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陳獨秀的狹隘求知精神
陳獨秀的求知精神在其他共產主義者那裏是極為罕見的，至少在對知識真理的認知與重視程度上，是其他知識精英所不具備的。這裏分兩個時期，一個是組建**之前的時期；一個是被開除黨籍之後晚年的陳獨秀。一個重實踐，一個重理論總結；一個是傳統的，一個是進步的。
1、組建**前期的陳獨秀
前麵講過，在利用性知識狀態統攝下的中國社會，使知識最終隔絕於創造的邏輯形式是：生存私利遠遠重於知識真理，不追求實現。後果是使新引進的知識成為可利用的幹屍。陳獨秀所領導的新文化運動最終是“救亡壓倒民主”。雖然陳獨秀個人在新青年中主張：“提倡人的自由、勇敢進取、反對鎖國、主張功利主義、要真正民主、不要為民做主的清官，”等等，但已不可能喚醒大局。魯迅的“不讀中國書”，錢玄同的“廢除漢字”，等等，盡管他們一致大力強調民主、科學等西學，但，如果他們真的看重的是知識真理本身，他們就不會把一半是真理，一半是糟粕的傳統一起倒掉，可是一旦生存私利重於一切，不講什麼對知識真理的信仰，那麼這種偏激則是必然的。或許陳獨秀是想真的實現民主，隻是他本人也未能堅守這一信念，去做喚醒民眾的工作。
或許還是因為對知識本身的理解停留在傳統層麵，在陳獨秀所倡導的新文化運動、領導的五四愛國運動、創建中國**等革命實踐中，為了救亡圖存，是不惜一切代價的，不惜偏頗，不惜丟棄一切傳統，無論它是真理，還是糟粕。他自嘲地說過：“我不懂什麼理論，我決計不顧及偏左偏右，絕對力求偏頗，絕對厭棄中庸之道，絕對不說人人雲亦雲豆腐白菜不痛不癢的話，我願意說極正確的話，也願意說極錯誤的話，絕不願意說不錯又不對的話。”對知識真理追求的偏執性並不能代表真理本身，偏執往往帶有對直接利益目的的訴求，往往加重利用性本質，從長遠看，有害無益。當然，陳獨秀不可能看到追求生存利益與追求知識真理的實現所產生的兩種完全不同的結果。但，畢竟陳在獨樹一幟地強烈要求民主、科學、自由等的實現，才是真正符合整個民族利益的關鍵與旨歸所在，雖然他的目的仍在於救亡，但能堅定不移地倡導，相比之下，已是不簡單了。能夠熱愛，並堅守知識真理者，本不是國人的長處，到目前為止也依舊不是國人的長處，所以陳獨秀的晚年孤獨，成就了他，卻證明了自由、民主、科學等在中國的首次失敗。
在陳認為科學與民主二者就是救治中國的良藥，就像傳統儒者認為孔孟是至聖先師一樣，認為它就是未來中國的希望，其實已經陷入了利用性的怪圈，國家能否進步豈是一兩個知識理論，一兩個人所能解決與涵蓋的。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中說：“我們現在認定隻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和後來信奉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一樣，也和曆史上一樣，在利用性的知識觀念之下，很容易把一個或幾個思想、主義當做拯救一切的法寶，信以為至高無上的萬能之法，又往往以之去排斥其他思想觀念，成為被獨尊的對象，尊奉之而不化，逐漸被製成幹屍，限製、束縛人們的思想及創新自由，從根本上斷絕任何知識創造產生的可能，以而人們從不敢也沒有意識去懷疑，當然也就沒有了“圖謀”創新的意圖與意識，這是利用性知識狀態最悲哀的結果，是奴性意識最根源性的體現。可見，隻知道生存私利，而不懂得知識真理被利用的惡果，使人們喪失創造能力，是民族衰敗的根源。正因為陳先生沒有意識到中國傳統利用性知識狀態，“德、賽”兩先生在過激的行為過後，同樣被丟棄。
這就決定了“啟蒙”遠遠無法達到西方那種為知識真理的實現而奮鬥的程度。雖然倡言打倒傳統的一切，卻不知打倒本身也是傳統式的一種形式、手段。不過，對於陳本人來說，正像當年孟子堅守孔子思想一樣，堅守科學、民主是一種進步。他們所堅守的在當時，乃至後世都仍是真理，堅守不易，實現將更難。歐洲為之奮鬥了數個世紀，才有今天的麵貌，何況中國是“引進”，無法自發產生新的思想，更不會懂得其中的巨大意義，更何況也才引進了數十年。也會像“四大發明”一樣，盡管還是自己的創造，數個世紀以來卻仍停留在原始發明狀態。那麼作為引進來的“科學、民主”，誰能否定不會像當年乾隆把西方進貢的科技儀器當成生活中的“玩意兒”去對待呢？畢竟是引進的，不用或棘手就丟棄，也是很正常的現象。此時，卻體現出了陳獨秀的價值。
2、堅守真理的“後果”
陳獨秀思想的獨立精神，正支撐了他對知識真理堅守的信念。當然會遭到專製思想的排斥。
一九二零年六月，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研究小組，在陳獨秀領導下在上海成立，當時又稱**臨時中央。一九二一年七月，**正式建黨（一大）時，陳眾望所歸，被選為總書記。九月到上海主持**中央。陳與當時共產國際代表馬林，雙方話不投機，發生嚴重爭執，陳獨秀說中國革命要按自己的國情摸索，馬林認為，中國**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必須服從共產國際的命令。陳獨秀認為，他不能接受這一觀點：凡是馬克思主義的教條都要遵守，凡是共產國際的命令都要執行。
