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國藩多年的仕宦生涯裏，有一個“合眾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的行之有效的取勝辦法，就是廣薦人才。
曾國藩從軍之初，“不妄保舉，不亂用錢，是以人心不附”。如1854年曾國藩帶兵攻下武漢，“僅保三百人”，受獎人數僅占百分之三。1855、1856兩年保奏三案，合計僅數百人。而胡林翼攻占武漢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獎人數竟達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傳開，不少人認為欲求官職投曾不如投胡，往往曾國藩挽留不住的人員主動投奔胡林翼門下。開始，曾國藩還以為自己德不足以服眾，後來漸漸發覺主要是保舉太少，使人感到升發無望所至。回顧往事，亦甚感對不住李元度、甘晉等同自己患難與共的僚屬，他們長期沉於下位，實與自己保舉不力有關。對此，好友劉蓉多次向曾國藩進言，並舉楚漢之爭為例，曾國藩有所觸動。後來，趙烈文又上書懇切進言，曾國藩隨即改弦更張。趙烈文說：
閣下愛賢好士，天下所並知。遠者可無論，僅近相繼離開者，是他們負閣下呢？還是閣下以為無益而棄之也？我以為知之不難，而忘之實難。泰山之高以其不棄糞壤，滄海之大，以其不拒濁流，天下分崩時，人誌日囂，凡屬那些器識才能略有稱數的人，鹹思奮自樹立，四顧以求因依，真偽雖不一端，未嚐無也。假如不是賢傑以天下為己任，流欲之情大抵利而來耳。假如誠實得不到發展的場所，將銷聲匿跡於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又肯來為吾用乎？是以明君給人之欲，不失其意，責人之力，不求其情，故人人自以為得君，頂踵思效，合眾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所以能收效也。與人共患難之際，必須對薦舉別人的事情十分慎密，因為這無異自削羽翼、自孤之道也。謂宜多儲廣納，收其偶然之用，其有誤濫，則亦為損甚微，而以獲好賢之稱，利甚厚也。軍旅之間，一技不沒，有道以禦之，敦不思盡其力。況賢否之分，不可倉卒，士有造次傾動，亦有暗然日章，觀人之難，及久而後可盡也，故曰‘賢主求才終日，及其得人，不出閭巷’，信篤論也，自古英霸之略，汲汲不逞，惟有求賢自助而已。而土恒蹇不樂者，徒以既出則當分人之憂，非榮寵安樂已也。自後世誌節淩夷，以拜謁為進身之階，一登仕途，有利無患。於是，遊談之士爭扼腕而言利害，雖衡石程書猶不可計，是使周公在今亦將爽然而廢吐握，何論餘者。閣下奮其勇智，矯世違俗，懇誠拳拳，千裏之外，將共興起。尤望敦尚儒者骨幹之士，以佐不及，寬以納才，嚴以責效，是實安危之大端，治亂之所存也。
趙烈文的話講得入情入理，尤其是“合眾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令曾國藩為之動容，於是，“揣摩風雲，一變前誌”。從1856年起開始效法胡林翼，大保幕僚，不再拘於舊例。
曾國藩的保舉，主要有彙保、特保、密保三種，它反映不同的情況、級別、待遇。湘軍每攻占一城、奪回一地或打一勝仗，曾國藩就辦一次彙保之案，於獎勵作戰有功人員的同時，也以勞績奏保一部分辦理糧台、文案、善後諸務的幕僚。
特保多以薦舉人才的方式保奏，如1861年曾國藩以常州士紳辦團堅守危城為由，一次就特保周騰虎、劉瀚清、趙烈文等六員。密保之案則專為立有大功或特別優異的人才個別辦理，或專具密折，或夾帶密片，如保奏左宗堂、沈葆楨、李鴻章之密折等。
彙保與特保皆屬一般保案，人數較多，辦理稍寬，隻能保奏候補、候選、即用、簡用之類，或僅保一官銜，且有時全準；有時議駁，或隻批準一部分。因實缺有限而記名、候補之類無限，所以用彙保之案開空頭支票就成為曾國藩乃至所有統兵將帥在戰爭期間鼓勵士氣的主要手段。這種辦法初由曾國藩創立，後來風行全國，愈演愈烈，成為晚清一大弊政。
按照慣例，各省督撫每年年終要對司、道、府縣官員進行秘密考核，出具切實考語，“以備朝廷酌量黜陟”，依據此法保奏官員即稱為密保。也正因為這一點，隻有密保才能得到實缺官員，所以，曾國藩欲保奏實缺官員，就隻有密保。1861年奏保左宗棠、沈葆楨、李鴻章等人的八字考語極有力量，說李“才大心細，勁氣內斂”，左宗棠“取勢甚遠，審機甚微”。在左宗棠評語中，又加“才可獨當一麵”，沈葆楨“器識才略，實堪大用，臣目中罕見其匹”。清廷很快準奏，左宗棠授浙江巡撫，沈荷楨授江西巡撫，李鴻章授江蘇巡撫，由此可見密保作用之大。所以曾國藩奏稱：“臣向辦軍營彙保之案稍失之寬，至於密保人員則慎之又慎，不敢妄加一語。上年奏片中稱‘祝塏在豫，士心歸附，氣韻沈雄，才具深穩，能濟時艱’，雖不敢信為定評，要可考驗於數十年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