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容閎的主要想法是要通過曾國藩實施他的“西學東漸”計劃，首次會麵，曾國藩便向他提出：“君以為今日欲為中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業，當從何著手？”容閎當即回答：“中國今日欲建設機器廠，必以先立普通基礎為主，不宜專以供特別之應用。所謂立普通基礎者，無他，即由此廠可造出種種分廠，更由分廠以造各種特別之機械。簡言之，即此廠當有製造機器之機器，以立一切製造廠之基礎也。”容閎特別強調“立普通基礎”之工廠，因為擁有了這樣的基礎，不單可以造槍炮彈藥、輪船，而且可以造出各種機械，作為一切製造廠的基礎。
談話後，曾國藩深深為這位年輕人“製器之器”的主張而折服，頗感這一主張比自己的為適應“特別之應用”的軍火生產要高出一籌。幾天後，曾國藩再次召見容閎，專折保奏他為五品銜，撥白銀68000兩，派其赴美購買先進的機器設備。對於曾國藩的知遇之恩，容閎認為一時無以回報，隻有傾盡全力，購回機器設備，才是對曾國藩最好的回報。不久，容閎即從安慶出發，經英國倫敦於次年春抵達美國，經多方洽談，終與樸得南公司訂約，由該公司按“製造機器之機器”標準承造，並於同治四年（1865）運抵上海。
但是，有意味的是，雖然人人都說曾國藩有知人之明，但人非聖賢，因此也會有因為求才心切，從而被騙的時候。天京攻陷後，有一個冒充校官的人，拜訪曾國藩，高談闊論，議論風生，有不可一世之概。曾國藩禮賢下士，對投幕的各種人都傾心相接，但心中不喜歡說大話的人。見這個人言詞鋒利，心中好奇，中間論及用人須杜絕欺騙事時，此人正色大言說：“受欺不受欺，全在於自己是何種人。我縱橫當世，略有所見，像中堂大人至誠盛德，別人不忍欺騙；像左公（宗棠）嚴氣正性，別人不敢欺；而別人不敢欺而尚懷疑別人欺騙他，或已經被騙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國藩察人一向重條理，見此人講了四種“欺法”，頗有道理，不禁大喜，對他說：“你可到軍營中，觀我所用之人。”此人應諾而出。第二天，拜見營中文武各官後，煞有介事地對曾國藩說：“軍中多豪傑俊雄之士，但我從中發現有兩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國藩急忙問是何人？此人舉塗宗瀛及郭遠堂以對。曾國藩又大喜稱善，待為上賓。
方宗誠記載說，此時有個浙江人上書給曾國藩，曾國藩認為此人有才，委任為營官。不久，知其險詐，立即革退，並在大門上懸示這樣幾個大字：此吾無知人之明，可憾可愧。
由於曾國藩對人才問題的高度重視，並且在人才的選拔、培養、使用上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因此他的幕府人才“盛極一時”。容閎回憶說：“一時各處軍官聚於曾文正之大營者，不下二百人……曾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補之官員、懷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學、天文、機器等專門家無不畢集。”薛福成把這些人才分為四大類型。第一類是為曾國藩“治軍事、涉危難、遇事讚劃者”，這有李鴻章、郭嵩燾、劉蓉、李元度、何應祺、鄧輔綸、李鴻裔、錢應溥、陳鼐、許振礻韋、向師棣、黎庶昌、吳汝綸等。第二類是以經事從曾國藩“邂逅入幕，或驟至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這有左宗棠、彭玉麟、李雲麟、羅萱、李鶴章、李瀚章、陳蘭彬、李榕、王定安、陳士傑等。第三類是因學問淵博而在幕府中做賓客，平時諷諫建議，來往沒有規律或是招納到書局，並沒有具體委以公職的人，這有吳敏樹、吳嘉賓、張裕釗、俞樾、羅汝懷、夏燮、王□運、曹耀湘、趙烈文、錢泰吉、方宗誠、李善蘭、汪士鐸、華蘅芳、徐壽、戴望等。第四類是“凡刑名、錢穀、鹽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諸大端或以專家成名，下逮一藝一能，各效所長者”，還有馮光、程國熙、陳文坦、洪汝奎、劉世墀、何源等。薛福成僅錄了八十三人，不能代表幕府實況，實際上幕僚達四百人以上。重要的如年輕的工程技術專家徐建寅，為曾國藩籌辦軍械工業組織並帶領第一批官費留學生出國的容閎，以及薛福成本人都未包括在內。這些幕府人物不少在當時就享有盛譽，有的在後來卓有成就。如李善蘭、華蘅芳、徐壽是當時著名的自然科學家。俞樾、戴望是著名的經學家。左宗棠是傑出的軍事家，後來在捍衛領土完整、維護民族統一方麵作出了重大貢獻。郭嵩燾後來則成為中國首任駐外公使。薛福成曾出使英、法、意、比四國。郭氏與薛氏都是從洋務派分化出來的我國早期改良主義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