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虛實是弄權者慣用的手段，這樣可以迷惑人。慈禧怎麼做呢？就在鹹豐帝的靈柩啟行回京時，臨行時內廷各妃嬪來到兩宮太後前辭行，慈禧還淒淒慘慘、哀哀切切、真真假假、虛虛實實，以麻痹肅順等人，從而得以“誌得心滿”。
皇駕歸期在即，奕在緊張地準備著。熱河的肅順看輕了奕黨人。有一次，他對軍機章京曹毓瑛說：“若所行事，我審之稔矣。回鑾後再究其是非可耳。”即是說，等回京後再找你算賬。曹毓瑛表麵服從，但“暗以諸人驕蹇狀報”，奕得到情報後，立即在軍事上做了部署。他把兩宮太後的旨意密傳給了步軍統領仁壽、神機營都統德木楚克劄布及前護軍統領存誠、恒祺。同時，發出密信，告勝保迎駕。又密示欽差大臣袁甲三、陝西巡撫瑛在吊唁折中，寫上“兩宮聽政同篡先帝遺烈”的話。肅順等閱後感到得到了封疆大吏的支持，愈發“心滿誌得”。
顧命八大臣以為大權在握，處在控握全國最高領導權的狂熱的興奮之中，彈冠相慶，互道珍攝。他們認為“事勢大局已定，似不致另生枝節”，“循此不改，且有蒸蒸日上之勢”。這雖是肅順一黨的某軍機章京密劄裏的話，足可以代表肅順黨人的觀點。這說明他們對整個局勢缺乏足夠的分析。當然，他們之中的某些人也有不同。如鄭親王端華“有鬱鬱意”，對形勢有憂慮感。杜翰也在致王祖源信中說：“默考時局，變故正多。”他擔心會出現漢代呂後、唐代武則天式的女強權人物。不過，他們不起主導作用，起主導作用的肅順卻輕視政敵，這就為他們遭到突然襲擊埋下了禍根。
九月二十三日（10月26日），鹹豐帝的靈柩啟行回京。臨行之前，內廷各妃嬪來到兩宮太後前辭行。兩宮太後流著眼淚說道：“若曹幸自脫，我母子未知命在何處，得還京師相見否？”淒淒慘慘，哀哀切切，真真假假，虛虛實實。她們感到前途險惡，吉凶未卜。
回程的隊伍分兩路。一路是兩宮太後和幼帝的隊伍，由間道先行，載垣、端華、景壽、穆蔭各大臣扈從；另一路是梓宮隊伍，自大路後發，由肅順、仁壽、奕，陳孚恩、寧晉等扈從。睿親王仁壽、醇郡王奕負有監視肅順的使命。這樣安排對兩宮太後是非常有利的，為她們適時發動政變創造了難得的契機。《十葉野聞》記道：“時慈禧既得慈安之助力，而親恭王等之強有力者，知勢已占勝，遂命舁帝櫬啟行，疾趨京師，欲先一日抵京，發肅順等之罪。”看起來，先一日到達京師，是慈禧太後的主意。
當天，早晨行啟靈禮。兩宮太後和幼帝到梓宮前奠酒。辰時（早7—9時），兩宮太後和幼帝目送梓宮出熱河行宮的麗正門，然後乘轎至喀拉河屯傳膳，稍坐一會，等梓宮至蘆殿，升服，幼帝乘轎至梓宮前奠奶茶。啟靈禮後，這一路就急匆匆地往北京出發了。
兩宮太後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的，路上並不平靜。據說，肅順怕慈禧先到京師於己不利，曾密令怡親王載垣的侍衛兵護送後妃途中，將慈禧等“殺之”。但是，勝保的迎駕，以及“榮祿以兵隊至，預防其變，肅順等遂不敢動”。
經五天行程，於二十八日，兩宮太後和幼帝一行抵達京郊石槽，立即“召見恭王”。
二十九日未正一刻（13—15時），慈安太後同幼帝同乘黑布轎在前，慈禧太後單乘黑布轎在後到達北京德勝門外。留京的全體文武大臣，均身著縞素，翻穿珠補褂先期排班在道邊跪迎。心事重重的兩宮太後在接受了他們的請安之後，便急速入城回宮，未及休息，於昨日召對後又迫不及待地單獨召見奕。《翁文恭公日記》特加一筆：“恭邸前日昨日均召對。”這兩次召見，兩宮及奕共同分析了政治形勢，溝通了雙方信息，商議了政變步驟，敲定了發動時間，其中心議題是如何抓住戰機，突然出擊。
