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雖以湘軍起家，其幕府中湖南人與江蘇人之多，幾乎相等，而安徽、浙江人也不少，足見他並無狹隘的地域觀念。
由曾國藩幕府的盛況而推斷其他督撫幕府，如胡林翼、駱秉章等，雖略遜色，但亦人才輩出。察微知顯，清代地方政治權力機製確已發生變化，似屬無疑。
曾國藩幕府的人物，論出身，自布衣、秀才、舉人、進士以至翰林、均為座上之客，無所區別；論幕中活動，自文牘而將兵，由道學而科學，無所不能，無所不包；論出幕後功名，自牧令以至大學士，各遂其誌，各適其所。所以幕府在治事上的影響，已不可等閑視之。
就曾國藩幕府而言，其下有文武百官，取厘金以為度支，練湘軍以為實力，集用人、財政、軍事大權於一身，又據有天下財賦之地，人文薈萃之區。所以其幕府無異漢人朝廷。此種外重之勢，一旦形成，督撫自必穩操黜陟之柄。
同時，曾國藩同幕僚之間也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幕僚們助曾國藩功成名就，曾國藩使幕僚們升官發財，多年來，幕僚們為曾國藩出謀劃策、籌辦糧餉、辦理文案、處理軍務、辦理善後、興辦軍工科技等等，真是出盡了力，效盡了勞。可以說，曾國藩每走一步，每辦一事，都離不開幕僚的支持和幫助。即如鎮壓太平天國一事，他之所以獲得成功，並非靠他一人之力，而是依靠一支有組織的力量，其中他的幕僚尤占有一定比重，起了相當大的作用。西漢初的劉邦在向諸將解釋為何張良足不出戶而封賞最高時，曾把戰爭比為狩獵，以獵人喻張良，以獵犬喻諸將，稱指示之功勝於奔走之勞，諸將為之悅服。而在安慶、江寧兩役中，曾國藩的幕僚則不僅有指示之功，猶有籌餉之勞，可謂功兼張（良）、蕭（何）。自鹹豐十年（1860）六月至同治三年（1864）六月，四年之中曾國藩報銷軍費一千六百多萬兩。其中絕大多數來自厘金與鹽稅。這筆巨款主要靠幕僚籌集，沒有它湘軍早已饑潰，何成功之有？曾國藩所謂功勞的排名幕僚絕對不次於前線英勇善戰的將領，絕非誇大之話。至於曾國藩刊行《王船山遺書》和《幾何原本》等重要書籍，引進西方科學技術、興辦軍事工業等，更是離不開幕僚的努力。否則，他很難掙得洋務派首領的地位。
應變識人同樣也是曾國藩變術的一環，在他看來，身處官場，不能識人辨人，為奸佞無能者所蒙蔽，隻看到人的表麵現象，而看不到人的本質，而知錯人，用錯人，必將惹出禍亂，於人於己都會禍害非淺。曾國藩以其獨到的相人之術，明辨英才，並予以擇取，是其變術的精典手段。譬如曾國藩擇劉蓉、交郭嵩燾，網羅人才、交賢結哲，翔實幕府，都是他立足變幻官場的強援支柱，這也是曾國藩的擇人變術，因人而異，人皆英才，何愁仕途不暢。
§§§73.求友必須要“專”
曾國藩為人拙誠，語言遲訥，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自稱“今亮”，語言尖銳，鋒芒畢露。左宗棠屢試不中，科場失意，蟄居鄉間，半耕半讀。鹹豐二年（1852），已四十一歲，才由一個鄉村塾師佐於湖南巡撫張亮基。鹹豐四年（1854）三月又入湖南巡撫駱秉章幕，共達六年之久。曾、左雖非同僚，卻同在湖南，常有齟齬。傳說，曾國藩見左宗棠為如夫人洗腳，笑著說：“替如夫人洗足。”左立即諷刺說：“賜同進士出身。”有次，曾幽默地對左說：“季子才高，與吾意見常相左。”把“左季高”三字巧妙地嵌了進去。左也絕不示弱，說，“藩侯當國，問他經濟又何曾！”語涉鄙夷。這些傳之甚廣的言談，或為後代文人編造之辭，不足為信，但簡單的對話，確實反映了左宗棠個性的桀驁。
《孫子兵法》認為知己知彼，知天知地，才能形成無窮的力量。這就是所謂“無窮而已”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