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說：“切切，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之間相互批評，和睦共處，就可以叫做士了。
1843年2月的一天，曾國藩的好朋友邵蕙西當著曾國藩的麵數落了他幾件事：一是怠慢，說他結交朋友不能長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為是，說他看詩文多固執己見；三是虛偽，說他對人能做出幾副麵孔。
邵蕙西的話雖少，但件件是實，句句屬真，直截了當，鋒芒所向，直指曾國藩的病處。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直率啊，我的朋友！我每天沉溺在大惡之中而不能自知！
這事給曾國藩很大的刺激，他在另一篇日記中寫道：我對客人有怠慢的樣子。而對這樣的良友，不能產生嚴憚的心情，拿什麼吸收別人的長處！這是拒友人於千裏之外啊！接待賓客尚且如此，不必再問閑後的時候了。偃息煙火，靜修容顏又怎麼說呢？小人啊！
朋友有了過錯，邵蕙西不指出來，那是邵蕙西的過錯；朋友指出了過錯，曾國藩不改正，那是曾國藩的過錯。現在是一個直言不諱，一個表示痛改前非，正如朱熹《四書集注》中所說的：“責善朋友之道也。”
在曾國藩的師友中，李鴻章也可以算是他的一個諍友。這在曾國藩彈劾李元度事件中就可看出。
1860年，曾國藩為杜絕王有齡分裂湘係的企圖，在進至祁門以後，遂奏請鹹豐皇帝將李元度由溫處道調往皖南道，並派他率軍3000，進駐兵家必爭之徽州。至徽州不滿十日，李世賢即攻克徽州，李元度不逃往祁門大營，卻敗退至浙江開化，這是李元度明顯傾向王有齡的跡象。及至祁門大營，絲毫沒有閉門思過的跡象，竟然擅自向糧台索餉，並擅自回到了湖南。這使得曾國藩悔恨交加，決心彈劾其失徽州之罪，以申軍紀。曾國藩此舉，本無可厚非，但文武參佐卻群起反對，指責曾國藩忘恩負義。李鴻章“乃率一幕人往爭”，聲稱“果必奏劾，門生不敢擬稿”。曾國藩說：“我自屬稿。”李鴻章表示：“若此則門生亦將告辭，不能留侍矣。”曾國藩氣憤地說：“聽君自便。”
後來，李鴻章負氣離開祁門，輾轉波折，欲複歸至曾的門下，曾國藩則大度相容，並寫信懇請李鴻章回營相助。
一次，李鴻章在與曾國藩暢談時，直率地指出他的弱點是懦緩，即膽子小與效率差，這兩個字入木三分地刻畫出曾國藩的致命缺點。
曾國藩既有邵蕙西、李鴻章這樣的諍友，也有吳竹如那樣的摯友，這也是曾國藩德業能夠不斷長進的一個重要原因。
還是1843年2月的一天，吳竹如與曾國藩促膝談心，談到他平生的交道，把曾國藩以知己相許，他說：“凡是閣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許諾下的古語，信了它就足以滋長您自以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負了您相知相許的真情，我隻好自始至終懷著恐懼的心理。”幾句話，不慍不火，不惱不怒，字字力若千斤。曾國藩當即記下了他的感受：
“聽了吳竹如的幾句話，我悚然汗下，竹如對我的敬重，簡直是將神明收斂在內心。我有什麼道德能擔當得起呢？連日來安逸放肆，怎麼能成為竹如的知己？實在是玷汙竹如啊！”因曾國藩處世交友貴雅量，所以他從不苛求於人，而是待人以誠。
有很多人，遇到挫折後，不是去尋求方法克服困難，而是把一切原因都歸結到別人身上，喜歡遷怒別人。
