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千年帝都——北京的文化遺風
從元明清至新中國，北京作為帝都幾乎近千年曆史，而且占據了整個後封建時代的衰落期。期間的封建時代的衰敗腐朽氣息以之為中心向全國輻射。以至於國人從西方請來的新“神”（馬列）都無法震懾這股“邪氣”，換瓶不換酒，數十年的“新時代”是敵不過千餘年的封建積澱的。其主要社會特征如：重生活，重享受，重關係，重虛名，重私利，重朋黨，從而排斥真正的知識與人才。這是封建時代留給今人的重要“文化”，雖經曆了“五四”的啟蒙，卻等於螳臂當車。
重名利與享受本是中國人一致的向往的理想，本是中國人求知奮鬥終生孜孜以求的終極目的，再通過皇公貴族的演繹，使這一帝都延續至今的重名氣、利益，輕知識與實才的風氣不減當年。這本是利用性知識狀態的核心精神，不過帝都之人，更是把它演繹得淋漓盡致，方方麵麵，角角落落，無孔不入，無所不容。比如你隻要名氣大（主要通過“混”“關係”“虛炒”得來），官兒大，水平再差，它都是好的。不管臭名、虛名、假名、欺世盜名等等，在人們那裏，隻要有“名”就是硬道理，在知識僅是利用工具的國度裏就是這樣。他們判斷是非、真理與否的標準就是私利，真正的知識真理（已經死亡）是不存在的。他們能把歪理說成“真理”，沒有也不講任何邏輯上的標準，把惡名炒成美名，就是“發展”了。不過，這恰是利用性知識狀態最險惡的地方，不但利用知識真理，把它當成工具、手段，甚至還把此種方式奉為“真理”了，“歪理、邪名可以倒置為真理、美名，正是利用性知識狀態發展的最高級階段。導致人們根本不會關心與自身私利無關的事情，當然，更不會管那些知識真理與否的問題。且一一分析如下：
（1）.先從王公貴族及其後裔們的生活說起
你若問中國人，求知、奮鬥是為了什麼？問十個就有十個的回答不外乎“榮華富貴”，即生存狀態範疇。這不但是利用性知識狀態長期作用的結果，更是在這種性質下形成的“生活化”的文化傳統反作用的結果。對於吃、喝、玩、樂這一係列的生活現象，幾乎把中國人的聰明才智耗盡並發揮得無可匹敵。因為求知、奮鬥目的即在於生活化本身，圍繞生活一定會開創出一種主流的各領域都不及的文化形態。人的才智在這裏得到了盡情發揮，如窩裏鬥、“關係學”僅是其中的一部分。
有學者研究，認為外族入侵中原而被一一同化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原漢族文化的“生活化”所致。這話很有道理，因為凡是入主中原的外族，尤其是那些貴族無不是在這種生活美中腐化墮落了。不但喪失掉了族性，性格，文化、身份，語言，甚至相貌都與漢族無異了。比較突出的，首先是鮮卑人，其次是女真（金）人，再後來是蒙古、滿清，遠的且不說，單說滿清。
魯迅在《燈下漫筆》中引用一個日本人的話說：
“在圓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獻出山海的珍味，談話就從古董，畫，政治這些開頭。電燈上罩著支那式的燈罩，淡淡的光洋溢於古物羅列的屋子中。什麼無產階級呀，Proletariat呀那些事，就像不過在什麼地方刮風。（知識革命隻是生活之談資）
“我一麵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氣中，一麵深思著對於外人有著‘魅力’的這東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於漢人種的生活美了；滿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於漢人種的生活美了。現在西洋人也一樣，嘴裏雖然說著Democracy呀，什麼什麼呀，而卻被魅於支那人費六千年而建築起來的生活的美。一經住過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風時候的萬丈沙塵，每三月一回的督軍們的開戰遊戲，都不能抹去這支那生活的魅力。”漢人的生活美同化了任何一個在中國定居的人，生活美是如此具有吸引力，如同殺人於無形。
