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紺弩因詩（言）獲罪，在曆史上在現當代屢見不鮮，如“*”等。聶是比較耿直的那種人，有思想、有主見，卻是必然要遭罪的，這是這類人在專製政體下的必然結果。但他們隻不過借以抒發私憤，托物言誌而已，並沒有公開反對，要求自由、民主、平等，就受到殘酷鉗製，如果他們能為知識真理的實現而反抗，那麼，獲罪也是有意義的，但是他們絲毫沒有這樣的意識，隻是發發牢騷，就如曆史上的有識者遭殺戮一樣沒有什麼意義了，頂多後人評一個：有骨氣罷了！
也隻是“傳統的獨立精神的頑強與可貴”而已，隻可惜沒有獲得更新。
所以光是“頑強與可貴”是沒用的，還是傳統的那一點點翻來覆去叨念千年的精神，還是僅作為後人憑吊的對象與茶餘飯後的談資，卻不能給人更深的覺悟。不能堅守、追求新的知識真理的實現，社會仍不會有什麼大的質的變化。就連這些最有骨氣的知識分子在此時所表現出的“文弱”不是身體上的，而是思想意識上的。他們本沒有心靈上的求知依托，沒有對知識真理的無限探索並實現的可能，他們原以為天下已定，國泰民安，自己有吃有喝，就知足了。但是，他們憑什麼保障這種僅有的平淡生活不會被打破、剝奪呢？他們無法保證，因為他們沒有知識真理作為依托、基礎，知識真理不能被實現，就必然會由原來封建的東西所占據。以而，他們在專製權威、思想高壓、殘酷迫害麵前無能為力，真真就是毫無縛雞之力！他們連最起碼的生存權利、言論自由的權利等所有能剝奪的都被無情剝奪了。所以在曆史上，比較“明智”的一撥人選擇了歸隱山林。在政治高壓麵前，他們人人自危、隱沒、沉默、忍耐，或投降、自殺，等等，就是沒有人能夠覺醒，能夠舉起為知識真理的實現而奮鬥的大旗，運用知識真理，去開創真正屬於人民的新生活！隻有這樣才能保障社會每個人的權益永遠不受侵犯。但是他們沒有，他們寧可做奴隸、忍從、被殺、自殺也沒有意識去追求自由與民主，就連後來毛的時代的結束，戰戰兢兢的活著的人，同樣沒有這種意識，即使有這種意識，卻沒有這種魄力，他們都被嚇成了縮頭烏龜！
下麵摘錄幾段所謂聶的“反動言論”，以供分析與深思。
1964年10月18日上午，聶紺弩與登門造訪的友人交談，聶說：你知道現在文化界問題誰最嚴重嗎？最初我還以為是陽翰笙、田漢，都不是。原來在半年前，陳毅在上海有個報告，提到有些人黨齡很高、“比我還高”，他們在文藝方麵也做過些事情是好的，可是他們最近完全不按中央的政策辦事，這種人不管資格多老是要開除的。我初以為是搞陽、田，後來才知道不是，現在最嚴重的是邵荃麟，原來前年邵用“作協”名義召集一次北戴河的會，參加的有周揚、茅盾他們幾個人，提到寫中間人物的問題，周揚也講了話，認為可以寫。邵、茅又在大連開了一次作協的會就提出來，事情被上頭知道了，大發脾氣說這不是完全和延安文藝座談會的主張唱對台嗎？事先也沒有關照，事後也沒有報告，於是周揚他們就把事情向邵荃麟一推，這樣，邵就嚴重了。
1964年10月31日下午4時，與友人在家閑談，聶說：邵荃麟的事情公布了，你看見嗎？屁那麼小的事搞得那麼大，好家夥！人家是多少年痛苦經驗中得出來的意見，是談文藝創作，你卻把他拉到政治上來，這有什麼道理呢？事實是如此嘛，英雄人物總是由中間人物發展下來的，你不寫中間人物就沒法子搞更多的文藝創作，這是文藝界多少年來的經驗。好，這就給你扣個帽子，把個胡風拉出來與你相提並論。這不是邵荃麟撿起了胡風的刀子，而是他們撿起對待胡風的刀子來對待邵荃麟！
我在北大荒有一次曾經考慮過，胡風這個人真是聰明，他有許多看法是很尖銳很透徹的，他早就說過你們要糟糕的，你們將來會自相殘殺！想起來真是慚愧，我就沒有這個預見，在許多問題上我就沒有他看得深遠。胡風那“五把刀子”沒有一把不是正確的，解決問題的，在文藝問題上是站得住的，你拿他當政治問題，拿黨來壓，整個黨去跟一個人較量，就算胡風不是一個人，有個集團吧，也不過現在整出來的幾十個人，這又算得了什麼呢？搞胡風那個時候不是聲勢煊赫，鬧得滿城風雨嘛，連我都整在裏頭，都是胡風分子，最可憐的是一些青年人，愛看些文藝書，看到胡風的東西就向人吹，這一來就算胡風分子，反革命。部隊裏有一個年青人，為此一直坐牢坐到現在。
胡風有許多見解是接近真理的，他早就說過不能寫英雄人物，你自己不是英雄你沒有英雄的思想感情，你沒有他的生活體驗，你寫出來隻是假的，是捏造的英雄人物，隻能騙中學生和小孩。
曆史上的英雄人物，真實的英雄人物都是從中間人物發展出來的，他們都是不好不壞，亦好亦壞，中不溜兒的人物逐漸轉變成功的。一個無知無識的農村老太婆，由於社會的壓迫，由於地主、軍閥和保甲長的壓迫，她活不下去了，經過許多曲折的道路，隻有革命一條路可走，她才逐漸參加革命，這才是客觀真實。寫一個農民放下鋤頭去參軍，聽幾個報告，他就革命了，他就是非常純潔，非常勇敢和堅定的革命戰士，這不可能，這就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水滸》裏許多英雄人物，他們都不是天生的英雄，他們本來也沒想到上梁山當英雄，特別是宋江這樣的人物，他就沒想到上梁山當頭頭兒，他是經過許多波折逼得他沒路可走才上了梁山的，所以說“逼上梁山”這是有道理的，他們當了英雄也都有缺點，《水滸傳》寫得好也就是寫出了這些有血有肉的英雄。
真實的英雄不是天生的，是社會環境中產生的。文藝作品中的英雄也不應是作家腦子裏想象出來的，是根據真實的人、真實的社會環境提煉出來的。如果說文藝作品隻能寫毫無缺點的英雄人物，都是天生的馬列主義，這就隻能搞假人物，這個道理對小學生講都會相信的，可是對作家們講他們就沒辦法做到。
荃麟的意見不是他一個人的意見，也是根據這些年來作家們的失敗經驗提出來的，這次的問題那麼嚴重也不是由於他提出來，而是提出來之先沒有向黨中央毛主席報告，其實他提出來的時候中宣部也不是不知道，周揚、林默涵他們全都知道嘛，還有茅盾，隻是中央領導不知道，等到事後看到了發表的意見才大怒，認為跟座談會唱對台，最後把問題推到荃麟身上，都是這個原因。
楊獻珍的問題也是一樣，人家從另一方麵提出補充，使得一分為二的觀點更完整，而並不是推翻，或是有意的唱對台，可是就拿出來整，這樣人家是不會服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