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眾多的成功者並不是依賴機會或好運氣，而是得力於他們堅韌不拔的精神。
缺乏堅韌力是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大多數人常見的共同弱點。這弱點可用努力加以克服。
在激烈的競爭中，要想獲得成功，不可缺少堅韌不拔的精神。
別讓外在的力量影響你的行動，雖然你必須對他人的驚訝，和你麵對的競爭做出反應，但你必須每天以你的既定方針為基礎向前邁進。用你對成功的想象來滋養你的強烈的欲望，讓你的欲望熱情燃燒，最好能燒到你的屁股，隨時提醒你不可在應該起來而行動時，仍然坐待機會。
觀察曾國藩獲取成功性格的經驗，第一條應當是“堅忍”。一個人不能像曾國藩那樣堅忍就無法有頑強之力，與各種險境抗爭，與各種人過招。因此，有必要看一看曾國藩獲取成功性格的成功經驗——堅忍。
何為“堅忍”者？剛強牢固為堅，勇毅強挺為忍。君子持威重，執堅忍，臨大難而不懼，視白刃若無也。欲立不世之功，得成勳世偉業，非堅忍所不能也。堅忍於戰則無敵，於禮則大治；外無敵，內大治，厚道載物乎？這就是曾國藩的堅忍。
1854年11月27日曾國藩在給他諸弟的信中說：我自從服官及辦理軍務，近幾年來，心裏常常有鬱屈不平的感受，每每仿效母親大人指腹示於兒女們的樣式曰：“這裏邊蓄積多少閑氣，無處發泄。”那些往年的許多事已不全記得了，今年2月在省城河下，凡屬我所帶領的兵勇仆從，每次進城，必定遭痛罵毒打，這種情景都是四弟、季弟親耳所見。謗怨之聲沸騰，萬口譏笑嘲諷，這也是四弟、季弟親眼所聞。自4月以後，兩弟不在這裏，景況更加令人難堪。我隻有忍辱包羞，屈心抑誌。
曾國藩的一生靠堅忍成就了他的事業。青少年時代靠堅忍的苦讀博取了功名，取得了進身之階。到中年以後更是靠堅忍戰勝了磨難。
曾國藩在江西帶兵的時候，因為他所處的環境，當時雖是督師，實居客居的地位，募兵籌餉，一無實權，二無實力，州縣官都不聽他的話，各省督撫又常常為難他，隻有胡林翼是誠心幫他的忙。湘軍將士雖也擁戴他，可是他們的官級，有的比他還高，他好像一個道義上的統帥，當然是經不起敗仗的。這時，曾國藩靠的是什麼？靠的是堅忍。他在父親去世，棄軍回籍奔喪，甚至在欲急流勇退的情勢下，耐心地聽取了朋友的規勸，並且深深地做了自我反省。
自率湘軍東征以來，曾國藩有勝有敗，四處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於沒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實權所致。同時，曾國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養方麵也有很多弱點，在為人處事方麵固執己見，自命不凡，一味蠻幹。後來，他在寫給弟弟的信中，談到由於改變了處世方法所帶來的收獲，而改變了的處世方法，無非是“堅”中多了一些“忍”，結合時勢把“堅忍”二者的關係處理得更為妥帖了。為此，他說：“兄自問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訣。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載，與四十歲以前大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立者，發奮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
靠這種堅忍，曾國藩終於走出了那種陰霾籠罩的心境，度過了那段痛苦的日子。因此曾國藩在他的處世人生中，特別偏愛“堅忍”，他說：司馬遷崇尚黃老，敬仰遊俠，班固以此來譏諷他，確合事實。敬仰遊俠，所以多次稱讚堅忍卓絕的操行。比如屈原、虞卿、田橫、侯嬴、田光以及貫高都是此類人物。
對於曾國藩的堅忍，連王運闓寫《湘軍誌》時本想譏諷曾國藩，但終為其感動。1878年2月21日雲：“做《湘軍篇》，頗能傳曾侯苦心；其夜遂夢曾……”27日雲：“夜觀覽滌公奏疏，其在江西時，實悲苦，令人泣下，然其苦乃自尋得，於國事無濟，且於他亦無濟。且吾嚐怪其相法當刑死，而竟侯相，亦以此心耿耿，可對君父也。餘竟不能有此愚誠。‘聞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見賊船之上駛，則繞屋彷徨。’《出師表》無此沉痛。”
