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在同治十年（1871年）三月的一篇日記中寫道：近年焦慮過多，無一日遊於坦蕩之天，總由於名心太切、欲見太重二端。名心切，故於學問無成，德行未立，不勝其愧（慚愧）餒（氣餒）。欲見重，故於家人之疾病、子孫及兄弟子孫之有無強弱賢否，不勝其縈繞，用是憂慚，局促如繭自縛。這是曾國藩臨死前一年寫下的文字，實際上是他對自己一生經驗的總結。名心切，這對一個中國文人是一件無法擺脫的事情，從小他們就受到這樣的教誨：“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而以“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為最大恥辱。曾國藩經受濃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當然不能免俗於名心太切，欲見太重，然而作為一個勤於自省的人，他認識到這兩者的危害並決心克服它們。
怎樣消除這兩種弊病呢？曾國藩在同一篇日記中繼續寫道：今欲去此二病，須在一“淡”字上著意。不特（隻）富貴功名及身家之順遂，子孫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學問德行之成立與否，亦大半關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也許）此心稍得自在。莊子說“淡然無極而眾美從之”，在《刻意》中他說：“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做全其德而神不虧。”這樣心靜神寧，寞然無魂，才能“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曾國藩對自己、對他人都有客觀的認識。他說：“人皆為名所驅，為利所驅，而尤為勢所驅。”在孟子生活的時代，蘇秦、張儀、公孫衍輩，“有排山倒海、飛沙走石之勢，而孟子能不為之動搖，真豪傑之士，足以振礪百世者矣”。蘇秦是個讀書人，據說是鬼穀子的學生。他不甘心現狀，在動蕩的社會中躍躍欲試。他把戰國時的遊說之風以及士人汲汲於名利的求實態度發揮到極致。
曾國藩身處名利場中，又能時刻戒懼名利，因此他能對功名保持一定的距離。他說：天下的事情每件都要求回報，那一定會有大失所望的時候。回憶蘇軾的詞有：“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我更添了幾句說：“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修德不求報，為文不求傳。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中含不盡意，欲辯已忘言。”
誠然，欲望，人皆有之。欲望本身並非都不好，但是欲望一旦無度，變成了貪欲，人也就變成了欲的奴隸。貪婪是災禍的根源。過分的貪婪與吝嗇，隻會讓人漸漸地失去信任、友誼、親情等；物欲太盛造成靈魂變態，精神上永無快樂，永無寧靜，隻能給人生帶來無限的煩惱和痛苦。
因此，我們每個人都要懂得控製自己的欲望，看淡名利，切忌吝嗇與貪婪；還要自由地駕馭外物，將錢財用之於正道，憑借自己的才能智慧賺取錢財，去助人成就好事。
名利乃身外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得之正道，所得便可喜，用之正道，錢財便助人成就好事。如果做了名利的奴隸，將其看得比什麼都重要，甚至為了名利忘了義理，為一得失不惜毀了尊嚴、丟掉性命，那也就是為物所役，倒不如無此一物了。所以前人說，人這一生可留意於物，但絕不可留戀於物，更不可為物所役，可見，鎖住貪欲是非常必要的。
為人，應淡看名與利。要知道，有所求的樂，如腰纏萬貫，乃至一國之尊的富貴，是混沌和短暫的；無所求的樂，即“身心自由無欲求”的富貴心態，才是一種純粹和永恒的樂。人生中真正有價值的，是擁有一顆開放的心，有勇氣從不同的角度衡量自己的生活。那樣，你的生命才會不斷更新，你的每一天都會充滿驚喜。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以誠馭人群倫影從
