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文化領域的利用性形態
利用性使中國社會發展的畸形現象此起彼伏，層出不窮，成為曆代之主流形態，文化領域自然也是這種情形表現得最為突出的領域。
1、“政治文化”的延續
從曆史到今天中國的“政治文化”狀況基本上沒有改變，政治思想統領一切，每個領域都無法逃脫。一方麵，整體依托於一種知識思想體係（如儒學、馬列），定為“天理”，既束縛了民眾產生其他思想的可能，又限製了此知識思想本身的發展、突破、革新。人們以為找到了萬能法寶，隻要依附它，未來無論發生了什麼問題都能解決了，所以，對於他們來說，不求變，不求突破，隻要求穩定了。另一方麵，政體所依托的這套理論，最終因守之不化，統萬於一，把一切人，一切思想，一切問題，都要用專製手段統一在這唯一的思想體係之下，使新思想等知識幾乎不可能產生與生存。最終，同樣會使民族再次付出甚至比曆史上更加慘重的代價。在毛的時代，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在寫*時代的一節中，原來要找關於民主黨派領導人黃炎培於1945年7月與*的一段談話的材料，一時沒有找到，就沒有引用分析，而今找到了，放在本節倒也合適。並且發現了與本書理論的一些相同性，所以這裏就做一下進一步的分析，哪怕與前麵重複，也要做充分的論證。當時的背景是日寇末日已到，國共兩黨和談破裂，以黃炎培為首的民主黨派為了進一步了解延安的**人，就親赴延安作了一番考察，就有了黃與毛的著名談話，黃炎培回憶道：
有一回，*問我感想怎樣？
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隻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曆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致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製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個周期率的支配。
*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選自黃炎培著《延安歸來》第二篇，“延安五日記”）
首先說，黃炎培所總結的‘周期率’與我說過的一人、一家族、一朝代、一文明的“一盛一衰”的惡性循環規律基本上是一致的，之前我並不了解他與毛的這次談話的具體內容，當我看到之後，卻感到了十分的驚訝，不是因為簡單的相似，而是驚訝於知識精英、領袖們的困惑與希望，悲哀與狂喜同在。這一曆史的周期率實質上大家都心中明了的，相同或一致是正常的，這恰好說明了它的嚴重性。問題是單講“民主”卻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更不是毛所“誇耀自喜”的那樣，宣稱：我們**人曆盡千辛萬苦，終於能夠找到了一個能夠一勞永逸解決曆史周期循環問題的法子，那就是‘民主’，隻有民主能防止曆史的反複和倒退和重演！”“一勞永逸”——多麼吸引人的“法子”啊！可這恰好反映出領導人及民眾對待所依附知識思想係統的求知、奮鬥的本質心裏，即利用性的心裏。所以，“利用性”必然性地使他們複歸傳統，“倒退和重演”更是不可避免，不但世上沒有萬能法寶，也不可能真正實現民主。盡管黃炎培在訪問延安後說：“延安五日中間所看到的，當然是距離我理想相當近的。”但是，他沒有發現支配“周期率”的關鍵在哪裏。
黃似乎隻能相信**了！一個“民主”果真就能解決一切問題，“一勞永逸”嗎？哪怕民主真的實現，要想解決民族長久發展問題恐怕還遠遠不夠（如台灣，沒有對普遍知識的持續追求，真是：“娜拉走後又怎樣”？民主實現了又怎樣？後麵會詳解）。除非人們能夠覺醒於知識狀態，否則，民主不可能在中國真正實現，一切仍會倒退入曆史的形態，難以自拔。毛的承諾背後隱藏的仍是利用性的本質，黃及廣大民眾都逃脫不了這一曆史局限，不然，毛不會欣然於民眾的狂熱崇拜，而民眾也不會欣然於救世主的降臨。毛不是華盛頓，當然民眾也不是西方的民眾。但真理無國界。他們寧可相信專製權威下的暫時的安穩，而不會相信知識真理被堅守、實現的永久性穩定，因為這是個利用性知識狀態中的民族。
*的前秘書李銳先生分析的更透徹，“其實，即使就‘民主’這個詞來說，在漢語中就容易產生歧義，它往往是與站在‘民’的另一麵、高高在上的‘主’們所提出來的。中國向來不乏‘為民做主’的傳統，從明君到清官都懷抱民本理想，‘民主’至多隻是君主、聖主對人民的恩賜，而缺的恰恰是人民自主的觀念。黃炎培當然讀不到1943年6月6日*批評彭德懷民主觀的那封信，不知道‘民主’對*和**而言隻是一個旗號、工具、手段，既是和國民黨爭天下的有力武器，也是欺騙、麻痹知識分子和廣大青年的美麗幌子，王實味洞穿了其中一二即遭滅頂之災，延安是不容批評的。他更沒有想到，*心目中的‘民主’完全有可能隻是‘為民作主’，類似於曆史上聖君明主的納諫、親賢人、遠小人，與真正的民主並不是同一回事。所以，他才會輕信毛的承諾，以為**真的要搞民主，跳出曆史‘周期率’的支配，避免‘人亡政息’的覆轍。”“‘民主’對*和**而言隻是一個旗號、工具、手段，既是和國民黨爭天下的有力武器，也是欺騙、麻痹知識分子和廣大青年的美麗幌子。（《21世紀環球報道》2003年3月3日，李銳專訪）”曆史真相就是這樣，當知識僅是利用工具的時候，謊言與倒退是無法避免的，欺瞞、麻痹知識分子與民眾是一種必然，而利用性，早已使知識分子與廣大民眾喪失了反思與反抗的意識基礎與武器——對知識真理的認知與信仰。他們隻能曆史般地“喜歡”被騙，被愚弄，哪怕是死、冤死、枉死、折磨死，人們都發現不了“知識真理”這個能爆發強大威力的“武器”，追求其實現，卻在“萬死”之後，在專製淫威之下仍保持那傳統式的“沉默”，然後讓你更冷漠埋葬那不堪回首的記憶，似乎世上隻有生活的快樂，不曾有過痛苦，從而，曆史的教訓就無從談起，人們隻有在：如今天“皇帝長，奴才短”的影視劇麵前，做一個樂嗬嗬的“看客”了。不知曆史的教訓就在身邊，在現實中曆史的教訓卻又是那麼地遙遠。恐怕這就是利用性之矛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