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政治（官僚）係統的腐化結構
一般情況下，一個政府、政黨很難實現自我更新、進步，除非有廣大民眾，及其他一個或幾個黨派、團體的有效監督。根據西方曆史的經驗，是要經過數次民眾自發的“知識”革命洗禮才能出現一個更具進步性的政黨。如果沒有民眾的支持與監督，這個政黨很快就曆史性地腐化了。由於曆史傳統的原因，中國的情況是比較糟糕的，一方麵，民眾、知識分子的不覺悟，脫不了奴性、依附性人格。另一方麵，政黨自身難於實現自我更新，就隻能通過不斷強化專製手段，來維持統治。再通過專製教育強化民族的利用性，轉移人民的注意力，達到統治“萬世”的目的。
由於利用性下的基本發展模式無法改變，使得社會發展的過程也就是腐墮的過程，如前麵所分析的教育就是這種基本的發展方式。
（1）.利用性是在專製的社會形態下被強化的。利用性使整個社會的知識結構從本質上變得單一，且固定。進而，把這種已被固定下來的高度統一、一致的知識思想灌輸給民眾，民眾的力量就變為自己的力量，且一致、雷同、單一了。也就從根本上清除了人們的創造性思維，使人民在知識真理麵前表現得既聽中央的話，又麻木、冷漠。一旦偶爾產生一個“新”人物，就會馬上把他當做異類清除掉。這樣的單一，又為政治權利的爭鬥提供了一切人力、物力、財力，營造了唯一可以“活躍”的氛圍。一切統一於政治思路，使人們都擠進了“權術”的舞台，不爭鬥都很難，你不參與，就會把你當成異類，就會被排斥在一切事務的邊緣，你要想參與，那麼就得按官場規矩來，有正義感的，都去沉默了，害怕的也都去逃避了，善於附勢、自保的留下來，精明的、善於玩弄權術的都“發展”成了“領導”了。民眾會向往那種人？當然是擅長權術者了。那麼整個社會的風氣都會傾向於權術，對於求知者來說，“求知”就隻能越來越“偽”，整個社會的運作模式都在這個氛圍之中得到統一與強化，利用性也就必然被不斷強化。反之，利用性越得到強化，那種拉關係、走後門的人事關係的發展模式與本質就越嚴重，那麼對知識創造的排斥也就越嚴重，直到整個社會衰敗，階級重組。
在這個社會發展係統中，官僚們的升遷，知識分子、普通民眾的生存利益的謀獲，不是通過民主製度、知識創造，而是通過傳統的腐墮的發展模式來實現的，其結果，隻能是越發展越腐墮，直到衰亡。
（2）.廣大民眾的盲從性特征。在這種傳統發展結構中，知識分子與普通民眾又是甘願受鉗製的，甘願拋棄自己的獨立精神與思想，因為隻有這樣才能依附於權勢而獲利。他們根本並不懂得基於共同的知識信仰而聯合起來，改善這種現狀，提高生存層次。他們在作繭自縛。
（3）.奴性化國民性格的形成。隻為私利，知識被利用了後拋棄。由上可知，在此係統中塑造出來的皆是奴性化的人格，略有獨立精神的人，都會被排斥到邊緣部位。就像曆史中，被淘汰的都是清官，“新官墮落定律”，就是奴化的過程，他們為了晉級，不得不斂財賄賂上級與供家人享用。他們“發展”的過程本身就是腐化與被奴化的過程，他們必須唯上是從，對下專製。他們不能按照知識規律辦事，還用傳統的老辦法，就算是要民主，也是不行的，正如顧準所說的：“‘一個主義、一個黨’的直接民主（當然不可能，它一定演化為獨裁），唯其隻有一個主義，必定要窒息思想，扼殺科學！”（《顧準文集》《直接民主與“議會清談館”》一節末尾部）更何況還在實行專製呢！
隨著這種傳統式腐墮的發展，從內部到外在的形式，一切都會跟著腐墮而衰敗。“致使問題越積越多，群眾意見越來越大，最終在問題實在不能拖下去的時候，才應付解決，但其間造成的危害很大，絕非短期可以消除。”這是一個有識之士的忠告，但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傳統政治行政結構在“發展”過程中所必然達到的惡果，比如，當某一方麵因為長期積壓出了問題時，就馬上掩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者拆東牆補西牆，等風頭一過，一切照舊。農民工問題，教師工資拖欠問題，等等，關注了一段，過後你還是什麼問題都沒有解決，政府中沒有代表下層民眾利益的議員要求立法保護，而民眾也不會聯合起來爭取自身的權益保障，要求政府立法，並嚴格監督執法，等等，都沒有這種跡象。長此以往，當所有問題“積重難返”之時，這個（王朝）政府因為已不能有效解決任何問題而必然倒台，因為它缺乏反對派與民眾的監督，更缺乏知識真理的基礎支撐，在安逸的自我腐化中滅亡，蘇共走的就是這條封建王朝式的路子。最終遭殃的還是老百姓等絕大多數人。
（4）.決定整體壽命的是知識狀態，而不是社會製度（或意識形態）。一個政體的壽命取決於自身及民眾的知識認知度與履行度。在中國曆史中，知識僅作為利用性工具，它使每個政體都要走雷同的惡性循環道路，發展過程就是腐化的過程對他們來說根本就是無可救藥。而像華盛頓這樣的“開國之君”的認知度，中國的政治人物基本不具備，他們寧可安於現狀。華盛頓部下的將領，還有他部下的一個政治家，漢密爾頓要擁戴他為國王，華盛頓堅決拒絕，為了表示決心，他幹脆離開了軍隊。華盛頓當總統隻當了兩任（憲法所規定的），第三任就拒絕參加競選。他們這種基於知識真理的認知度，是中國人基本不能具備的，因為知識狀態性質完全不同。