“以誠恕加天下，則群倫影從。”所以，對於一個團體的最佳組織手段是精神力量。當然，“力治”也是常有的、是難以避免的，但歸根結底，真正使人類組成大規模、有秩序群體的，絕不是武力而是智力。在這方麵，曾國藩的主張是“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其意為：“國君用品德教化來治理國家，他就會像北鬥星那樣，泰然處在自己的位置上，使群星環繞著他。”孔子在這裏強調的是管理者的個人修養問題。他將管理者的道德及其仁道政治，與政局的穩定和國家的強盛緊密聯係在一起，說明了“德”與“仁”強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其實，無論是治國，還是做人做事，高尚的道德品質和非凡的人格魅力都會形成一種像磁場那樣的向心力，提升自己的“人氣”。周圍的人在不自覺中，都會把你當成“精神領袖”和衡量是非價值的“標準”。
“與人為善，取人為善”是曾國藩處理人際關係的一個準則，它使曾國藩的事業興旺發達。曾國藩與人為善的事，俯拾皆是。因此他的幕僚多將曾國藩尊之為師，極為崇拜，事事效法，奉為楷模。因此，有幕府如水渠之說，這些幕僚皆深受曾國藩的影響，或效其堅忍，或師其勇毅，或明其大道，或法其坦誠。
“與人為善，取人為善”源自《孟子》。曾國藩繼承這個思想並將之做了詳盡的解釋：“思古聖人之道莫大乎與人為善。以言誨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熏人，是以善養人也：皆與人為善之事也。然徒與人則我之善有限，故又貴取諸人以為善。人有善，則取以益我；我有善，則與以益人。連環相生，故善端無窮；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師儒之道，亦莫大乎此。”孟子強調的是虛心采納各種意見，在曾國藩那裏，取、與兩件事成了相互推動、永不終結的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麵。
與此同時，曾國藩還把這確定為處理人際關係的根本原則之一。他在日記中寫道：“九弟來久談，與之言與人為善、取人為善之道……無論為上、為下、為師、為弟、為長、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則日見其益而不自知矣。”而且在他權力所及之處，他還力圖將這個原則化為必須遵守的製度。1859年他在給部下的一封信中談道：“前曾語閣下以取人為善，與人為善……以後望將取諸人者何事，與人者何事，隨時開一清單見示，每月彙總賬銷算一次。”這不是把既定的原則化為製度或工作方法了嗎？
曾國藩取人為善的事例亦不為鮮見，如聽人之諫勸、舉事，采納僚屬意見婉辭皇帝意旨，等等。大事如此，小事亦能如此。如免“進場飯”一事，更能說明曾國藩的取人為善。
曾國藩守其父星岡先生之教，天不亮就起床，明炮一響即布席早餐。在東流大營時，歐陽兆熊及李肅毅、程尚齊、李申甫共飯，群以為苦，曾國藩知道後，嚐笑曰：“此似進場飯。”克複安慶後，歐陽兆熊要在9月朔期歸家，置酒為餞，席間從容進言：“此間人非不能早起，但食不下咽耳。吾今歸矣，欲為諸人求免進場飯何如？”曾國藩一笑頷之。故歐陽兆熊以書調笑李肅毅說：“從此諸君眠食大佳，何以報我？古人食時必祭先為飲食之人，君等得不每飯一祝我乎？”李肅毅複書：“進場飯承已豁免，感荷感荷！唯尚齊、申甫皆須自起爐灶，恐不免向先生索錢耳。”此雖一時戲謔之言，當時情事亦可想見。
免“進場飯”這件事雖小，但可見曾國藩取人為善的姿態。他最初在京師時，也橫挑鼻子豎挑眼，恃才傲物，因此得罪了一些人，後來他躬自檢悔，覺得“與人為善”是不樹敵的第一妙招；而“取人為善”是完善自己的絕好藥方。
曾國藩還說：“馭將之道，最貴推誠，不貴權術。”又說：“吾輩總以誠心求之，虛心處之。心誠則誌專而氣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終有順理成章之一日；心虛則不動客氣，不挾私見，終可為人共諒。”
曾國藩初辦團練時，手中無一兵一勇，腳下無一寸土地，身無一分一文，雖然是個京官，在丁憂開缺期間，實際上等於一個普通鄉紳。而當時在湖南，已有江忠源的楚勇、羅澤南的湘勇和王錱的湘勇，各有一定的勢力。其中江忠源的楚勇出境至廣西，有著名的蓑衣渡之戰，後來保衛長沙、轉戰江西均有戰功。可是，曾國藩卻能成為他們的精神領袖，協調各部的行動。後來雖與王錱關係破裂，也是有多方麵原因的。而且江忠源戰死後，接領其部隊的劉長佑、蕭啟江等；羅澤南戰死後，接領其部隊的李續賓、李續宜、蔣益灃等，也都接受曾國藩的指揮調度。在逐漸發展過程中，一些非湘籍將領也陸續來到曾國藩身邊，如滿族人塔齊布、蒙古人多隆阿、河南人李孟群、廣東人褚汝航、四川人鮑超、福建人沈葆楨等。