旗兵的兒子老舍說，在清朝最後的幾十年，“上自王侯，下至旗兵，旗人合唱二簧、單弦、大鼓與時調。他們會養魚、養鳥、養狗、種花和鬥蟋蟀。他們之中，甚至也有的寫一筆頂好的字，或畫點山水，或作些詩詞——至不濟還會謅幾套相當幽默悅耳的鼓兒詞。他們沒有力氣保衛疆土和穩定政權，可是他們會使雞鳥魚蟲都與文化發生最密切的關係……”“就是從我們現在還能在北平看到的一些小玩藝兒中，像鴿鈴、風箏、鼻煙壺兒，蟋蟀罐子、鳥兒籠子、兔兒爺，若是細心的去看，就還能看出一點點旗人怎樣在最細小的地方花費了最多的心血。（轉引自《中國人的性格曆程》張宏傑，198——199）”難怪人們常說，中國人隻有小聰明，沒有大智慧，“小玩意兒”就是人們生活的全部啊！
老舍的遺作《正紅旗下》中的一個例子是這樣的：“親家爹雖是武職，四品頂戴的佐領，卻不大愛談怎麼帶兵與打仗。我曾問過他是否會騎馬射箭，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陣，而後又馬上說起養鳥的技術來。……他似乎已經忘了自己是個武官，而把畢生精力都花費在如何使小罐小鏟，咳嗽與發笑都含有高度藝術性，從而隨時沉醉在小刺激與小趣味裏。（同上，199）”
張宏傑說：“清代晚期，北京城已經成為了八旗子弟的巨型遊樂場了。他們在漢文化的沃土上培育出來更加精巧、雅致、適度、溫和、悠閑、氣派的‘旗人文化’。旗人們喝茶、放風箏、揉胡桃、放鷹、遛狗、喂鴿子、遊廟、爬山、練書法、畫畫、看戲、煨人參、養鳥、
下棋、澆花、鬥促織、生兒子、睡大覺……。（同上199）”當生活有餘，有了保障之後（求知的普遍目的），知識早被遺忘，而我們看到的都是富足中的腐墮，隻剩單純生活的享受了。對於最廣大的“窮人”則必拚死去達到這一“目標”——名（發奮考取的“文憑牌子”）利（地位與實利）。而這種狀況的結果隻有一個，那就是衰亡。沒有知識信仰的社會，隻有這一條路。
“辛亥革命後，旗人按月領取錢糧的製度取消了，這些過去養尊處優的特權階層身無長技，生活無著，多數逐漸淪為城市貧民階層。可是，他們長期培養起來的生活習慣卻不能改變。於是，在漫長的悠閑生活中形成的那些yu望、習慣和品味現在就成了折磨他們、使他們的貧困現狀變得更難以忍受的傷口。他們饑一頓飽一頓地混著日子，靠回味過去在飯館裏享受過的美味來度過饑寒交迫的日子。梁實秋在談到饞時，舉了一個旗人的例子：‘我有一位親戚，屬漢軍旗，又窮又饞。一日傍晚，大風雪，老頭子縮頭縮腦偎著小煤爐子取暖。他的兒子下班回家，順路市得四隻鴨梨，以一隻奉其父，父得梨，大喜，當即啃了半隻，隨後就披衣戴帽，拿著一隻小碗，衝出門外，在風雪交加中不見了人影。他的兒子隻聽得大門哐啷一聲響，追已無及。越一小時，老頭子托著小碗回來了，原來他是要吃溫桲拌梨絲！從前酒席，一上來就是四幹、四鮮、四蜜餞，溫桲、鴨梨是現成的，飯後一盤溫桲拌梨絲別有風味(沒有鴨梨的時候白菜心也能代替)。這老頭子吃剩半個梨，突然想起此味，乃不惜於風雪之中奔走一小時。’（同上，200——201）”
吳沃堯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裏描寫一個在茶館裏吃燒餅的沒落旗人，“高升看見旗人從腰裏掏出兩個京錢來，買了一個燒餅，在那裏撕著吃，細細咀嚼，像很有味的光景。吃了一個多時辰，方才吃完，忽然又伸出一個指頭兒，蘸些唾沫，在桌上寫字，蘸一口，寫一筆。高升心中很是奇怪，暗想這個人何以用功到如此，在茶館裏還背臨古帖呢。細細留心看他寫什麼字，原來他哪裏是寫字，隻因他吃燒餅時，雖然吃得十分小心，那餅上的芝麻，總不免有些掉在桌上，他要拿舌頭舐了，拿手掃來吃了，恐怕人家看見不好看，失了架子，所以在那假裝寫字蘸來吃。”“他又忽然在那裏出神，像想什麼似的，把桌子一拍，又蘸了唾沫去寫字。原來有兩顆芝麻掉桌縫子裏了，他故意裝作突然醒悟的樣子，把桌子拍一拍，那芝麻自然震了出來，他再做成寫字的樣子，自然就到了嘴了。（同上，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