一九二二年三月，馬林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提出**黨員參加國民黨，陳獨秀加以反對。馬林認為，中國**不過是一個小團體，領導不了中國革命，不如鑽進國民黨，打國民黨的旗幟，才能有作用。陳獨秀認為，他不反對**與國民黨的合作，但必須光明正大，建立黨對黨的“黨外合作”；如果**員參加國民黨，又在國民黨內發展自己的組織，這是很危險的。七月間，**舉行二大，馬林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認為**對上級（共產國際）的指示，除了服從以外，沒有別的選擇，陳獨秀在此壓力下終於屈服。
一九二三年六月，**三大通過了**員加入國民黨的決議。但是陳獨秀認為，形勢既然如此，中國隻有走“二次革命”的道路，第一階段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第二階段發展社會主義革命。所以，**三大的宣言中說：“中國國民黨應該是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更應該立在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宣言為陳獨秀起草，他用心良苦，認為國共既然實行“黨內合作”，**人必須坦誠說出自己奮鬥的目標。後來**認為，陳獨秀這一觀點是“右傾機會主義”。（引自司馬璐《絕代巨人陳獨秀》）
所謂【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
十月革命以後，列寧認為，俄國**政權在帝國主義國家的包圍下是不能單獨存在的。在歐洲連續發動德國和匈牙利的暴動，不久以失敗告終。因此，俄共的東方政策，如何利用中國革命以擺脫俄共的孤立，遂成為俄共領導人爭論的重心。
一九二四年一月，列寧逝世，俄共（包括共產國際）對於中國革命的兩條路線鬥爭白熱化。當時俄共有兩個中國問題的核心，一個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另一個是斯（大林）、布（哈林）聯盟。托季聯盟主張中國**要旗幟鮮明，不斷革命。斯布聯盟主張，中國**無論如何，一定要拖住國民黨一起幹，打國民黨的旗幟，爭取國民黨的領導地位，奪取國民黨的群眾。例如當時的*與國民黨領袖之一汪精衛密切合作，汪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毛為副部長並一度代理部長。**當時對國共合作是明一套、暗一套，明的一套是對國民黨笑臉相迎，陳獨秀以黨的領袖的身份，不能不擔任這個“賣笑政策”的主角。當時，斯大林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演講中說：中國**對國民黨的政策必須像榨檸檬一樣，把它榨乾，然後丟掉。第一次國共合作，**執行了斯大林路線。
但是，**暗的一套，如分化國民黨為左中右三派，工會農會的極左行動，黃埔軍校及軍隊中的秘密小組等等，也引起了國民黨的警覺。一九二六年五月，國民黨中央通過整黨案，蔣介石公開表明，國民黨內不能容許有小黨派的活動。一九二七年三月，共產國際命令周恩來、羅亦農等在上海組織暴動，企圖奪取中國這個最大都市，結果失敗。繼之國民黨在上海、廣州清黨。當時汪精衛在武漢與南京的蔣介石對抗，共產國際又嚴令陳獨秀與汪精衛合作反蔣。在這同時，共產國際代表羅易，接到不同指示，要**廣泛展開農**動，準備農民起義，指示中又說，汪精衛是革命的，羅易就把這份文件給汪看了。汪精衛這時才明白**的“兩手策略”，於是決定分共。
中國的第一次國共合作，陳獨秀對國民黨的“賣笑”已經不能再發生作用，斯大林對**的指導路線也證明破產。陳獨秀執行的是斯大林的政策，因此他成了斯大林的替罪羊。
一九二七年四月，**五大，七月，共產國際下令改組**中央。八月，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直正式宣布，解除陳獨秀的職務，並清算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共產國際要陳獨秀悔過，陳答以“所謂悔過，過從何來，如何悔之？現在應該悔過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我。”陳獨秀又拍著桌子大罵：“我們應該有獨立自主的權力，如今被那些乳臭未乾的小猴兒（指國際代表）牽著鼻子走了。”
一九二八年六月，**六大在莫斯科舉行，一再要求陳獨秀去俄。他知道此行必然挨鬥，堅決拒絕參加六大。他說：“討論中國革命問題的大會，應在中國，怎麼要到莫斯科去呢？”他又說：“我堅決不去，中國的問題，中國的同誌最了解……他們要我去蘇聯，並非真的讓我去研究討論中國問題，而是要我承擔罪責。”