是什麼力量，使這些英雄豪傑、仁人誌士聚到了曾國藩的旗下？除以保國安民、維護名教、立誌殺賊為目標這個共同點使他們心心相印外，就是曾國藩的人格力量。這人格力量產生於他所極力倡導並躬履實踐的“誠”、“恕”二字，即“待人以誠，容人以恕”兩條。
“待人以誠”，應該是所有為官、為將、為領袖者的一項基本品德。待人以誠，則人也可能待己以誠，這叫做以誠換誠；即使少數人不以誠待己，也終會遭到輿論的譴責，使之悚然省悟。如果待人以權術，恃盛氣，挾私見，也可能得勢於一時，但最終會遭到曆史的唾棄。曾國藩洞悉世情，明徹史實，深有感情地對諸弟說：“管子雲：鬥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餘謂天之概無形，仍假手人以概之。霍氏盈滿，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諸葛恪盈滿，孫峻概之，吳主概之。待他人來概而後悔之，則已晚矣！”這真是促人猛省的真知灼見！
曾國藩所提倡的“恕”，中心內容是《論語》所說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自己如果想得到什麼，就要考慮到別人也會想得到什麼，推己及人。曾國藩說：“人孰不欲己立己達？若能推以立人達人，則與物同春矣！”反過來說，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不欲人以虛偽待我，我便應不以虛偽待人；不欲人以權術待我，我便應不以權術待人，如此等等，都是人際關係的重要原則。
曾國藩說：聖門好言仁，仁即恕也。曰貧，曰賤，曰成，曰榮，曰譽，曰順，此數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貧，曰賤，曰敗，曰辱，曰逆，此數者，我之所惡，人亦皆惡之……吾兄弟須從“恕”字痛下功夫，隨在皆設身以處地。我要步步站得穩，須知他人也要站得穩，所謂立也；我要處處行得通，須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謂達也。今日我處順境，預想他日也有處逆境之時；今日我以盛氣淩人，預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氣淩我之身，或淩我之子孫。常以“恕”字自惕，常留餘地處人，則荊棘少矣。曾國藩強調嚴於律己，寬以待人，不怨天，不尤人。認為如果“無故而怨天，則天必不許；無故而尤人，則人必不服……凡遇牢騷欲發之時，則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氣？猛然內省，決然去之”。凡不能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的人，最終也不能立己達己，曆史上的無數事實充分地證明了這點。
與人為善，相交以誠，大度寬容，不僅使曾國藩自身增加人格的魅力，博取人們對他的支持和真誠相助，給周圍的人產生了好的影響，更重要的是也使曾國藩少樹了許多仇敵。交朋友，並不讓人覺得太輕鬆，因為有人要叛變；無朋友，更是不行。選擇幾個真正有用的知心朋友，就可以給你墊好獲取成功性格的磚頭。
包括為政者在內的每一個人都應該修養身心，養成高尚的品德，讓自己能夠煥發出人性的光彩，形成強大的感召力。而這種感召力不僅僅是有益於國家的，有益於民眾的，更是有益於個人的，而這種感召力也能夠傳承世代，成為後世效法的楷模。曾國藩認為“未發跡時善交人”，與孔子的“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為人做官都是這樣，以勢力來壓人，則人心必不服；以德馨來感化人，則會收到眾星捧月的效果。
然而，遺憾的是，現實生活中，一些管理者信奉“以力服天下”，簡單地認為權力就是一切，就像獅群、狼群一樣，隻要擁有絕對權力就可以支配一切。這種管理理念顯然是大錯特錯的，人類倘若真的單純以暴力服天下，恐怕至今仍不能脫離動物而真正成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