3、等級分明的“人事關係”發展係統
等級森嚴的人事關係是維持社會“超穩定”（或“一盛一衰”）的紐帶。前麵分析過了，中國社會是以“當官發財”為求知、生存、奮鬥中心的，終極目的在於至富至貴，或在“內聖外王”中達到天下大治。其發展的動力核心不是知識，而是人事關係。人的晉升、發展，是靠上級的層層提拔，幹得好壞還在其次。在中國這個社會之所以能夠超穩定，中央集權專製之所以那麼“發達”，有幾方麵的因素：首先，利用性知識狀態下，求知的唯一性，即當官發財，它把天下所有人的求知、奮鬥目的都牢牢統一在這唯一的路途之中。凡是有個性，有一定思想的人都被排斥在荒郊野外去了，或都隱居去了，這部分人畢竟占極少數，撼動不了專製權威。進而，人們的所謂“前程似錦”的發展前景的美好比喻，無非是“當大官”“發大財”，又因為個人的“發展”不是通過幹得好，或才德好，而是善於混得好，從而在人們“仕進”的發展過程中，必須拉關係、走後門，整個社會係統都要用這樣的方式，維持這樣龐大的國體的生命延續，但不會有什麼進步的跡象，隻能越來越退化，越來越僵化，這是這一模式的宿命。我們可以看到，正是複雜的人事關係是“團結”這個政府、社會運作的直接紐帶。個人要想發展，過上好生活，就必須融入、依附這種關係紐帶。其三，這種發展係統是腐敗，乃至導致社會整體衰微的溫床。沒有真正民主製的建立，就不會根除這一溫床。這一紐帶的連接，是通過上下級的走動完成的，而且等級性十分分明，一級一級地向上依附，要求人們對上級服從和畏懼，以“主奴”關係為發展的特質，通過行賄受賄，給予提拔，是基本的過程。其四，這種發展形態，是受知識狀態直接支配的，與社會製度無關，雖然封建製度已去，但這種基本發展性質仍在。即知識狀態決定經濟基礎，經濟基礎再決定上層建築（社會意識形態）。
當代的發展也延續了這一基本性質，更嚴重的是，由官場擴大到了各個領域。在等級分明的人事關係係統中，人們看重的是名號、學曆、地位、勢力（不管這些是真是假），仍不是知識本身，這些都是等級、專製的象征，因為隻有用這些東西才能維係既得的利益。再者，因為並不真正重視知識真理本身，所以這些名號、學曆等混亂而虛空，反正都是為了生存私利，這些都是可以不講究的。這反而使人們更加“信仰”人事關係了。但大家必須明白，其本質還是等級製與專製的象征，因為其本身就是等級與專製的產物，無論它換上什麼樣的外衣，明眼人一眼就能看穿的。
4、不進則退，“富極而腐”的開始
“富極而腐”作為社會“發展”中求知極限的體現是非常典型的，它迫使知識更加純粹地淪為利用工具。同時標誌著腐化的深入。在這個過程中，如在《教育》一節中所體現的“發展”形態，看似“發展”的成效是非顯著，實質上從本質上講是在腐化，自欺欺人。有點像在抽大煙。他們都無法擺脫傳統的求知觀、發展觀，當官做老爺就仍是“天下第一等事”。
這裏是一則一位政府攝影記者親身經曆又親口告訴我的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初，一位市長問慰“五保戶”的經過。大概是這樣的，一位市長要到一個村去問慰一個“五保戶”，事先幾天就做安排，從上到下，從市裏到村鎮，好像百年不遇，首先召集中央台、市台、縣台記者，再把去該村的百十裏路用灑水車直噴灑得車開過去不揚塵土為止，甚至還有領導指示道：由於麥苗長的不齊，非要用剪刀剪齊，惹得老百姓怨聲載道。把所經過的街道兩旁的房屋牆壁全部塗成白色。去的人大小領導，加上各級記者，用了十多輛車，最後隻給一個“五保戶”僅送了兩袋麵。中午，村幹部殺了一頭牛，請領導們喝牛肉湯吃牛肉，這該是此村最高規格的待遇了，誰知，領導們不幹了，原因是村裏沒有招待所，隻有在場院裏臨時搭起了一個棚戶接待，領導們嫌髒，於是就到縣裏吃當地的招牌菜去了，幾十桌，一桌上千元（那時候物價還沒怎麼長）。結果牛讓村幹部吃了。給兩位老人送兩袋麵卻拉動了如此大的消費，確實可以算作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算起來他們一天的費用，足夠全村的老人養老用了。我聽得有點半信半疑，這些“故事”原本可以在諷刺小說裏看到的，不過聯係一下現實，小說也是有來源的，何況又是他的親曆，就不得不信了。他們的這種做派，曆來都是極其普遍的，隻要領導高興，幹什麼都行！這就是他們的“發展模式”。
什麼時候民眾能夠為追求知識真理的實現而奮鬥，才基本上標誌著民族的真正覺醒，僅僅是經濟（生存私利）上的“覺醒”，那不叫覺醒。等於說，一百多年來的民族奮鬥史的價值與意義，基本等於零。因為這種“革命”與改朝換代沒有什麼太大區別。我們所看到的一切仍來源於傳統。任何回避、排斥知識真理作為發展基礎動力的民族的所謂的“發展”都是極其虛空的，不能持久的。民族自身的利用性本質，不僅使他們“本能地”排斥知識真理的實現，而且是自甘墮落，並以此為榮，每個人都想爭取最大可能地發揮這種“文化基因”，因為這就是求知的終極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