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培英的出現絕非偶然，他同眾多英雄模範一樣，是黨和人民辛勤培育的結果。他生在舊中國，長在新社會，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傳統教育是他成長的精神食糧，八九十年代的改革開放使他視野更加開闊。而最主要的是他堅持不斷地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武裝頭腦，樹立了革命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從而使年長一代的樸實與勤懇和年青一代的追求與創造在他身上得到較為完美的體現。他用實際行動證明了一個人要認識自己，絕不是通過思考，而是通過實踐；證明了一個人如果不過高地估計自己，他就會比他自己估計的要高得多的道理，而這也正是對我們每個普通人的最大啟迪。
在我國經濟轉軌時期，應該說絕大多數黨員幹部都能夠顧全大局，緊緊團結在以江澤民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為新體製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但是也應該看到，還有一些黨員幹部以個人的是非利害為標準，他們或者大利大幹、小利小幹、無利不幹；或者畏難不前，等政策、靠領導、要條件、怨天尤人；甚或貪贓枉法、腐敗墮落，成為千古罪人。改革開放越深入，出現在我們麵前的新問題就會越多，就越需要講政治，越需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越需要科學和膽識，越需要更多的張培英式的好人、好黨員、好幹部。
張培英的出現，不僅是一代“老知青”和金融戰線的光榮和驕傲，也是我們民族的光榮與驕傲。相信通過開展向張培英同誌學習的活動，會湧現出千千萬萬個張培英，和我們一道去搞好金融工作的“四講一服務”，搞好兩個文明建設，並激勵農行員工更加堅定信念，為實現二十一世紀的宏偉藍圖而努力奮鬥！
（1996年5月6日《中國城鄉金融報》一版頭題，這是為消息“農行黨組決定：開展向張培英學習的活動”配發的社論，兩稿均由本人撰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