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新權威主義”的短視及“幫閑”效力
利用性知識狀態中的知識的意義在於，作為僵化的利用工具的欺騙性、虛偽性，他們往往在這種最優秀“萬能法寶”的旗號的掩蓋下，搞獨裁、專製，進行思想鉗製，愚民是本質。而民眾也往往信以為真，或根本就漠不關心。“新權威主義”正是在民眾需要啟蒙的時候提出，正是在民眾需要覺醒的時候提出，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幫閑”的作用，甚至更糟！雖然它也指出了“新權威主義”隻是社會發展“現代化”初期的必然手段，但卻無意中助長了傳統專製主義的淫威。更重要的是其本身並沒有新的“啟蒙”主張，而是把這一切推向了市場，認為隻要市場經濟發達了，民主政治自然就會產生，看起來似乎順理成章，但卻很難實行，甚至幾乎不能實現，很可能的實際作用與結果是，為專製主義張目。再者，利用性知識狀態最終很可能會使這種“順理成章”的民主發展理路破產。因為，民眾在富裕了些之後仍沒有追求知識真理（如民主）實現的意識與勇氣，而是如傳統般不可救藥地依附著官場一齊腐墮了。
20世紀80年代後期“新權威主義”喧囂一時，從一定程度上中和了*之後的民主浪潮，教訓總是被遺忘。這說明*時代的專製惡果，封建性質並沒有使民眾真正覺醒，又要依附權威了。
首先說，倡導新權威主義的人並不多，卻影響很大。但“新權威主義”的理論並不是他們的原創，而是引進來的，主要受美國政治學者亨廷頓《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的影響，如書中名言：“人當然可以有秩序而無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無秩序。”當時由於80年代後期出現了改革上的困難，社會秩序有些混亂，幾個學者馬上出來倡導“新權威主義”，如南派：蕭功秦，北派：吳稼祥、張炳九為代表。以“穩定”為主要目的，就寧可要專製，而不要自由。“亨廷頓認為在處於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由於社會逐漸開放，社會結構開始出現變遷，社會動員擴大，人的自主意識覺醒，人們對改革的期望值隨著改革的進行日愈膨脹，而國家製度和整合機製的變革卻相對滯後，滿足不了人們被調動起來的yu望和訴求，因而民眾中產生了一種相對挫折感，並引發彌散性的不滿情緒，導致社會失序。對此，加強中央權威的力量也就成為一個迫不得已的選擇。”他們因此認為：（1）.民主政治隻有在市場經濟充分發展以後才可能真正建立起來。（2）.在舊體製向現代商品經濟秩序和民主政治發展的過程中，需要建立強有力的有現代化導向的權威政治來協調整合社會秩序，並引導現代化進程。（3）.新權威主義最終指向現代民主政治。（4）.他們批評與之相“對立”的“民主派”。因為民主在當時已是潮流。雖然新權威主義最終也是導向民主政治的，影響大，但是，從客觀上說，它並沒有給後人以新的有積極意義的啟發，相反被當權者利用了。一來，新權威主義者隻看到了一時的所謂“秩序的混亂”（因為，這也多半是官僚腐敗引起的混亂），尤其是有了西方的現代性背景下的亨廷頓的研究第三國家的政治理論依據，一看到“混亂”馬上就有了戒心。不是戒備知識真理得不到實現，不是戒備毛時代的專製下的“混亂”，不去戒備、改造根源性問題，而是單純地去戒備“不穩定”了。他們的目的似乎僅在於戒備毛時代的“不穩定”，而不是戒備導致不穩定的封建專製獨裁主義，他們隻看到了一時安穩的“好處”，沒有看到，專製主義不可能使“市場經濟充分發展起來”，等不到那一天，整個社會就會隨著腐敗而倒退，小康的富足是很容易達到的，但利用性知識狀態一定會使社會停滯在小康水平，直至社會富極而腐，腐極而衰的曆史規律的輪回再現，他們越是以傳統腐墮的“人事關係”發展模式發展下去，“自由、民主”就越不可能實現，而是權威專製隨著腐墮的深入將更加強化，所謂的“民主政治隻有在市場經濟充分發展以後才可能真正建立起來”，隻不過是一廂情願的空想而已，是一種推托之詞。因為沒有自由、民主等監督機製的建立，社會就無法朝好的方向發展。最關鍵的是，民主不是極權者恩賜的，而是靠民眾自發爭取的，但利用性的民族沒有這種意識。
在一個社會發展初期，集權是有效的，但對於中國曆史朝代來說並不新鮮，在每一個朝代集權的初期，都有一個恢複，發展至鼎盛的過程，但這也是集權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了。由於民族沒有任何把知識作為社會發展依托的意識傾向，民眾隻能眼睜睜看著社會不可挽回地腐敗下去，而無動於衷，或者象征性地反反貪官，而不反帝王獨裁專製，也就是不要求任何知識層麵的變革，隻是“換人”。不久的將來我們將會看到類似的情形，或者現在我們已經看到了。畢竟，專製的惡果是專製者的專利。
他們還援引亞洲四小龍為例，來證明他們的觀點，認為東亞四小龍等權威政體國家在“二戰”後通過專家治國促使經濟騰飛並在此基礎上進行民主化的發展策略，同時認為中國現在麵臨著同樣的問題，中國的政治民主化必須以經濟市場化為前提，而中國的經濟市場化隻能在集權下才可以加速發展，因此中國需要政府的權威和集權。但是長久以來，雖然這些國家或地區實現了民主，但經濟發展仍存在著後勁乏力的嚴重病痛（如台灣），此先不論。
