”此時的中國最先進知識分子，龔自珍、魏源、林則徐等，他們的（向西方學習）求知目的，他們的呼籲也僅在於“富國強兵”，“抵禦外辱”。盡管“龔自珍勇敢地諷刺抨擊黑暗現實，幻想著革命的到來，但他同時又是蔑視人民的，他要求維護封建等級的森嚴，要求人民對統治者服從和畏懼。魏源也是這樣，他參與了反對太平天國的戰爭，衷心希望著清朝統治穩固和強大。他所著的《聖武記》就被章太炎嚴厲地斥責為‘媚虜’的歌功頌德的作品。這些開明思想家的封建地主立場的方麵，也同樣為改良派所繼承下來了。”
也就是說，直到維新變法，人們要求的“西學”，“變革”也僅是為了“救亡圖存”所需要的軍工產業，為的是“富國強兵”之利，而絕非真心地求知於西方，是完全被迫的，他們不會在突然之間，在被迫無奈的情況下，愛上了求知。而是把“西學”當成了新的治國平天下的利用工具了。
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洋務派是相對封建頑固派較開明一點的群體，但也隻是相對而已！他們的開明也是建立在維護個體私利基礎之上的，隻是角度不同。腐敗是絕對普遍的，這不用論證。此時生存在夾縫中的資產階級，被迫從洋務派中分離出來，要求政治上的變革。（p38）“如果說，在四十年代裏，愛國的地主、官僚在對抗外辱的鬥爭中，從‘師夷長技以製夷’出發，認識和提出了‘堅船利炮’的主張；那麼，上層封建統治集團卻是在五六十年代的內戰（打擊太平天國運動）中來開始提出這種方案的。但是洋務主義在客觀上對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的確起了重要的刺激和促進作用，對破壞封建小生產方式驚醒整個社會氛圍起了巨大影響。……正如洋務運動在客觀經濟上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一樣，洋務思想在封建古國思想界中引起的震蕩以及正統封建頑固派對它的反對和不滿，也就引起了人們思想的活躍。在洋務運動中，許多人員被派出國，他們親身接觸了西方資本主義的‘富強’，深切地感到了中國的落後。其中有些人就開始思考和探索如何才能使中國也真正同樣‘富強’起來.他們不滿足於洋務運動，看出洋務運動並不能便中國富強而必須另找辦法。因為洋務運動用原有的封建官僚體係和製度來辦近代企業，完全不講求經濟效果和經濟規律，反正是花‘國家’的錢，個人做官並借機發財，企業的虧損毫不在乎。這種官辦企業當然要垮台，又怎能使國家富強？而所謂‘官督商辦’，就正是加在‘商辦’(資本主義)頭上的一種封建鐐銬(‘官督’)。如何擺脫這種鐐銬，如何改變這種或停止這種官辦洋務，就成了當時有識之士所注意到的問題。這些對洋務運動有親身經曆和感受的人，逐漸脫離洋務思想原來的方向和軌道，以現實主義的態度，提出了一些更為切實合理的主張和建議。這些主張和建議客觀上開始表達了當時中國社會新興經濟力量的要求。”（p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