遷怒別人隻能給自己的人際交往帶來障礙，對排除困難沒有任何作用。因此，克服挫折應該首先想到善待別人。
社會逆境引起的挫折，其根源都是人為的。對於有意為自己設置障礙的人，受挫者該如何對待呢？是耿耿於懷，視為永遠的敵人？還是寬容大度，化幹戈為玉帛呢？應該是後者。
寬恕不是對原則問題的一種讓步，而是對他人的一些非原則性的缺點和過失的一種寬容和諒解。寬恕看起來是一件很矛盾的事，但如果不寬容而去傷害隻能導致冤冤相報的惡性循環，那麼就會出現“冤冤相報何時了”的後果。同時，不肯寬恕別人的人往往使自己吃苦，他們會因此失眠、腸胃不適，甚至還會引起高血壓。然而一旦寬恕別人之後，他們就會超越一次巨大的挫折——一種可以稱為再生的心靈淨化過程。當然，受到傷害的人必須有時間處理自己的憤怒，認清自己對整個事件所負的責任以及拒絕寬恕會帶來的後果，然後寬恕才能發揮最好的功效。
《菜根譚》上說：立身處世不能太過清高，對於汙濁、屈辱、醜惡的東西要能夠承受，與人相處不能太過計較，對於善良的、邪惡的、智慧的、愚蠢的人都要能夠理解包容。心胸狹窄之人，無論在安邦治國，還是在圖謀個人方麵的發展上，都不可能成大器。做人要有廣闊的胸襟、寬容的雅量，能容納一切榮辱冷暖，方能治國經世。用人之道如此，為人之道亦如此。
人有恩於我不可忘，而有怨則不可不忘
感恩是華夏民族傳承了幾千年的傳統美德，從“滴水之恩，湧泉相報”到“銜環結草，以謝恩澤”，以及我們常說的“烏鴉反哺，羔羊跪乳”，“感恩”在國人心中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滋養了一代又一代人。曾國藩能夠叱吒風雲，自然得到不少人的幫助，而這些他從不曾忘記。
善於助人是美好的品德，這一點在孔子的人生觀中就有體現，對於有才能的人來講，如果他不忌妒人才，而是抱著該幫助就幫助，該舉薦就舉薦的目的，就一定能夠獲得一片讚譽聲。
每一個事業有成的人，在成功的路上，都曾經受到過別人的許多幫助。因此我們應該幫助別人作為回報，這是公平的遊戲規則。
有一些人常犯一種通病，忘記不該忘記的人。這樣，常會引起一些麻煩，會遭受外來打擊。實際上關心有助於己的人，既是一種美德，也為你下一步獲取成功性格鋪平道路。你知道，有多少人都是被曾經幫助過自己的人打敗的，這是教訓。
曾國藩也是這樣一個人。1868年，已離京17年的曾國藩由兩江總督調直隸總督。他到了京師後，先去看望了他的理學老師、當時的相國（大學士）倭仁。17年彈指一揮，曾國藩把他人生最寶貴的時光都交付給了金戈鐵馬。17年後，他以侯爵、大學士、直隸總督的多重顯貴身份回到京師時，已是兩鬢斑白。他的老師倭仁此間也步步高升，成為朝廷倚重的大臣。兩人有美好的交往史，又有著共同的錦繡前程，自然話也投機，直到次日三更，曾國藩才回寓所。
曾國藩還要為倭仁老師做說客。平生將“不幹預公事”奉為為政三大法寶之一的曾國藩這次卻是破了例。那是為倭仁兼管部務的事。清朝立國之初，諸王兼管六部事務，這也是皇族勢力膨脹操持國家事務的非常時期。以後諸王勢力衰落，部務由大學士兼管。但時此時彼，往往據人而定。同治時期，慈禧雖以皇帝母親之尊，握有大權，但恭親王奕訁斤穩操朝政，因此，一般人事任免奕訁斤有很大的發言權。曾國藩赴總督衙署的前一天，吃過中飯後即到恭親王府邸，拜見這位權傾朝野的親王。曾國藩並沒有開門見山，而是“泛論他事”，談得倒也投機，“久談約六刻許”，臨至末了，才提及倭相國仍管部務的事。奕訁斤當然不能駁這個麵子，不久倭仁即兼管部務了。