其二，新權威主義的消極性之一是：它僅僅揀出了“中央集權的必要性”。他沒有對中國民眾起到任何有積極意義的啟蒙作用，而是無意中幫助專製者說了他們隻做不說的思想。它沒有建立起任何具有邏輯可行性的，有步驟的，有計劃的理論體係，給民眾以希望，他們沒有絲毫的啟蒙意圖。他們隻是在消極等待，等待著中國經濟強盛之後，民主政治的自然到來，這是多麼地異想天開啊！事實真如他們所料嗎？
他們說“民主派”是“浪漫主義的”，其實自身也相當天真。民主的真正實現，是必須經過民眾爭取過程的“亂”才能實現，不存在什麼浪漫一說。他們希望中國的中產階級崛起，像西方一樣追求民主，但事實是，中產階級和下層民眾都不約而同地依附於權威，這又作何解釋呢？他們認為：“推動新權威主義政治向民主政治的過度的推動力在於：A處於變革初期階段的後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潮流衝擊下的危機感，是第一推動力。這雖不足以使權威主義的執政者去推進民主化，但足以使他追求有限程度的經濟現代化變革。B變革達到一定程度後，整個社會的價值觀會發生現代化的轉化，民眾會對統治者提出新的立基於民主的合法性要求。C隨著經濟變遷所引起的社會結構變遷的深化，市場經濟的發展導致的社會分化將形成強大的民主訴求，推動政治的民主化轉向。在各社會階層中，蕭尤其注重獨立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與市民階級之間形成的聯盟的力量，他認為，這一力量的不斷擴大，將能越來越有效地防止權威政治的腐化、權力的蛻變與向專製政治的倒退。在後發展國家的權威政治中，強人政權、中產階級、知識分子這三者之間存在一種十分微妙的三角關係。強人政權要發展經濟，就要依靠中產階級；隻一力麵，中產階級的現代化意識的培育，又來源於知識分子對現代文化的傳播與對民主價值的追求，中產階級要保護自身的利益，也不得不借助於知識分子的力量。最終，在各種力量的相互均衡與較量中，在這種以經濟發展、社會分化產生的民主力量的壓力與衝擊下，權威政治逐漸地向民主政體過渡。”所以，“新權威主義”的合理性仍是封建性的最佳狀態，既是封建時代的最大優點，自然也是在新時代外衣包裹下的最直接的優點。顯然，他們的這種似乎很符合邏輯的推論，卻是在並不了解自身民族知識狀態的情況下完成的。
新權威主義的消極性還在於，幫閑而不幫忙。他們隻強調經濟上的自由，而言論、結社、輿論監督上無自由，也就是政治集權，新聞媒體受到直接控製，隻報道**正麵東西，反麵的一概掩蓋，給民眾造成思想、思維精神上的嚴重偏頗，一邊倒，既愚弄了民眾，又在自欺欺人，實質上隻是保護了少數的那點個人、個體的私利，害了整個民族。如監督缺位原因形成的幾個方麵如下：
（1）對權力的監督缺位。……第一，八九之後，出於政治穩定的需要，主政者為了防範激進自由派與政權反對者利用大眾傳媒與結社，來對現存政治秩序提出挑戰，不得不加強對傳媒的控製，以此作為對八九年政治參與爆炸的反製性措施，此外還采取了一係列辦法來限製自下而上的政治參與對政治穩定形成的壓力。更為嚴重的是，70年代末以來的改革開放與經濟連續20年的擴張，使官員與分利集團利用製度上的缺陷與權力地位所提供的條件來獲取不當利益的機會，遠比過去改革以前要多得多。其次，由於曆史與文化的影響，中國城市農村的勞動階層雖然人數眾多，但沒有自主維護自己利益與實行對社會有效監督的傳統，不構成製衡腐敗的實質性力量。第三，掌握道德批判的話語權的知識分子，在前述觀念世俗化過程中，也日益喪失了社會批判者的功能。
（2）權力腐敗的惡果如：權力腐敗既是一種惡劣的現象，又是更為嚴重的惡果的肇因。這個問題若處理不當，會引起兩種惡性循環：A低政治參與與結構性腐敗之間的惡性循環，表現為“低參與——高腐敗發生率——強權威控製——低政治參與——高腐敗發生率”；B“低參與”與“高兩極分化”之間的惡性循環，是指：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合流，形成強大的分利集團，共同支配並享有有限的資源，導致精英與大眾之間的兩極分化；C地方政治“蘇丹式政權”化，“後全能體製”的剛性導致權力集中，參與缺失，監督不力，權威政治下的官僚利益已經出現凝固性與內封閉性。“蘇丹式政權”的特征為：權力完全私人化；權力行使的任意性與無規則性；通過私人網絡來進行統治。D由於以上諸多因素，最終可能導致中國的權威政治出現一種“軟危機”，這不同於走向體製崩潰的“硬危機”，“軟危機”的特點是：體製與秩序在形式上會仍然存在，但整個社會卻處於實質上的無政府狀態，有令不行，有法不依，土皇帝當道，這些因素甚至將有可能成為一種退化的了製度體係的生活方式的組成部分。一旦出現這樣一種退化性的結構陷阱，即使再從事民主製度建設，就會麵對更大的困難。並且，達到某一程度，腐敗綜合症就無法通過體製的內部更新克服。
新權威主義的價值關注在於：1.崇尚強人式權威力量，這是其一切主張的前提。2.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經濟發展至上。這是新權威主義政治的合法性基礎；也是其構建的向現代民主政治轉變的必需前提。3.極為關注社會秩序，至少在現階段絕對高於人的自由權利。4.其也關注個人自由，但自由在此僅指經濟自由。並且，這種經濟自由並非因為其是個人的自由權利而受到新權威主義者支持，而是因為其工具性、手段性意義。新權威主義的焦點即：通過政治強權來發展自由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