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001e�)�3宋梓南乘坐的出租車駛進上海一條弄堂。弄堂兩旁聳立著的都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建的“新式裏弄房子”。窄小的院牆裏伸出高大的夾竹桃和玉蘭樹枝。現在不是夾竹桃、玉蘭花盛開的季節，但它們的枝葉依然茂盛，高高地聳起在灰暗陳舊的拉毛式的水泥牆頭上方，給這些頗有些年頭的建築群帶來勃然生氣。
按響門鈴後，脫漆的木門後響起了一下清脆的應答聲：“來嘞——”來開門的是一個三四十歲的中年女子，穿著質樸而不失典雅，一看門外站著幾個陌生的男子，便操著不太順口的普通話問：“你們是……”
科技辦的老孟答道：“我們是深圳來的。這位是我們深圳市委書記兼市長宋梓南先生。宋書記是專程來看望鄺世浩先生的。他是住在您這兒嗎？”
中年女子忙以南方知識女子得體的熱情答道：“哦，是宋書記呀，聽世浩說過的，聽他說過的。請進，快請進，世浩在樓上，快請進。”說罷，又轉過身去衝著樓上，用上海話叫了一聲，“世浩，客人來哉！”
宋梓南等人走進客廳時，鄺世浩還沒從樓上下來。過了不大一會兒，他才急匆匆從樓上跑了下來，頭發還是那麼零亂，上身穿著件很高檔的洋紅色羊絨衫，下邊穿著條舊牛仔褲，腳上還趿著拖鞋。和上次見到他的時候不同的是，這一回手裏沒有拿著他那把心愛的吉他，但還是拿著別的東西——一本印製精美的某企業書麵介紹材料。見到宋梓南，他把手中的那本材料往沙發上一扔，忙迎上前，握住宋梓南的手說：“宋書記，勞您大駕啊，不好意思。”
宋梓南笑道：“他們告訴我，這位年輕的大學者、大發明家高傲至極，目中無人。我看不是這樣的嘛，也還是會說幾句客套話的嘛。”
鄺世浩臉微紅：“他們言過其實，完全言過其實。哦，宋書記，我這兒還有兩位深圳來的客人，您見見？他們說他們都是您的好朋友。”
宋梓南笑道：“是嗎？也是深圳來的？那好啊，見見，見見。”
這時，馮寧和尤妮從樓上走了下來。
宋梓南笑了：“哦，馮寧先生啊！”
馮寧、尤妮恭敬地說：“宋書記，您好。”
那個中年女子忙說：“坐，大家坐。聽說宋書記是個老茶客，尤其喜歡喝江浙一帶的龍井和碧螺春。”
宋梓南笑道：“無所謂的啦，入鄉隨俗，客隨主便。”
馮寧說：“宋書記，您和鄺先生談，我們就先告辭了。”
鄺世浩忙說：“我和宋書記之間不會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大家一起聊聊，也沒什麼。”
馮寧忙擺擺手：“不不不……不方便的……我們告辭了。你們聊，你們聊。”
宋梓南微笑著對馮寧略略揮了揮手，沒有顯示挽留的意思。馮寧和尤妮便走了。馮寧一邊往外走，一邊暗暗地對老孟使了個眼色。老孟自然會意，忙對宋梓南說：“我去送送馮先生。”
待走到後門外的弄堂裏，馮寧低聲地問老孟：“書記是來勸聘鄺先生的吧？”
老孟反問道：“你們呢？”
尤妮笑道：“同一個念想啦！”
老孟忙問：“你們談得怎麼樣？”
馮寧說：“在這兒不便多說。有個情況，請在方便的時候轉告書記，鄺先生已經和上海方麵的有關部門聯絡過了。”
老孟一驚：“哦？那麼快？”
馮寧說：“據說，上海方麵非常熱情。”
老孟說：“那是預料之中的。鄺先生的態度呢？”
馮寧說：“他對深圳還是抱著相當的期望的。雖然上海各方麵的條件都相當的不錯，但他還是對經濟特區抱有更大的期望。”
老孟寬慰地：“那就好……”