一九二九年七月，中蘇為中東鐵路事件發生衝突。**中央發表宣言，提出“武裝保衛蘇聯”、“擁護蘇聯”、“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蘇聯”的口號。陳獨秀致函**中央，反對上述口號。十一月十五日，**中央政治局通過開除陳獨秀和他的支持者。十二月十日，陳獨秀發表《告全黨同誌書》，他承認**的領導的確有很多錯誤，他個人要負主要的責任。而事實上每一個錯誤都是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
陳獨秀等被開除後，組織“無產者社”，發行《無產者》雜誌，刊載托洛茨基文章。一九二九年底，中國四個托派組織召開大會，成立“中國共產主義同盟”，陳獨秀被推為總書記。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被捕。
“從一九二三年起，陳獨秀在監獄住了五年。一九三五年劉海粟從歐洲回國，到監獄去探視，見陳的獨立牢房堆滿了書，陳在獄中潛心做學問，劉說：“你偉大”。陳獨秀提筆給劉海粟寫了一副對聯：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
這副對聯表達了當時陳獨秀心情泰然，豪氣未消。後來，抗戰發生，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獄時，鐵窗五年，讀書萬卷，使陳獨秀的思想更成熟，更升華，更進步了。他揚棄了共產主義，認為隻有施行民主政治，才是中國的唯一出路。
陳獨秀出獄後，說自己不再屬於任何黨派，他的思想獨立，也不代表任何人。由於他的學術地位依然受人敬重，他的密友羅漢與葉劍英有過接觸。葉代表**提出，如陳獨秀接受三個條件可以恢複組織關係，三條件為：一，公開聲明脫離托派組織；二，擁護黨的路線；三，以行動表示誠意。陳認為不能接受。其後，康生、徐冰、章漢夫相繼發表斥罵“托派漢奸陳獨秀”的文章。陳獨秀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給新華日報的信》中說：“你們向來不擇手段，不顧一切事實是非，隻要讓你們牽著鼻子走的便是戰士，反對你們的便是漢奸。做人的道德應該如此嗎？”（此信《新華日報》未刊出，同月二十七日在《掃蕩報》上發表。）**給陳獨秀扣上“漢奸”帽子，當時激怒了很多被認為是**朋友的著名學者如武漢大學校長王星拱等發表公開聲明，指責**對陳獨秀的誹謗，“此事殊出常理之外，獨秀先生平生事業，早為國人所共見。在此次抗戰中之言論行動，亦國人所周知。漢奸匪徒之頭銜可加諸獨秀先生，則人人亦可加諸異己……”沈鈞儒也表示不滿。
陳獨秀在抗戰期間的主要言論，包括擁護抗戰，讚成各黨派合作，支持全民動員和政府改革，反對任何形式的專政；在國際問題上，他認為英美法的民主代表人類的希望。
陳獨秀說：“‘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隻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汙、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
陳獨秀說：“民主主義是……人民反抗少數特權的旗幟。無產階級……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是反對黨派之自由。”（一九四○年十一月，陳獨秀：《我的根本意見》）
陳獨秀說：“我隻注重自己獨立的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我在此所發表的言論……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陳獨秀給陳其昌的信）
陳獨秀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觀點是：“若勝利屬於英美法，保持了資產階級民主，然後才有道路走向大眾的民主。”（陳獨秀給西流等的信）。陳獨秀認為，“人類要前進，必須首先打倒比中世紀的宗教法庭還要黑暗的德國納粹主義和蘇聯的格別烏（秘密警察）政治。”
陳獨秀還有一個重要見解，他反對斯大林，但是，他不同意“把蘇聯的一切罪惡都歸罪於斯大林”，因為“是獨裁製度產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產生獨裁。”“獨裁製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殺別人，明天便會用之殺自己。”他說托洛茨基直至“獨裁這把利刃傷害到他自己時”，才有所覺悟，“然而太晚了”。（一九四○年十二月，陳獨秀給西流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