曾國藩在京城還專門拜訪了多次提攜他的大恩人——穆彰阿府邸。鹹豐一朝，穆彰阿頗受非議，到同治時，穆彰阿屬隔代重臣，人們倒有些淡忘了。但曾國藩並沒有忘記。
他很注意當時人對穆彰阿的評價。還是在出門拜客之際，曾國藩在轎中仔細閱讀《穆彰阿年譜》，對有疑問之處，還標上了許多記號。12月28日，曾國藩親往穆宅，拜會了誌向相同的七世兄薩善、九世兄薩廉。昔日的穆府顯然已衰落了，雖有三兩個下人進進出出，給客人上茶點蔬果，但從穆家的擺設及人們的眼神中，曾國藩作為見證人，分明感受到了今不如昔的無情。他帶了一些禮物，留了一些銀兩，說上一些無關痛癢的安慰話，除此之外，還能做些什麼呢？他看不出，這就是昔日那位能讓自己一飛衝天的老相國的宅院，昔日那位權炙可熱的皇帝寵臣，你在哪裏？曾國藩又一次感受了盛衰的無情。當天夜裏，他回到寓所，仍有“不勝盛衰今昔之感”。
曾國藩還沒有忘記去看望塔齊布的老母親。塔齊布是曾國藩初練湘軍時的主要幫手之一。勇猛善戰，兼有智略，後執弟子禮師事曾國藩。鹹豐四年（1854年）戰死疆場。星轉鬥移，塔齊布的母親此時已年過八旬。當她得報曾國藩來訪時，直接延入上房，具酒相待。塔母談及塔齊布之弟也於今年八月病卒。塔齊布的母親讓兩位失去丈夫的兒媳一同出來拜見曾國藩，多少有點“親不拘禮”的意思。曾國藩得知，塔齊布三兄弟都沒有留下子嗣，“親房無可承繼之人，實為可惜”。塔齊布的妹妹有兒女也隨後拜見了曾國藩，並哭著向曾國藩請求“提拔其婿”的事，曾國藩自然少不了一番安慰，也多了幾分感歎。隨即，曾國藩饋給塔齊布家裏一筆豐厚的銀兩而別。
曾國藩在京城的活動很多，日程排得很滿。但他還是沒有忘記去拜訪對他一生有過重要幫助的人，就此觀之，曾國藩不是個勢利之輩，可說是個血性之人。
如何對待有德於己的人，不單是檢驗個人的品格如何，更是此人有沒有凝聚力、向心力的關鍵所在。做人不要忘恩負義，不要因為別人做了一點錯事，就忘記他對你的好，乃至撕破臉皮，大聲斥責、謾罵。這種無情無義的做法令人心寒，更會讓身邊的人離你而去。
一個有修養的人不同於常人之處，首先在於他的恩怨觀是以恕人克己為前提的。一般人總是容易記仇而不善於懷恩，因此有“忘恩負義”、“恩將仇報”、“過河拆橋”等等說法，古之君子卻有“以德報怨”、“湧泉相報”、“一飯之恩終身不忘”的傳統。為人不可斤斤計較，少想別人的不足、別人待我的不是；別人於我有恩應時刻記取於心。人人都這樣想，人際就和諧了，世界就太平了。用現在的話講，多看別人的長處，多記別人的好處，矛盾就化解了。
感恩是一種境界，是一種生活態度，是一項處世哲學，更是一種人生智慧。學會感恩，這是做人的基本。感恩不是單純的知恩圖報，而是要求我們摒棄狹隘，追求健全的人格。做人，應常懷感恩之心，記住別人對我們的恩惠，洗去我們對別人的怨恨，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在人生的旅程中自由馳行。對人對事，我們若能將恩惠刻在石頭上，將仇恨寫在沙灘上，那麼，我們的人生將會異常的富足、異常的飽滿。
正所謂“受人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懂得感恩的人才值得結交。切莫因為一點小事而將他人之恩全部抹殺，這是很沒有良心的。人活於世，少不了別人的幫助，沒有他人的幫助，你根本無法存活。所以，做人必須懂得感恩，忘恩負義之人不可能成就大事。時刻將別人對你的好處記在心上，有一顆感恩的心，這樣才能做事做得明白，而別人也樂於繼續幫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