馮寧說：“但關鍵，還得看宋書記這最後一錘子買賣怎麼樣了。”
在客廳裏，談話正在進行中。
鄺世浩說：“宋書記，我年輕，俗話說，少不更事……”
宋梓南說：“不，話不能那麼說，中國有句名言，自古英雄出少年。況且，年輕不是我們判斷一個人的唯一標準。”
鄺世浩說：“我想告訴宋先生的是，我可能會說一些冒犯先生的話，您不要在意。我覺得，我們既然是要做事、要謀業，唯有開誠布公才是唯一的坦途。”
宋梓南說：“我喜歡這樣的年輕人。”
鄺世浩說：“請宋先生不要把我當年輕人看，我們是合作方。”
宋梓南淡然一笑說：“說得好，我收回剛才那句話。我讚賞這樣的合作者，也期盼這樣的合作者。”
鄺世浩說：“宋先生以一地一市最高領導人的身份，親自趕到上海來找我談合作的事，讓我非常感動。”
宋梓南說：“鄺先生，我們不是說好，不再說客套話的嗎？”
鄺世浩說：“這是真心話。雖然我在國外求學就業多年，但大陸的情況我還是知道一些的。我們多年沿襲的官本位製，讓我們一些官員僚氣十足，總是居高臨下，很難平等視人，更難以放下架子來與人坦誠謀事。宋先生的舉動，讓我深深感受到深圳特區的與眾不同，更讓我看到，改革開放政策確確實實在改變我們這個古老的中國和中國人，甚至也在改變你們許多官員的習氣。”
宋梓南說：“我們有的同誌不同樣冷落了鄺先生你嗎？在施政過程中，我們還有許多不完善的地方。我是專程來道歉的。”
鄺世浩立即做了個手勢，表示不必再說這件事了：“即便如此，我還是有幾個問題，要直截了當地請教宋先生。”
宋梓南說：“請說。”
鄺世浩說：“如果我的公司落戶深圳，我能自由地選擇合作對象嗎？”
宋梓南說：“我敢保證，你有充分的自由，選擇你的合作對象。”
鄺世浩又問：“黨政機構會對我們公司今後的經營發展做何種幹預？”
宋梓南說：“在遵守中國法律的前提下，黨政機構不會對你們的公司做任何幹預。隻要合法經營，你們有充分的自由去操作自己的公司。這一點，你的新朋友馮寧先生可以用他自己的經曆來為我說的這些話做證。”
鄺世浩說：“但是，大陸至今還沒有一部《公司法》頒布執行。我怎麼能相信，宋先生這一番話，是有法律保證的？”
宋梓南說：“這的確是件遺憾的事，要不我想我們也不用費那麼些口舌了。但我要很高興地告訴鄺先生的是，我們全國人大正在緊鑼密鼓地為出台這樣一部法律而工作著。據我所知，初稿已經起草完畢，並在廣泛征求意見之中。”
鄺世浩說：“我要問的不是你們對此是不是已經有所動作，而是在它還沒有出台前，您說的這一切，應該看作是沒有任何法律保證的。也可以說，目前的大陸還是處於人治的可怕情況下。”
宋梓南說：“我能不能糾正你的一個說法？”
鄺世浩說：“請。”
宋梓南說：“國內目前的狀況的確不能說十全十美，但是我想鄺先生還是可以感受到，從1978年我們黨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這條航船已經走上了法治的航道，但你不能要求，一個十三億人的古老大國在短短幾年內就能把所有應該做的事情都辦完善了。十三億人啊，尊敬的鄺先生，它是美國人口的六倍，是英國人口的三十倍，是德國人口的二十五倍。更何況它百分之七十的居民都還處在相當貧困、相當落後、相當遙遠的農村。”說到這裏，宋梓南有些激動了，“鄺先生，話說到這裏，不知道我作為一個已然上了年紀的中國人，能不能對你，一個年輕的華裔科學家說這樣一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