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於封疆大吏不幹涉清廷用人權這一原因，曾國藩保奏實缺官員十分謹慎，按級別大小大體分為三個層次，分別采取不同辦法。保奏巡撫一級官員，曾國藩隻稱其才堪任封疆，並不指缺奏保。保李、沈時說，二人“並堪膺封疆之寄。”保奏左宗棠幫辦軍務時則說：“以數千新集之眾，破十倍凶悍之賊，因地利以審敵情，蓄機以作士氣，實屬深明遠略，度越時賢。可否籲懇天恩，針左宗棠襄辦軍務改為幫辦軍務，俾事權漸屬，儲為大用。”而對於司、道官員則指缺奏薦，不稍避諱。如保奏李榕時說：“該員辦理臣處營務兩載以來，器識豁達，不憚艱險。現委辦善後局務，實心講求。可否仰懇天恩，準令江蘇候補道李榕署理江寧鹽巡道缺，隨駐安慶，俾臣得收指臂之功。”對於州縣官員更有不同，曾國藩不僅指缺奏薦，且對因資曆不符而遭史部議駁者，仍要力薦。
為了使廣大候補府縣均有補缺之望，他還特別製訂委缺章程，使出類之才到得實缺，一般人才亦有循序升遷之望。對於幕府的保奏，曾國藩實際上亦采用此法。追隨曾國藩多年的幕僚，才高者如李榕、李鴻裔、厲雲官等早已位至司道，而方宗誠等則直到1871年才得任實缺知縣，大概這就是區分酌委與輪委的結果。這就使中才以下隻要勤勤懇懇，忠於職守，人人都有升遷之望。
曾國藩辦團練之初，自身難保，欲謀一個實缺幾近七年之久，更不論對屬下人員的保舉了。1854年至1857年曾國藩第一次帶兵出省作戰期間，很少奏保幕僚。他在籍丁憂時期曾為此甚感苦惱，覺得很對不住與自己患難多年的幕友李元度、甘晉等人。1858年再出領軍後，奏保慕僚較前為多，但又常遭議駁，難獲批準。1859年，奏保按察使銜候補道員李鴻章升任兩淮鹽運使，即未獲批準。隨著漸握實權，門庭廣大，尤其是出任兩江總督、欽差大臣後，曾國藩既有地盤又得清廷倚重，奏保候補官職自不待言，即請旨簡放實缺，亦無不獲準。這一時期，曾國藩奏保人數之多，官職之高，都是空前的。此時，清政府對曾國藩等人的奏請幾乎有求必應，以至1861年至1965年的五年之中，曾為曾國藩幕僚的五位道員皆被破格重用，分別超擢為江西、江蘇、廣東、湖南等省巡撫。李鴻章、沈葆楨、左宗棠三人，論資格都不夠，沈、李是由道員直升巡撫，是軍興以來超升中極為少有的例子。左宗棠論出身隻是個舉人。三人任封疆大吏前，多屬幕僚之類。惲世臨半年兩遷兩至，郭嵩燾、李瀚章則二年之中連升三級，由道員位至巡撫。同治三年六月湘軍攻占天京之後，清政府開始對地方督撫的權力略加限製。吏部頒布章規定，凡各省保薦人員，尋常勞績概不準超級保升及留省補用，對糧台保案挑剔尤甚，使曾國藩不得不變換手法，免遭部議。其後曾國藩奏保幕僚，多以整頓吏治、薦舉人才為詞。尤其北上與撚軍作戰和移督直隸前後，都曾奏保大批幕僚升任實缺。
幕僚追隨幕主，出謀劃策，出生入死，曾國藩自然酬以實惠，這也是趙烈文所說的“集眾人之私成一人之公”的意思。
武人給錢，文人給名，這就是曾國藩的勵士之法，這就是後來蔣介石讚歎不已的“達己達人”之道。
平心而論，曾國藩的做法是對的，因為“凡為大事者皆有大欲”，欲望得不到滿足，動力從哪裏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