“堅忍”是兩個奧妙的字，“堅”可理解為銳意進取，挺而不軟弱；“忍”可理解為持之以恒、能屈能伸、不計屈辱。體現在深受曾國藩影響的李鴻章身上，“堅”字可達到拚命的程度。“拚命做官”是曾國藩送給李鴻章的雅謔，後此論不脛而走，天下人無不以為惟妙惟肖。清史館為李鴻章立傳，也用“自壯至老，未嚐一日言退”概括他隻想升、隻想進的拚勁。李鴻章少年時言誌，也說：“我願得到玻璃大廳七間，都敞開明窗，讓我在裏麵辦公。”但他拚命了卻了此願後，卻不以此為足，又拚命去追逐新的目標。曾國藩就十分羨慕李鴻章的這股拚勁，羨慕李“具辦事之誠，有任事之量”，說李易於取得成功。李鴻章身上的“忍”字是與屈辱連在一塊的，盡管他外表並不諂媚，倒是氣宇軒昂，一派雍容華貴的風度。他除了屈於封建皇朝，還屈於列強，如果中國國力強，他或許真的會扮演中國的俾斯麥。但中國太弱，他無力回天，他帶頭搞的洋務運動也不能使中國強大。因此，李鴻章的忍要忍到甘願演小醜的地步，1862年李談他的洋務外交時說：“與外人雜處，每到十分饒舌時，用痞子放賴手段，他們也沒有什麼辦法。”這套法寶李鴻章四十年如一日地搬用。甲午慘敗，他的洋務軍事大業毀於一旦，億萬國人恨不得寢其皮、食其肉。按說他不憂憤而死，也該憂憤而疾了，但他卻照樣赴日乞和。在馬關，他遭到了日本浪人的槍擊，腦袋上鮮血淋漓，但即使如此，他仍嬉皮笑臉、死乞白賴地乞求日方談判代表伊藤博文等削減賠款數目。這種九折臂三折胝的忍性非常人所具，難怪在一些傳記中他被寫成冷血動物。他到1902年還說：“與洋人交涉，不管什麼，我隻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係皖中土語，即油腔滑調之意。忍到這種可悲可憎的腔調，隻能用“畸形”二字來形容。
人生總有得意和失意的時候，一時的得意並不代表永久的得意；在一時失意的情況下，如果你不能及時將心態調整過來，就很難再有得意之時。
聯想到我們日常的生活和學習，遇到失意或悲傷的事情時，我們一樣要學會調整自己的心態。如果你的演講、你的考試和你的願望沒有獲得成功；如果你曾經因為魯莽而犯過錯誤；如果你曾經尷尬；如果你曾經失足；如果你被訓斥和謾罵……那麼請不要耿耿於懷。對這些事念念不忘，不但於事無補，還會占據你的快樂時光。拋棄它吧！把它們徹底趕出你的心靈。如果你的聲譽遭到了毀壞，不要以為你永遠得不到清白，懷著堅定的信念勇敢地走向前吧！
《王竹語讀書筆記》中寫道：“忍耐痛苦比尋死更需要勇氣。在絕望中多堅持一下下，終必帶來喜悅。上帝不會給你不能承受的痛苦，所有的苦都可以忍。”是的，人隻要具備了堅忍的品質，便可以苦中取樂，若懂得苦中取樂，則必然會苦盡甘來。
佛教認為人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及五陰熾盛苦這八苦。其實，追求事業成功之人所經曆的豈止是八苦？有工作之苦、環境之苦、氣候之苦、身體之苦、離鄉背井之苦、拋妻別子之苦、寂寞孤獨之苦、上當受騙之苦、挫折失敗之苦乃至於血本無歸之苦等等。對於這麼多苦，如果一個人都能從容麵對、積極克服，那還有什麼困難不能克服呢？世人都認為能滿足心願就是快樂，可這種願望常常被快樂引誘到痛苦中；達士平日能忍受各種橫逆不如意的折磨，在各種磨練中享受奮鬥抗爭之樂，最終換來真快樂。
正如古語所雲：“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宏圖大業不是異想天開、一蹴而就的，不經一番風霜苦，哪有梅香撲鼻來？成大功、立大業者，都得經過艱苦卓絕的奮鬥、不同尋常的忍耐，幾乎可以說，任何人所能取得的成就，基本上都是在堅忍中一點一滴積累起來的。細節上漸漸積累，戰略上目光長遠，進取心百折不撓，方可替自己事業的成功奠下厚實的基石。
為學做事的道理，就好比堆土為山，隻要堅忍下去，總歸有成功的一天。否則，眼看還差一筐土就堆成了，你卻歇了下來，一退而不可收拾，也就會功虧一簣，沒有任何成果。所以說，隻有勤奮上進，不畏艱辛一往無前，才是向成功接近的最好途徑。