三十日（11月2日），兩宮太後召見恭親王奕，大學士桂良、周祖培、賈楨，侍郎文祥等。這些大臣都是奕黨人。兩宮太後邊痛哭流涕，邊“縷述三奸欺藐之狀”。《翁文恭公日記》記道：“聞周相國（按指周祖培）昨日召對時，兩宮曆數載垣、端華、肅順三人種種欺罔跋扈狀，真堪發指。”這說明，依照與奕商定的計劃，兩宮首先發難，表明政治態度，矛頭直指顧命八大臣，尤其為首的載垣、端華和肅順等三人。
周祖培老謀深算，此時已得到奕的“諷示”，心中有數，便直言奏道：“何不重治其罪？”
北京中南海瀛台涵元殿光緒帝“百日維新”失敗後被慈禧太後囚禁於此。
兩宮太後明知故問：“彼為讚襄王大臣，可徑予治罪乎？”
周祖培立上一計：“皇太後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問。”
兩宮太後心想，正合吾意，急答：“善。”
這時，兩宮太後便拿出由奕於九月十八日在熱河擬就的諭旨，交給奕，當眾宣示，全文如下：
“鹹豐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內閣奉上諭：諭王公百官等：上年海疆不靖，京師戒嚴，總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籌畫乖方所致。載垣等複不能盡心和議，徒以誘獲英國使臣以塞己責，以致失信於各國。澱園被擾，我皇考巡幸熱河，實聖心萬不得已之苦衷也。嗣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等，將各國應辦事宜妥為經理，都城內外安謐如常，皇考屢召王、大臣議回鑾之旨，而載垣、端華、肅順朋比為奸，總以外國情形反覆，力排眾論。皇考宵旰焦勞，更兼口外嚴寒，以致聖體違和，竟於本年七月十七日龍馭上賓。朕搶地呼天，五內如焚。追思載垣等從前蒙蔽之罪，非朕一人痛恨，實天下臣民所痛恨者也。朕禦極之初，即欲重治其罪。惟思伊等係顧命之臣，故暫行寬免，以觀後效。孰意八月十一日，朕召見載垣等八人，因禦史董元醇敬陳管見一折，內稱，請皇太後暫時權理朝政，俟數年後朕能親裁庶務，再行歸政；又請於親王中簡派一二人，令其輔弼；又請在大臣中簡派一二人，充朕師傅之任。以上三端，深合朕意。雖我朝向無皇太後垂簾之儀，朕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惟以國計民生為念，豈能拘守常例？此所謂事貴從權。特麵諭載垣等，著照所請傳旨，該王、大臣奏對時，嘵嘵置辯，已無人臣之禮，擬旨時又陽奉陰違，擅自改寫，作為朕旨頒行，是誠何心？且載垣等每以不敢專擅為詞，此非專擅之實跡乎？總因朕衝齡，皇太後不能深悉國事，任伊等欺蒙，能盡欺天下乎？此皆伊等辜負皇考深恩，朕若再事姑容，何以仰對在天之靈？又何以服天下公論？載垣、端華、肅順著即解任，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著退出軍機處。派恭親王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將伊等應得之咎，分別輕重，按律秉公具奏。至皇太後應如何垂簾之儀，著一並會議具奏。特諭。欽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