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和綠色小城鎮有什麼關係呢？仍然以甘孜藏族自治州為例。這裏平均海拔3305米，環境人口容量極其有限，生態環境惡化，部分地區甚至不具備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2003年該州人均純收入不足625元的絕對貧困人口，占全州農牧民總人口的63% 9。
綠色小城鎮，說穿了就是要由各級政府籌集資金，在這些不適應人類生存、需要對自然生態實行保護性恢複的地方，主動實施移民戰略。通過城鎮化來吸引和安置生活在貧困線上的廣大人口，徹底改變他們的生產方式和謀生手段，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同時，退耕還林，尊重大自然的自我恢複能力。這種做法也叫生態移民。
在我國，尤其是西部地區，類似於這樣的情形很多很多。試想，如果這些地區通過生態移民、綠化小城鎮，既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又保護了自然環境，對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的作用該有多大？
正因如此，中共十六大報告明確指出，西部開發要以生態優化為前提、基礎設施為重點，爭取10年內取得突破性進展，可謂切中要害。
政績考核，應當要有環保指標
綠色發展觀的形成，除了主觀意誌外，客觀上需要有監督、考核措施。通過監督、考核，讓它成為各行各業尤其是政府官員的自覺行動。因此，在政績考核中，應當要有環保指標。
經濟靠市場，環保靠政府
“經濟靠市場，環保靠政府”，這是西方國家實行市場經濟以來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可遺憾的是，在我們的許多地方，這個結論被顛倒了過來。所以，政府部門要堅決轉變管理職能，轉變發展模式，堅定地走汙染少、效益高的新型發展模式，進一步調整產業結構。
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按科學發展觀來考核政府官員。既然《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自始至終貫穿著科學發展觀的紅線，那麼，堅持以科學發展觀即綠色發展觀來統帥、考核各級政府官員，就是一件理所應當的事。
更何況，如今考核官員的環保責任已經成為國際趨勢。2002年在南非召開的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上，就強調了要建立各級政府的“環境保護問責製”。官員們口口聲聲要與國際慣例接軌，這不是一個與國際慣例接軌的最佳理由嗎？
政績考核的環保標準
各級官員的選拔任用標準，曆來強調德、能、勤、績、廉。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政府官員“工作實績”的主要考核標準，應當包括就業率、最低生活保障率、基尼係數、環境保護率、資源利用率等，以及公眾環境質量評價、空氣質量變化、飲用水質量變化、森林覆蓋增長率、環保投資增減率、群眾性環境訴求事件發生數量等指標，還應當包括當地政府對中央政府各項環保法規政策的落實情況。
總之，一定要將環境成本從經濟增長數值中扣除，形成更全麵、更準確的政績考核標準；同時，要把它與政府官員的任免密切掛鉤 10。
究其原因在於，單純的GDP指標，會使人產生這樣的誤解，似乎GDP增長就是執政黨合法性和穩定性的唯一來源，這是不科學的。因為經濟活動並不完全由政治支配，因此，政黨不該成為所有經濟後果的責任承擔者。執政的根本合法性，在於保障人民有一個良好安全的社會秩序，有一個發揮自己能力的空間。
更何況，從綠色發展觀看，環境權益是人民生存權的重要部分。我國既然已經將環境保護列為基本國策，保護環境理所應當是各級政府管理者的職責，破壞環境就等同於違法犯罪。
完善政績考核機製
政績考核標準的落實，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機製，其中最關鍵的是形成有效的民主監督機製。
中央有關部門分別於1999年、2002年和2003年，會同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為將環保指標納入政府官員考核體係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
環境保護是公共事物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關係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和身心健康。因此，讓人民群眾知道、監督、參與那些關係自己切身利益的環境信息與公共項目，評價、監督、了解那些執行公共項目的各級管理者，就變得非常重要。
可以這麼說，社會評議是完善官員政績考核機製、樹立綠色發展觀的不二法寶。
1 《萬市割舍汙染項目，環保成為招商引資第一前置條件》，2004年6月23日中國環境報。
2 新華社評論員：《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該終結了》，2005年10月18日新華社。
3 張玉玲：《科學發展觀實踐2005年：中國發展的曆史新起點——科學發展觀的生動實踐係列述評之一》，2005年12月2日光明日報。
4 同前。
5 《汪恕誠：再談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兼論大壩與生態》，2004年5月13日中國水利報。
6 《起步是最早，建設求最好》，2004年4月8日中國環境報。
7 姬業成：《關於小城鎮建設的冷思考》，2004年4月5日農民日報。
8 同前。
9 龔益：《城鎮化：西部生態移民的必由之路》，2004年7月8日中國建設報。
10 潘嶽：《環保指標與官員政績考核》，2004年4月26日中國環境報。