其實，生活的現實對於我們每個人都是一樣的。但一經各人不同“心態”的詮釋後，便代表了不同的意義，因而形成了不同的事實、環境和世界。心態改變，則事實就會改變；心中是什麼，則世界就是什麼。心裏裝著哀愁，眼裏看到的就全是黑暗；心裏裝著信念、裝著堅忍，你的世界亦會隨之剛強起來。
英雄或可以被毀滅，但是絕不能被擊倒
“天上下雨地下滑，自己跌倒自己爬。”在做人和做官的大是大非問題上，曾國藩抱定不改初衷的“挺”字精神，將其作為創業的基本原則，贏得了忠臣的美譽；在許多具體的戰術和策略上，曾國藩則表現出充分的靈活性，這種靈活性保證了處世的圓滿和全麵，從另一個角度又保證了他能夠堅持挺下去。
有句話說得好，“英雄可以被毀滅，但是不能被擊倒。”跌倒了，爬起來，就不會失敗，堅持下去，才會成功。不要因為命運的怪誕而俯首聽命於它，任憑它的擺布。等年老的時候，回首往事，就會發覺，命運隻有一半在上帝的手裏，另一半則由自己掌握。一個人一生的全部就在於：運用手裏所擁有的去獲取上帝所掌握的。人的努力越超常，手裏掌握的那一半就越龐大，獲得的就越豐碩。
如果一個人把眼光拘泥於挫折的痛感之上，他就很難再有心思想自己下一步如何努力，最後如何成功。一個拳擊運動員說：“當你的左眼被打傷時，右眼就得睜得更大，這樣才能夠看清對手，也才能夠有機會還手。如果右眼同時閉上，那麼不但右眼也要挨拳，恐怕命都難保！”拳擊就是這樣，即使麵對對手無比強勁的攻擊，你還是得睜大眼睛麵對受傷的感覺，如果不是這樣的話一定會敗得更慘。其實人生又何嚐不是如此呢？
要成功，必當學會迂回。人生許多峰回路轉的佳境能在此中產生。“哪裏跌倒哪裏爬起”用得不當，則會成為愚蠢的固執。人生如此，事業也如此。曾國藩移師衡州，便屬此舉。
曾國藩初到長沙辦團練的時候，按照朝廷的原旨隻是讓他至省城幫辦湖南“團練”事務。團練並非正規部隊，其職守也隻是“幫辦”，歸根結底是幫著省裏維持地方治安，關鍵之時要率領團練守衛地方。但是曾國藩為了實現他給皇帝上的奏折中所說的那樣要“成一勁旅”，即實質上的正規軍的目標，以及他對大清王朝的耿耿忠心，乃至以天下為己任的高度責任感，便做出了很多幹預地方“公事”的蠻幹之舉。
期間發生的一件重要事情是曾國藩越權幹預綠營兵。
按照清朝常例，綠營兵由總督統轄，由各省提督統帶，負責訓練等事務。團練大臣隻能管轄團勇，對地方綠營軍營務更無權過問，可曾國藩卻通過塔齊布對湖南綠營軍加以幹涉。於是，便引起湖南綠營驕將惰兵的反對。長沙協副將清德早對曾國藩幹預綠營不滿，於是便利用部隊的懶惰情緒，拒絕聽從曾國藩的命令，不再參加與團練的會操，也不再聽曾國藩的訓話。隨即發生了綠營兵衝擊曾國藩公館的事。
事後，長沙城裏的各級官吏皆言曾國藩幹預綠營兵務是自取其辱。曾國藩知道長沙再無自己的立足之地，於1853年9月自動離開長沙，移駐衡州。
本來地方團練大臣們的地位就很尷尬，他們既不是地方大吏，又不是欽差大臣，隻是輔佐地方組織地主武裝，協同維護地方秩序，這個舉措是清政府的應急手段，而曾國藩卻一味蠻幹，以欽差大臣自居，到處自以為是，因此曾國藩初辦團練困難重重，如果繼續留在長沙，顯然已是十分不利，他自己已明確地感到居人之室、借人之軍難以立足，必須發奮練成自己的一支軍隊才有成功的本錢。於是決定離開長沙，到衡州獨辟山林。
關於曾國藩移師衡州，在他1853年10月寫給他的老師吳文鎔的信中也詳細談到此事，其中一部分是這樣說的：
在訓練鄉勇的時候，我常常與塔齊布等將領談及駐守在長沙城內的八旗兵也可加以操練，四五月間八旗兵與鄉勇聯合操練，陣營整齊，紀律嚴明，因此時常給予一些小小的賞賜以示鼓勵，並想通過這種方法，使兵勇養成為國家、為君長獻身的氣概，以懲戒奸滑懶惰、飛揚跋扈的惡習。因為塔將勤勞奮發，我因此十分器重他，而清副將本來就不被湖南百姓所擁護，而且貪圖逸樂、碌碌無為，我因此十分厭惡他。從此，清副將對塔將心懷不滿，且恨之入骨。六月初，提軍來到省城長沙，清副將便在提軍麵前誣陷塔將，千方百計想煽起提軍對塔將的不滿。這樣就逐漸形成了文武不和、兵勇不睦的局麵。我認為如今這種黑白顛倒的狀況，大大違背了民心，於是為保護塔將，彈劾了清副將。恰巧張亮基中丞為保護塔將也在這時寫了彈劾清副將的奏狀，真可謂是不謀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